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许多人反映你老爱打断别人的话，为什么？
崔：现场应当弥漫着两个字--公平。作为裁判我说的很清楚：打断是我们的权利。如果不打断的话，我们都要在这里守夜。我可以打断你，你也可以打断我。打断可以让谈话有节奏。你还要考虑电视机前的观众的耐性。不信咱们可以试一试，做一期不打断的，我估计观众在自个儿家里就把你给打断了。
问：有的观众问：现场经过排练吗？
崔：这事儿非常苦。如果硬让老百姓搞表演，只有一条路：砸。所以我们现场绝对不排练。包括开场第一段话，我希望都是即兴的。有时因为技术原因，开场要三次，甚至四次，我说的话都不是一样的。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自己都会很难过。
问：事前的策划案对你起什么作用？
崔：策划案是一种思想。如果谈话者不带着思想去谈，没人相信。没有这样一个思想，现场很难张嘴。现在有学者帮我理清思路，张嘴时就会有信心。但从哪儿说到哪儿，那得看现场观众愿意到什么程度。
问：有不少人说，现在你的节目有模式化的倾向。你怎么看，打算维持还是打破它？
崔：我们一直在强调正常的谈话，所谓模式是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如果不经历离婚、分家之类的人生大事，那他的性格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变。反过来说，观众可能就奔你这个样子来的。比如你爱看京剧里的一个流派，是哑嗓子的，有一天你进了剧场发现他的嗓音洪亮了，你转头就会走。至于其他的表现技巧，那是编导考虑的事，我没拿这份钱，也不想这个事儿。
问：你觉得这个节目靠什么打动人呢？是思维的深度还是真实的情感？
崔：我也不知道。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首先选择真实。关于包袱、噱头这事儿，我到现在总是进退维谷。观众的反映总是分成两派，一派说喜欢这个，没有这个就不看；另一派说，如果没有这个节目会更好。明明很严肃的事儿，让你把气氛破坏了。我现在跟大家坦白，我这种谈话方式，是我骨子里的。如果你们非要我改，我就尽量改，实在改不了，只好换下去，没有办法。
问：这个节目有时候要有趣，有时候要把道理讲清楚，你觉得哪一个更重要？
崔：要是我选择，我就选有趣。因为讲道理的渠道太多了。比如有那么多的书店，那么多长进自己的机会，北京图书馆全天开放，你研究什么都可以看到几十、甚至上百年的资料，你可以到那里去做学问。但大家累了一天，辛苦一天，来看看你的电视节目，在这里做学问，真是让他们太累了。我还没听说谁看电视把学问做成的呢。但是现在让他们轻松的东西不太多，这不是我们的牢骚，说相声的、演小品的、拍喜剧电影的，现在都觉得越来越难让老百姓认同了。让老百姓看完我们的节目很轻松，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原则，甚至比讲道理更重要。
问：这个节目在文化追求上比较重视民间性，这是有意识的吗？
崔：嗯，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老婆还跟我说这个事儿，她说，你看，走在街上认出你的老百姓都那么友好，跟你接着谈节目中的话题。拍你的肩膀、按你的脖子，这就说明你的节目得到了认可。如果人家都远远地盯着你，最多挤上来让你签个字、拍个照片，你就差不多离演艺界二流演员不远了。凭我的基本条件，在演艺圈里扑腾，也就是个三流演员。
问：问一个更理论性的问题。许多人认为电视是靠画面构成的，电视语言也有蒙太奇，但一堆人坐在那里谈话，用电视来表现是否违背了电视的本质？
崔：不违背。电视是以画面构成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什么是电视画面，这值得好好探讨。现在一说草原，就拍一片绿草；一说理想，就拍一片蓝天；一说老百姓生活，光圈就调低，黑糊糊跟着屁股走。这是对画面很肤浅的认识。你看看我们节目的现场，好的画面非常多：有人在倾听，有人在思考，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急不可待要站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画面的信息量非常非常大，即使他站起来没有把自己要说的表达清楚，甚至在节目有限的时间内地都没有机会表达自己，但我觉得画面给你的信息量都是足够的，而且画面居非常鲜活的，或者说是真实的。把这些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画面有一帧就足以打动人了。
