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两岸同胞要开展经济大合作”，“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以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我们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须在“海峡经济区”内（包括台湾和海峡西岸地区）实现政策协调、资源整合、产业对接，作为全面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先行试点，积累经验，稳步推进。

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两岸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海峡两岸特别是台湾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的结构性调整压力。全面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势在必行。

近年来，台盟中央通过政协这个建言献策的平台，围绕海峡西岸地区的建设情况提出了很多意见建议，为政府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参考。2008年，我们又围绕如何以海峡西岸为衔接区，进一步促进台湾与祖国大陆融合这一课题，开展了深入的考察调研，并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有关专家学者及台胞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从促进海峡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角度，台盟中央提出了构建“海峡经济区”的战略设想。

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两岸协商做好“海峡经济区”发展的长远规划。建议在国务院台湾事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推动两岸通过某种适当渠道，就构建“海峡经济区”全面经济合作机制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共同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协调衔接，引导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二是加强“海峡经济区”的重大项目建设。探索设立“海峡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为境内外资金支持“海峡经济区”建设搭建平台和桥梁，解决重大项目建设融资问题，支持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进一步打通海峡西岸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内陆腹地的联络通道，扩大“海峡经济区”的辐射带动范围。比如，尽快建成南平、三明、龙岩间的铁路线，打通广州到杭州的交通动脉。

三是在“海峡经济区”试行更加宽松灵活的两岸经济整合政策。对台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一视同仁，对在海峡西岸的台商投资企业，适当放宽台资投资的股比构成，允许除法律法规禁止之外、不涉及国家产业安全的各类台商投资项目落地；鼓励海峡西岸优质的企业赴东岸投资，加强与东岸企业的合作，共同参与台湾经济建设；在“海峡经济区”内试点建立两岸金融业监管合作机制和货币清算机制；建立两岸区域性经贸协调机构，就投资者权益保障、经贸纠纷调解及仲裁、知识产权保护、避免双重课税等问题，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区域性协定等。

四是打造“海峡经济区”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把海峡西岸产业发展布局与东岸台湾的产业布局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两岸产业对接和互动发展，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海峡经济区”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海洋和港口是带动“海峡经济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战略资源，应充分利用台湾海峡这一黄金水道和遍布两岸的多个天然深水良港，在“海峡经济区”内着力发展临海、临港型产业，开展两岸物流业、港口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加强海峡两岸诸港口的分工协作，逐步形成功能明确、协调有序的大型国际一流港口群，为两岸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构建“海峡经济区”，不仅能为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进行有益的探索，而且能够通过东西岸更加紧密的衔接，使更多台湾民众亲身参与两岸经济融合并分享由此带来的机遇，不断增进深化合作的共识，形成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杜青林:

现在请甄贞委员作大会发言，请李冬玉委员准备。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

我发言的题目是《实行分类管理促进法官检察官队伍建设》。

甄贞:

2008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为了解我国法官、检察官队伍建设情况，赴北京、内蒙古、辽宁、江苏等省（区、市）开展专题调研。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法官189413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65.1%，研究生以上学历占3.29%；全国共有检察官139132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65.1%，研究生以上学历占4.24%，学历层次大幅度提高，专业结构显著优化，梯次结构日趋合理，队伍管理不断向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成绩喜人。

但也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官、检察官准入制度不够健全。招录人员的渠道较为狭窄，没有统一的符合司法工作特点的招录人员标准，法院、检察院没有完全的进人自主权，招录的高素质人才分布不够平衡。二是法官、检察官人力资源配置不尽科学。由于法院、检察院编制是由地方人事、组织、财政部门统一调控，留编不分、空编不用、编制混用等情况大量存在，案多人少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流动人口多，而法院、检察院编制仍按常住人口比例确定，矛盾尤为突出。200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8426032件，比1995年的6213479件上升了35.61%，经济发达地区案件增加数量更加迅猛，但法官编制与1995年相比没有太大调整。

三是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法官、检察官职业素质要求高，任职条件要求严，但工资福利及职务保障却实行与公务员统一的标准，高要求与低保障形成的矛盾十分突出，造成司法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很多地方采取“一刀切”的退休政策，致使一大批年龄在50岁左右的优秀法官、检察官提前离岗或变相退休。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流失近20000人，其中法官（包括助审员）约15000人。四是法官、检察官培训、考核、监督机制缺乏力度。基层法院、检察院培训办案人员受经费限制，培训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在考核内容、标准、程序上与一般公务员考核没有太大差别，与法官、检察官职业特点不相适应。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打破法院、检察院目前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实行法官、检察官及辅助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将法院、检察院内部人员按分工划分为法官（检察官）、辅助人员、行政人员三大类，按照审判或检察工作需求、工作内容、工作量大小、能力要求等指标定编、定岗、定责、定比例，因事设职，实行不同的准入制度，制定不同的考核制度和职务职级晋升办法，对法官、检察官实行不同于普通公务员、符合司法工作规律和法律职业特点，职业明确、职责清晰、管理规范、保障到位的单独序列管理制度。

实行法官、检察官及辅助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符合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有利于加快高素质和专业化的法官、检察官队伍建设；有利于法官、检察官及其辅助人员各司其职，整合司法人才资源，提高司法工作效率；有利于促进法官和检察官选任、培训、考核、职业保障等管理机制的建设。

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法官、检察官及其辅助人员分类管理问题，制定具体方案，并在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问题。重点是将法官、检察官的管理与行政职级职务脱钩，制定工资、福利、考核、晋升、激励、惩戒、退出等办法，与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法官、检察官职务等级相关联，并完善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程序、拓宽来源渠道，适当延长法官、检察官退休年龄。

实行分类管理以后，对法官、检察官建立单独的中央统筹的工资福利保障体系，适当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津贴和福利待遇标准，建立人身和权益安全保障机制，缩小法官、检察官薪酬地区差异、上下级院差异，稳定司法队伍。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则由省一级和地方编办统筹管理，地方财政负担，实行与本地区同等条件人员相同的工资和福利保障标准，有利于加强法院、检察院机关行政人员与其他单位的交流。为使改革工作顺利开展，建议先行试点，积累和总结经验后，制定统一的实施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在当前分类管理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可考虑参照警察管理办法，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

杜青林:

现在请李冬玉委员作大会发言，请包俊臣、王占委员准备。

民建陕西省主委，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冬玉:

我发言的题目是《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李冬玉: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缩小征地范围。农民可参与开发经营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非公益性项目用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决定》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确定了方向。我国是由中央、省两级政府对农用地转用和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进行审批管理。60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使约2亿亩耕地从农用地变为建设用地，从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现行的征地制度在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现行征地制度下存在的突出问题。（一）征地范围无限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势头难遏制。非农建设占用集体土地一般都经过征收，法律规定征收应是公共利益需要，但法规和政策对“公共利益”无具体界定，实际管理中用地者多申请征收。土地农转非的增值以及融资、保值增值的作用，刺激了用地者多用地的冲动，也使得建设占用耕地增长过快的势头难以遏制。2002年至2007年全国耕地净减少6300万亩，其中70%以上为非农建设占用。

（二）被征土地收益分配使农民缺乏保护耕地的动力。尽管近年土地增值收益管理日趋严格，但地方政府支配大部分增值收益的格局没有变，土地使用者获得了土地增值的相当部分。由于农地所有者不能从农地发展权中受益，土地非农使用的决策权、分配权都难以体现他们的权益，他们不能从保护耕地中受益，也就失去了保护耕地的动力。

（三）征用土地低成本导致建设用地利用不集约。建设用地市场的垄断使用地者以较低成本用地，从而导致土地利用不集约。如我国人均城市用地已高达130多平方米，高于发达国家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833平方米的水平。有的机场起飞降落航班很少，许多新建成的道路运力大大富余，一些港口吞吐量只有设计量的1/10—1/20。由于集体土地不能入市，集体建设用地浪费也惊人。据统计，2004年全国村庄用地2.48亿亩，人均村民用地高达218平方米。

（四）规避征地的违法用地现象屡禁不止。据北京市集体土地产权调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含宅基地）80%以上属于违法用地。农民采用“以租代征”和“小产权房”形式，在不经过征地审批的情况下，向开发商或市民提供土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土地使用者规避了土地审批，市民用可承受的支出圆了住房梦，形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利用征地制度获得土地利益，农民、市民规避征地制度扩大土地权利的现状。

（五）大量征地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和社会管理风险。现行的征地制度使我国的土地管理成为世界上最繁琐、最棘手、成本最高的管理，造成目前征地中矛盾多、批地中关注多、供地中关系多、用地中问题多，引发了社会的不安定，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风险。这种状况如不能尽快得到扭转，必将产生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

二、改革现行征地制度的建议。（一）制定缩小征地范围的政策措施。鉴于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公共利益”被扩大和滥用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在现行《划拨用地目录》基础上，尽快制定《征收、征用土地目录》，从源头上加以控制，严格使用国家征地权限，确保征收征用土地为“公共利益”需要。

（二）强化利用规划、计划在土地管理中的作用。无论是“公共利益”征收的土地还是非公共利益使用的土地都要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以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三）尽快完善征地程序等相关法律法规。建议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中与《决定》精神不符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扩大土地所有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建立征地争议仲裁机制，由仲裁机构受理征地纠纷。

（四）做好征地制度改革的配套工作。一是加快集体土地登记发证工作。所有权证和使用权证都应尽可能发到最基层单位（如村民小组），使集体土地权属尽可能具体、明确。二是完善集体建设用地的他项权利。应允许在征得所有权人同意和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设置抵押权。这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平等保护两种所有制土地的重要工作。三是做好非“公共利益”用地的供地试点。对城镇建设用地范围以外的非“公共利益”用地，出让方式、出让价格、出让年限等都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加以规范。

杜青林:

现在请包俊臣委员作大会发言，请王孝询委员准备。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包俊臣:

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将草原保护和建设确立为我国基本国策的建议》。

包俊臣:

一、要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统筹草原建设。我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1.7%，超过耕地与森林面积总和，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草原保护、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但不容回避的是，草原生态总体上不断恶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局部好转、整体扩大”的状况仍未改变。我们对草原保护和建设的现状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和把握，对治理荒漠化的成效不能估计过高，对目前保护和建设草原的总体形势不能盲目乐观。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90%的天然草原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而且每年还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展。草原保护和建设问题不仅成为草原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且成为国家生态安全的薄弱环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加快各民族全面发展进步、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来认识草原保护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像重视粮食安全一样重视草原生态安全，像保护基本农田一样保护基本草原，像建设林业一样建设草业。建议将草原保护和建设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尽快研究制定推进草原保护建设规划，明确政策措施，统一指导实施。

二、要着力提高全社会保护建设草原的认识。保护和建设草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选择。草原是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减少灾害、净化空气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草原植被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植被，占西部地区绿色植被总面积的79%，以其特有的耐旱、耐寒、耐盐碱、耐土地瘠薄等特性，为中华大地筑起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保护建设草原对于维护国家的生态安全，改善人居条件，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保护和建设草原是减轻粮食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保护建设草原可以大幅度增加畜产品的供给，减轻对粮食的依赖，改善人们的食品结构。据测算，我国牛羊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比重若能达到50%的水平，则可节约粮食1亿吨以上，相当于200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0%。全国草食家畜肉类的比重每提高5个百分点，可节约粮食约1400万吨，相当于0.44亿亩耕地的粮食产量。保护建设草原还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培养地力，节约耕地，促进粮食增产，有效解决增加粮食产量与保护环境的矛盾。

保护和建设草原是加快草原地区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我国天然草原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西部12省区草原面积约占全国草原面积的84%。目前有70%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60%以上的贫困人口、70%以上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0%以上的老区县均在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因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成为我国建设新农村的难点。加强草原的保护建设，有利于草原地区加快发展，对于巩固边疆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为重要。

三、要进一步完善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相关政策措施。1.切实将草原地区发展纳入农业改革发展总体布局。建议国家制定和完善惠及农区和牧区的大农业政策，像重视农区一样重视草原牧区，像支持种粮一样支持草原保护建设。应合理划定开发草原的“红线”，明确保护、禁止开发利用的草原区域，实行严格的草原保护措施；应将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扩大到草原牧区；加快实施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进一步加大以水利为重点的草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草原地区发展后劲。2.将减少草原人畜压力作为一项战略措施。人口和牲畜不断增加、掠夺式开发利用是草原生态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建议把减少草原人畜压力作为战略措施加以推进。国家应鼓励、引导和支持相关地区加快牲畜舍饲、半舍饲步伐，按照“适度收缩、相对集中”的成功范例，大力度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和退牧、轮牧、休牧制度。

3.建立健全促进草原发展的保障体系。应根据《草原法》的要求，加快制定和完善草原保护和建设的配套法规，建立健全草原监理执法体系，切实提高草原灾害防控能力，完善重大灾害响应机制，加强草原保护建设的科技支持，运用综合措施尽快改善草原生态环境。4.形成草原建设的多元投入机制。国家应进一步增加草原建设项目，继续加大投入，退牧还草工程应覆盖到全国所有草原，抓紧实施草原生态建设水资源保障工程建设规划，全民动员治理沙漠，大力发展沙草产业，扩大风沙源治理区，积极实施草原飞播、灭鼠、灭虫等工作，使广袤草原焕发生机，实现永续利用。

杜青林:

现在请王孝询委员作大会发言，请卫小春委员准备。

致公党中央常委、重庆市主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王孝询:

我发言的题目是《城乡统筹必须高度重视中心镇的带动作用》。

王孝询: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7年初，致公党中央到成都调研，推动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立。2008年，致公党中央又在重庆召开“中国发展论坛2008—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研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通过调研，我们认为，中心镇是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的一个重要节点。加快中心镇的建设和发展，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要实现城乡统筹，必须高度重视中心镇的带动作用。近年来，各地中心镇的建设和发展有了较大变化，但仍存在诸如规划落后、资源整合差，设施落后、管理水平差，产业落后、就业程度差，配套落后、公共服务差，科技落后、实用人才差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对中心镇的带动作用，在思想上认识不深、重视不够；二是在发展过程中对中心镇的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不配套；三是城乡之间要素资源的传递断档缺失。

为此建议：一、更新观念，积极探索加快中心镇建设新路子。要加深对中心镇在城乡统筹中地位、作用的认识。赋予中心镇更多的先行先试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按照“权力下放、税费超收分成、规费全留、班子强配”的原则推动中心镇加快发展；鼓励省（市）、县机关干部到中心镇任职。

二、加强中心镇的规划、建设、管理。目前，很多省（市）中心镇的规划基本按城市规划编制的“常规”编制，没有体现城乡一体的观念。有的省（市）由多个部门分头抓中心镇的发展，降低了政策扶持的成效。建议由政府建设管理部门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其他职能部门参与决策制定并进行分类指导，形成推进中心镇发展的强大合力。向中心镇“扩权强镇”，对中心镇应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则放”的原则，赋予中心镇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赋予其执法权，提高中心镇管理水平。由政府的建设管理部门牵头，规划、国土等部门对中心镇的规划进行调整和修编，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现中心镇规划全覆盖。

三、整合城乡资源，切实加大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建立和完善对中心镇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在省（市）级征收的配套费、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维护费中，加大切块比例，每年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省（市）县两级政府向中心镇投入逐年增长的财政保障机制，增长比例不低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水平；加快中心镇土地制度改革，鼓励中心镇建立土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置换机制。允许中心镇自行实施土地占补平衡。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居民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机制，允许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化。

四、增强中心镇集聚功能，加大中心镇的产业扶持力度。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强化配套功能，指导中心镇挖掘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品牌，形成产业链。采取扶持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向中心镇集中。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制定进入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的政策，完善诸如税费减免、资金扶助、土地使用、融资担保等帮扶政策和服务措施，吸引更多的人到创业园创业。

五、提升中心镇服务功能，大力发展中心镇的社会事业。加强中心镇社会事业发展布局，将中心镇周边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等社会事业内容纳入中心镇建设与发展规划统筹考虑，构筑城乡一体、重点面向农村的社会事业体系。

六、积极引导人才和人口向中心镇集聚。以中心镇为重点开展职业教育和科技普及工作，为发展特色产业和现代化农业提供人才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引导人才返乡创业，制定“以宅基地换住房、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积极引导返乡农民落户中心镇。对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村居民，实行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对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并在中心镇购买商品房的，可由所在中心镇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鼓励农户向中心镇集中。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行按居住地登记的户籍制度。

杜青林:

现在请卫小春委员作大会发言，请温思美委员准备。

民进山西省主委、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卫小春:

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健全我国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的建议》。

卫小春:

近年来，国家为促进资源型地区的科学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资源型地区环境生态恶化、劳资关系紧张、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私挖滥采和矿难在一些地方屡治不止，令人揪心和痛心。据统计，我国百万吨产煤死亡率是印度的10倍，俄罗斯的12倍，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我国的煤炭回采率平均只有30%，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一半。这不仅毁坏了资源，破坏了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严重影响着资源型地区乃至国家的形象。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打击私挖滥采、治理矿难等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严厉的，包括从经济赔偿到关井停产、从行政处分到刑事处罚等，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根源，我认为，根本在于矿产资源的物权属性定位不准，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但《矿产资源法》只明确“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没有将矿产资源本身确定为有价值的商品，致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形同虚设。矿主采挖矿产资源，向政府缴纳一定税费后，销售的所有收入均归自己所有，没有体现国家所有权中的收益权。而且，矿主通过有偿取得的只是探矿和采矿的使用权，没有有偿取得矿产资源的占有权，矿主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不密切。因此，不少矿主特别是小矿主“能挖一天算一天”，为了多挖一天，就四处寻找“保护伞”，很少把巨额收入用于安全生产、改善劳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矿产资源非人类劳动所创造，虽不具有价值，但具有价格，其价格高低取决于自身的效用大小和供需状况。矿产资源是具有价格的物，具有商品属性，存在所有权、使用权和流通性。矿产资源不同于土地资源，土地资源可以重复利用，而矿产资源不可再生。土地资源可以作为用益物权实行有期限的出让、转让和出租，但矿产资源只能一次性出让和转让。因此，“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设计是不科学的。

我建议：一、实现资源管理型向资产管理型制度的转变。一是在明确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的前提下，通过一级市场由政府公开招标出让探明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改变目前矿主为申请人与矿产资源主管部门（代表国家所有权人）两者之间的申请、审批、登记、发证等关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申请人仅缴纳相关费用的现状。二是开放矿产资源交易的二级市场。事实上，现在乡镇级矿的产权私下交易很频繁，90%以上的乡镇矿登记产权与实际不符。应建立矿产资源运行的市场机制，使矿产资源能够根据其内在价格自由出让和转让。政府主要对矿产资源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无须过多地在有形市场中运作。

二、构建和完善矿业权和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在矿产资源变为资产的前提下，把探矿作为国家责任，所需费用从国家出让矿产资源的收入中补偿；在法律中设定采矿权，作为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行政管理监督手段。用“矿产资源有偿出让”替代“探矿权和采矿权有偿取得”。

三、明确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的义务，维护国家资源所有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应明确矿产资源所有权人应当履行的保护环境和矿产资源、安全生产等义务及其应达到的标准，并作出在技术上能够量化、在监督中便于操作的具体规定。可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以标准合同的形式在矿产资源所有权上设定政府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和节约资源的权利，并规定随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转让一并转让给下一个受让人，减少矿产资源所有权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进行逆向选择的动机，控制道德风险和矿产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使矿产资源所有权成为“绿色物权”，确保“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得到落实。

杜青林:

现在请温思美委员作大会发言，请孙永福委员准备。

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

我发言的题目是《提高农民教育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温思美:

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建设和谐农村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农民充分就业、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教育培训体系初步形成，工作机制和运行模式有了改善，“绿色证书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重大专项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但是，我国农民整体上科技文化素质仍然明显偏低。根据农业部调查，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7.8年，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小学文化程度占25.8%，初中文化程度占49.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2007年上半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劳务培训的只占19.7%，大多数农民都缺乏一技之长。农民教育和培训仍然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我们建议：1.深化认识，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建设任务来抓。不仅要开展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水平和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发展现代农业，让农民当好农民；也要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转业就业能力，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长期稳定就业，让农民不再当农民。这既关系到农民本身的福祉，也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所以，我们在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同时，还要加上“提高”二字，既要关注农民的民生，也要开启农民的民智；既要强化农民的生存权，也要更为充分地赋予农民的发展权。为此，应尽快制订全面的农民培训规划和实施方案。

2.加大投入，增加对农民教育培训的财政支持力度。这不仅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需要，而且相对于农民的生产补贴和收入补贴，更能促进结构性的变化，实现投入的收益最大化。具体而言，新增投入应主要用于：一是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要加强县及县以下农民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天网、地网和人网三网合一的公共服务平台，及时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农村；二是提高从事农民教育培训人员的待遇，激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基层为农民服务；三是对接受培训教育的农民给予补贴，鼓励农民自觉接受培训，尤其要鼓励农民参加绿色证书培训。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的增长幅度应不低于教育经费整体增长幅度。应将那些不离土、不离乡、不离岗农民参加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纳入国家助学政策体系。

3.完善体系，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其重点是，依托县级职教中心、乡镇成人教育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普通中学构建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重点建设县级职教中心的同时，出台政策解决乡镇成人教育无人管事和无钱办事的难题；可以考虑整合乡镇农技部门、成人教育学校、乡镇文化站和农民科技书屋，成立乡镇科教文化中心。

4.整合渠道，加快农民教育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电话、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发挥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作用，形成现代信息网络与常规媒体优势互补的农村信息服务网络，把农民需要的新技术、新品种、新信息及时转化为农民看得见、学得会、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图书、音像等多种形式的教学媒体资源。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体系为依托，加强现代农民远程教育及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基层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

5.应对危机，及时组织返乡农民工培训。鉴于当前农民就业形势的变化，要在继续组织实施已有培训工程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工作。调查发现，他们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现代种养业等实用致富技术和就业技能提升两个方面，有关部门要与已有培训工程衔接，精心安排和组织实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今年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中，要增加相应的经费。

6.加强引导，促进农民教育投入机制多元化。要出台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个人、社会力量关心、资助和参与农民教育培训，弥补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努力形成农民教育培训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杜青林:

现在请孙永福委员作大会发言，请张维庆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原副部长、中国工中共程院院士孙永福:

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我国重大灾害应急机制建设的建议》。

孙永福:

2008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就“我国重大灾害应急机制建设情况”赴湖南、贵州、四川三省进行视察。视察团深入相关市、县、乡镇、企业、学校，了解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制定与管理、应急工作体制与机制建设等情况，现场调查了湘黔两省受冰冻灾害影响的地区和单位，实地察看了汶川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都江堰、北川、绵阳等地的受灾及灾后恢复重建情况，并同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换了意见。

通过视察，常委们认为，湖南、贵州、四川三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把重大灾害应急体制机制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应急预案管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发现，我国目前在重大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方面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应急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滞后；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亟待加强；应急物资保障能力有待提高；日常宣传教育和社会参与不够普遍。

为此，我们建议：一、成立国家应急管理委员会。国家应急管理委员会由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组成，统一领导全国应急管理。组建部级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应急管理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和实施《应对法》的执法主体。

二、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和突发事件应对基金。除严格按照预算确保当年应急处置经费在财政预算中足额列支外，应设立政府突发事件应对基金，实行逐年滚动发展，以提高各级政府应急经费保障能力，以及突发事件发生后对于应急过程中政府预算外费用和社会各方公共支出成本的财政补偿能力。同时，逐步建立针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政策性保险制度。

三、建立完善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明确应急物资管理的行政主体，建立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应急物资保障综合协调机制。在重大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增设若干应急物资保障基地。建立物资储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物资储备、运输、调剂的科学化、规范化。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过程中峰值需求大、储备条件要求高、生产工艺条件特殊的应急物资，要建立生产能力储备机制。

四、建设综合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议把公安消防队伍建设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综合性专业化应急救援队伍。充分发挥医疗卫生、矿山救护、交通救援、防核辐射等专业技术队伍的作用。充分利用人民防空等应急资源。

五、尽快出台《应对法》实施细则或条例。同时，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形成完备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为重大灾害应急和处置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六、将5月12日确定为“国家防灾日”。把应急管理和公共安全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高社区、农村居民防灾自救能力。出版各级各类应急知识宣传读本，向群众免费发放。加强对各级公务员队伍的应急管理培训，提高他们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杜青林:

现在请张维庆委员作大会发言，请巴桑顿珠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

我代表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发言，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张维庆: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事关国家科学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局。党中央始终关注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预言，海南这个地方发展起来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江泽民同志要求海南干部群众争创改革发展的新优势；胡锦涛同志要求海南把旅游业办成支柱产业，更好地发挥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将海南建成国际旅游岛，是基于中央的战略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4月视察海南时明确指出，海南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旅游业国际化程度”。全国政协把“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作为一个重点调研题目，在孙家正副主席率领下，由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国务院15个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题调研考察团，于去年9月下旬赴海南调研。通过研究和分析论证，一致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是科学发展的大思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手笔，是特区建设的新宏图，关系到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全局。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已经具备各种条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认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是切实可行的。一是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海南地处热带，气候温和，是发展旅游特别是冬季旅游的最佳地方。二是有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海南拥有美丽的热带动植物和热带雨林，环岛海岸有大量可开发的旅游储备资源。三是有一流的度假设施。四是有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三亚、海口国际机场开通了100多条国际、国内航线。五是有特殊的政策优势。海南是全国唯一的全省范围的经济特区。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授予海南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优惠政策。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体现了“两个市场”、“两个开放”的根本要求。我们建议：中央适度给海南放权，鼓励海南先行先试，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摆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列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国家在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时，给予海南特殊的政策。

同时建议，借鉴国际著名岛屿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赋予海南相应的旅游开发开放政策。主要包括：1.赋予更加开放便利的出入境政策。2.赋予优惠的旅游购物政策。试行对国人实行限次限量购买免税商品的政策。3.赋予更加开放的航权政策。在开放第三、第四、第五航权试点基础上给予“南边开口、北边开放”的航路政策。4.赋予更加开放的海洋旅游政策。进一步开放国际邮轮航线。5.赋予更加灵活的融资政策。允许海南以公开募集的方式发行旅游产业发展基金。6.赋予更加开放的旅游相关产业发展政策。

美丽的海南岛，长夏无冬，阳光明媚，碧波万顷。从椰城海口走东线经琼海，走中线经文昌、通什、五指山，走西线经洋浦，直至美丽三亚，到处郁郁葱葱，到处莺歌燕舞。据世界环保组织监测，海南特别是三亚地区的大气质量位居世界前列。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考察海南后，赞誉这里的美丽“远远超出了想象”，“将成为世界上最理想的旅游目的地”。如果能够给予海南足够的支持，那么，一颗祖国的天然绿宝石将更加璀璨夺目，一个像哈瓦那、夏威夷等国际旅游胜地一样美丽的热带宝岛，将真正成为我国13亿人民的大花园，成为全世界人民神往的地方。

杜青林:

现在请巴桑顿珠委员作大会发言，请李佳鸣委员准备。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巴桑顿珠:

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推进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几点建议》。

巴桑顿珠:

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倍加重视西藏工作，确立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在党的西藏工作历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西藏各族人民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短短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中，切身感受到中央的特殊关怀、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深刻认识到只有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会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民主改革50周年，是喜迎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第一年。坚定不移贯彻党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做好西藏的发展稳定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为此，我提三点建议：一、加大科技援藏力度，大幅度提升西藏生产力水平。这些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西藏科技事业的援助和扶持，西藏科技事业发展迅速，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但与兄弟省市和发达地区相比较，西藏总体科技水平仍然十分落后，大力发展西藏科技事业刻不容缓。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和对口援藏省市进一步加大科技援藏力度，按照“资源共享、联动发展”的原则，建立西藏与中央有关部委、省市科技工作援藏联席会议制度，汇集多方智慧和力量，建设适合西藏自然资源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基地、科技示范工程和推广应用项目。大力培养和引进技术人才，在稳定党政干部援藏的同时，建立专业技术人员援藏制度，充分利用科技人员和高新技术，开发独具特色的高原产业，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达赖集团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利用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的广泛影响和达赖所谓“宗教领袖”的特殊身份，不断进行分裂渗透和破坏活动，阻碍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企图使藏传佛教成为他们争夺群众、争夺人心的工具。维护西藏稳定，必须切实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依法管理藏传佛教。运用法律手段抵御渗透，打击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和维护正常的宗教秩序。

为此，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寺庙僧尼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其法制观念；二是对宗教管理者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其具备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知识和本领；三是对信教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其自觉维护正常宗教秩序；四是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用规章制度调整宗教内部各种关系。建立健全寺庙规章制度并狠抓落实，同时利用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教规约束僧人，把制度管理和教规约束结合起来。加强对僧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同时支持高僧大德对宗教教义教规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以发挥教义教规对僧尼的教化规范作用。持之以恒地抓好宗教界爱国人士队伍建设。形成老、中、青的梯次结构，营造有利于宗教界爱国人士成长壮大的环境和气候。注重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培养、安排和使用，逐步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队伍。切实注意寺庙管理权、经济权、宗教教育权的掌控和监管，防止这些权力落入分裂势力手中。切实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西藏绝大多数人信教，信教群众的态度、倾向至关重要。因此在抓好寺庙僧尼工作的同时，务必切实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教育，把信教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三、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工作力度，让国际社会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大力宣传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党在西藏的方针政策和中央扶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力宣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成就，让世界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进一步加大“走出去、请进来”工作力度，发挥好现有民族宗教人士、藏学家、文艺队伍特别是党外爱国人士、经历过新旧社会的知名人士的作用，让他们走出去，现身说法，用事实讲述西藏的真实情况。把国际组织、外国友人以及国外藏胞请进来，到西藏实地参观考察，使他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感受西藏的巨大变化。

杜青林:

现在请李佳鸣委员作大会发言，请林兆枢委员准备。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澳门殷理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鸣:

我发言的题目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实现澳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李佳鸣:

澳门回归祖国已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十年来，澳门社会稳定、民生和谐、经济繁荣，人均GDP在2007年达到了亚洲第一高的水平。但是澳门经济结构过度单一、博彩业“一业独大”、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已经到了必须重新评估和优化调整的阶段。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单靠自身条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好已经建立的优势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巩固优势产业的基础上，通过与周边地区合作，实质性地走向经济适度多元化。

为此，我建议：一、融入区域合作，弥补资源不足。除了产业结构单一这一问题比较突出以外，土地资源有限、市场狭小、交通相对不便等因素也制约了澳门的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走区域合作发展的道路。通过区域合作，区内的各种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互补与整合，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可得到大幅提高。以港口资源为例，澳门通过区域合作，可以解决自身无深水港的问题。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可弥补澳珠两地国际交通网络的不足；澳珠交通的同城化建设，可以加强两地的交流、合作，增强城市活力；积极推进珠三角城际轨道网络，将有助于加快区域资源互补与整合的速度，并可改善各地人员往来的便利度。在一个资源配置高效率的投资环境里，澳门的经济发展潜力将更好地发挥出来。

二、重整自身资源，拓展发展空间。澳门占地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如何整合利用现有土地资源是一篇值得认真研究的大文章。澳门机场和电厂占地面积大，可以考虑搬离澳门本土，与内地的相关企业合作，在珠海异地重建，这就为澳门腾出约4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其好处是多方面的。1.增加了澳门的土地储备，为科学规划澳门的城市布局、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预留了空间。2.优化了澳门的城市环境，有助于澳珠旅游业的发展。3.相关企业进行整合后，市场扩大，运行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两地机场将有条件开辟更多的航线、增加更多的航班，促进澳珠航空业、物流业的发展。4.这两个项目回收的土地价值完全可以支持旧项目的赎回和新项目的建设。

三、加快横琴开发，创新发展模式。中央政府决定将横琴岛5平方公里土地作为粤澳合作项目用地，切实落实区域合作。《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要求。因此，横琴岛的开发，应该成为在“一国两制”下澳珠合作的创新区。创新区必须建立在合作思维创新、制度创新及管理模式创新的基础上，可以有两个方式：1.采取珠海办证，澳门管理，共同分享收益的管理模式。2.由澳珠两地政府联合组办公司，聘请专业人士，统一规划和管理横琴岛的开发。

横琴岛的开发方向，我认为：1.突出澳门特色。澳门历史悠久、城市特色鲜明，对国内外人士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澳珠同属旅游城市，要充分发挥合作优势，大力吸引国际资本，把旅游业推向更高的层面。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交往的平台，澳门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大多停留在文化、政治领域。横琴岛合作开发可将这个作用拓展至经济、商贸等领域。2.提升产业层次。澳门资源有限、产业结构单一；珠海城市规模小、综合竞争力不强。澳珠两地要把握机遇，提高合作层次，扩大投资规模。2006年，就有国外高科技公司希望在澳门建立类似上海张江高科技园的微电子工业园。外资选择澳门的主要因素是澳门版权的保护力度、国际贸易基础、人员货物出入的便利度、生活氛围和社会环境，也考虑到珠海拥有的电子工业基础等，但澳门没有空余的土地，横琴岛合作开发将会改变这一局面。因此，澳珠两地政府要利用好区域合作优势，把新概念、新思维、新产业带入区内。同时，也希望中央政府在促进澳珠合作方面给予特殊政策。

杜青林:

现在请林兆枢委员作大会发言，请马庆生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侨联原主席林兆枢:

我发言的题目是《积极扶持侨资企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林兆枢:

广大海外侨胞及侨资企业（含港澳资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国内投资的群体，是外来投资的先驱和主力军，是实现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支骨干力量，是国外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的引进者，是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但由于侨资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大多面临着技术设备落后、管理水平较低、技术研发能力薄弱、产品竞争力差等问题。近年来，侨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更是呈现出逐步恶化的态势，企业倒闭过快、过多。这一方面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市场萎缩等影响和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差等自身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近两年国内相继出台一系列经济调控政策，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民币升值过快，急剧降低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在一段时间内银根过于紧缩，金融机构惜贷，企业贷款难度加大；三是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使得企业用工成本增长15%—20%；四是对企业环保的要求提高，环保投入大大增加；五是逐步取消了已实行多年的减免税等优惠和扶助政策。

当前，积极扶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侨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侨资企业，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是凝聚侨心、保持和涵养侨力资源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建议：一、积极扶持侨资企业的转型升级或产业转移。当前，中小型侨资企业中的大多数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制订措施，组织力量，对需要转型升级的企业进行诊断和辅导，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实现转型升级。需要转移的，转出地政府要提供合理的期限和条件，做到“扶上马、送一程”，承接地政府要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改进服务、改善管理、优化投资环境，信守承诺，稳定投资者信心。建议建立帮助侨资企业产业升级、转移的服务机制。

二、改善侨资企业融资环境。将中小侨资企业纳入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专项信贷中；设立政府主导的侨资企业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增加对信用担保机构的支持，提高侨资企业借贷成功率；在侨资企业多的地区，指导当地金融机构设立侨资企业业务部，创新设计适合侨资企业个性化需求的金融产品。

三、加大对侨资企业技术创新和环保投入的支持力度。制定鼓励侨资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政策，帮助侨资企业加大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奖励侨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将其纳入国家或地方的技术创新战略规划。对企业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加大环保等购置的设备、研发投入等，有针对性地在申请、借贷、关税、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和补助。

四、对部分政策进行回调。建议将《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进行细化回调，切实区分“两高一资”商品，缩减限制类商品目录；慎重研究第二批加工贸易限制类产品目录，应考虑除“两高一资”产品外，短期内不宜再出台抑制加工贸易的政策措施。推动地方政府对侨资企业给予“同城同待遇”政策。减免侨资企业用地中具有社会公益用途的土地使用税。对原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过渡期，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五、认真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和有关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的政策措施。允许困难侨资企业在2009年之内缓缴社会保险费，同时阶段性降低四项社会保险费率。帮助和鼓励困难企业尽量稳定用工岗位，并根据实际，采取在岗培训、轮岗轮休、协商薪酬等措施，动员职工为企业发展献计出力，共克时艰。加强对侨资企业裁员行为的指导、监督和服务工作，切实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

六、帮助侨资企业拓展两个市场特别是内销市场。一方面要帮助、支持有条件的侨资企业积极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积极为侨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创造条件，特别是开发农村市场。

杜青林:

现在请陈昊苏委员作大会发言，请蒋洪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成员陈昊苏:

我发言的题目是《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推动和平发展》。

陈昊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然而，世界上对中国的发展怀有疑虑的国家和人群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经常由于舆论的误导而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敌意。中国的发展仍然需要冷静地面对疑虑和化解敌意，妥善地应对由于无知和偏见产生的歪曲和攻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公共外交。

所谓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国际交往形式，包括政府对民间、民间对民间、民间对政府三种基本方式。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者，社会精英是最活跃的力量，普通公众则是最为雄厚的基础。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向世界介绍本国国情、解释本国政府的政策与观点，消除他国公众可能存在的误解；通过展示本国文化和价值观，积极影响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提升国家的形象和影响力，以维护和促进本国的根本利益。公共外交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工作，可以更广泛、更直接地面对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是政府外交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补充。

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公共外交。实际上，一个国家越发展、越强大，就越需要公共外交，也越重视公共外交。随着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外交在我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去年，我国围绕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共外交起步较晚，重视的程度不够高，推广的力度也不够大，绝大部分普通公众甚至政府官员，对什么是公共外交闻所未闻；面对突发事件和来势汹汹的敌意，我们的应对有时还不尽如人意。努力改变这一状况，熟练地应对迅速变化着的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公共外交活动，塑造我国民主、进步、开放、和平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人民政协由我国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代表人士组成，具有“亦官亦民”的特点，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协外事委员会在提倡、推动和实践公共外交方面，更是责无旁贷。我们郑重建议：一、提高全社会对公共外交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其在我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应在战略层面上强调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国家对外战略的大框架之中，并据此制定我国的公共外交战略。这一战略应有清晰的理念、明确的定位和周详的规划。

二、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应建立统一的公共外交领导机构，加强对我国公共外交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多方协作，优势互补。在进一步发挥政府机构特别是外交部门作用的同时，要为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开辟更大的参与空间，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三、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政府应在外交经费预算中按一定比例划出款项，专门用于公共外交。

四、制定研究规划，扩大研究队伍，加强对公共外交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夯实我国公共外交工作的理论基础。

五、加强公共外交教育，培养公共外交意识。可以考虑将公共外交教育纳入公民教育体系，培养全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树立公共外交、匹夫有责的观念，使所有公民都成为公共外交自觉的践行者，成为“公民外交家”。对涉外机会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大城市的社区干部，要广泛开展公共外交知识教育，使其掌握公共外交的基本方法，成为公共外交的基本力量。

六、虚心学习、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经验。同时，根据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以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新路子，构建中国公共外交新格局，开创中国公共外交工作新局面。

综上所述，加强我国的公共外交，意义重大，形势紧迫，任务艰巨。我们期待并相信，公共外交将进入更多公众的视野，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为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伟大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

杜青林:

现在请蒋洪委员作大会发言。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

我发言的题目是《提高财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蒋洪:

知情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知情”不单是指知道政府要求公众做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公众知道政府在做什么。公开政府财政信息是实现这一点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人民当家作主必须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公开财政信息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但是，我国财政透明度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近期对我国31个省级政府财政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这项研究所设定的113项调查信息中，公众能够获得的信息平均不足25项，不到所调查信息的四分之一。该项研究只是考察财政信息的可获得性，没有涉及这些信息的规范性、可靠性与及时性。也就是说，即使按最起码的标准来衡量，我国财政透明度也是非常低的！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政府公开的财政信息是不全面的。人民共同拥有并委托政府进行管理的资金从性质上来说应该包括三类：（一）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使用的资金；（二）政府为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标准、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资金，也就是各种社会保障基金；（三）政府投资于生产经营活动所占用的资金，即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目前的情况是，第二和第三类资金的有关信息尚无系统的政府报告制度，而第一类资金，政府只是提供了其中的一部分，即预算内收支，另一部分作为预算外资金没有体现在政府的财政报告中。

其次，政府公布的财政信息很不具体。公布的财政信息通常是笼统的数字，缺乏明细资料，不能对该项支出的构成以及具体安排适当与否作出判断。政府的预算科目分为类、款、项、目、节五个层次，而目前的政府财政报告通常只反映到“类”，仅有部分反映到“款”。

第三，政府所提供的财政信息是滞后的。社会公众不能及时了解预算和决算，人大代表通常只是在开会时才看到预决算报告，在短短的几天会期中要作出认真的审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大量信息即使在事后很长时间也无从查找。财政的不透明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法制建设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公共资金被挪用或滥用、违背民意的形象工程、奢侈浪费的职务消费、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凡此种种，都与财政不透明、缺乏公众和制度的监督有关。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各级政府拟动用巨资刺激经济之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财政信息的公开尤为迫切。

建议尽快采取下述措施：一、切实贯彻落实已经颁布并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强各地政府信息公开机构建设，提高服务水平，真正做到“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二、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向公众报告财政信息。建立政府财政信息网页，以最便捷的方式，完整、系统、详细、及时地披露政府财政信息。三、将政府信息公开和财政透明度作为各级政府问责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必须要有法律保证，建议尽快修订预算法，在新预算法中：1.明确规定财政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2.明确规定应公开的财政信息的资金范围为人民共有并委托政府进行管理的资金，包括一般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有企业基金在内的所有公共资金。3.明确规定所提供信息的详细性程度，除了依法界定的机密之外，应主动或应公众的要求或人大政协履职的需要，提供收支科目规定的类、款、项、目乃至具体事项的各个层次信息。4.明确规定财政信息公布的时间和方式。5.明确规定政府相关责任部门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具体性和及时性负责，并制定违反规定或不履行责任的惩戒措施。实现财政透明度目标不需很多额外成本，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已为政府信息的公开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现在更需要的是制度变革的勇气决心和对全体人民负责的精神！

杜青林:

今天下午的大会发言进行完毕，现在休会。

央视网：本次会议实时报道到此结束。

责编：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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