问：你对这个节目对老百姓的生活起什么作用，有没有自己的评价？
崔：从收视率看，有成千上万的人为这个节目早起或者晚睡，这肯定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甚至有人看完了还要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写信。所谓作用也就莫过于此吧！我们不能指望一个谈话节目就能让人灵魂出窍，这个想法不现实。
问：但是不少专家认为这个节目意义非常大，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地方由专家和老百姓一起就一个公共问题互相交换意见。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崔：我怀疑有这种看法的专家所在的单位来了一笔经费，他们要花掉这笔钱，就立了这个选题。我觉得一个谈话节目负载不了那么大的责任，一次讲话倒可以。
问：播出的节目和现场比，哪一个更好一点？
崔：我们特别强调工厂化生产。前期的策划是节目的一部分，现场的主持又是一部分，后面的剪辑让两部分升华。如果剪出来的片子还不如现场好，我觉得这事你该采访一下这个节目的编导。
问：一个节目要分前期、现场和后期三部分，你对它们在一个节目中对质量的作用大小怎么看？
崔：要是跟媒介说，应该说各占30％。要是偷偷地说，现场至少要占到50％以上，因为主持人现场的发挥直接关系到节目的成败。节目策划得再好，主持人现场变成了大傻瓜，这个节目就很傻，后期编导再有本事，也不能妙手回春。
问：不少地方台也在办谈话节目，有的节目明显在模仿你，对这点你有什么意见？
崔：没法儿说。因为我不能肯定他们在模仿我。比如也找一个长得有点像我，手也放在同一个地方，你无法说那是不是人家的原生态。我倒是觉得我们节目的名字经常受到侵权，不少报纸杂志都办一个《实话实说》专栏，不知道能要回钱不能？但这对中国的观众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我们也能来一番竞争。可是我看他们都不坚持，转向太快，都往里揉游戏、揉小品、揉歌舞，话说得越来越少。
问；每一个电视节目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你觉得《实话实说》还能存在多久？
崔：如果说《实话实说》是一个电视节目，它改变不了改头换面、甚至销声匿迹的命运。如果把它视为正常的社会谈话空间，那它的生命永远不会停止。
问：现在有的节目里，看见你很疲倦。有不少人会担心，你精彩的东西会不会有一天被掏空？你现在有危机感吗？你如何再充电？
崔：我想引用两个人的话，证明这件事我想通了。我和杨澜有过一次短暂的谈话，我说谈话节目报要一个人内心真实的东西，让我做上半年，就会被掏空了。当时杨澜睁大了眼睛，说：什么？半年？二期就掏空了。我们的知识哪儿够用啊！当时给我当头一捧。后来不久，就见到著名作家麦天枢，我向他叙说自己的苦恼，说自己过去有一个很好的习惯，看看书、读读报，现在时间越来越少，尤其是静下来读书的时间。麦天枢说：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愣了，我觉得这句话没必要解释。麦天枢说：十个人有十个解释的不对。这两句话是并列的，就是说，一个人读一万卷书和行一万里路，收获是一样的。不是说先得读一万卷书，再行一万里路，那任何人都达不到这个境界了。他说我再给你加上一条：和一万个人说话。你现在就靠第三条，这和读万卷书的效果是一样的。这让我豁然开朗，我觉得现在我一直在充电，而且不比谁充得少。
问：许多人说，在看《父女之间》时，看见你哭了，由此改变了对你的看法，原来你还有另一面。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吗？
崔：我坚信一条：我吃长相的亏吃大了。比如打起仗来，我只能是属于打入敌人内部的那种。但自己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很容易被打动。记得在电台时采访边防部队，在那里采访，边问边哭；回来给同事讲，边讲边哭；编辑的时候，边编边哭；播出的时候，边播边哭。始终在那个状态，非常容易被感动。这方面的体质太弱。现在着春节晚会，我知道这段又要煽情了，可还是控制不住，被煽得一塌糊涂。
问：看来你心太软。我们知道有的女孩子在疯狂地追求你，你心软过吗？
崔：有时候会管不住自己，这就要借助外力。我的办法是，一得到这样的信息，首先反馈给我老婆，然后看着她拉长的脸，我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我一直觉得这些女孩子不是真心喜欢我，因为我做电台记者时非常优秀，可是没有一个人给我写信。
问：当了主持人之后，生活中哪些事儿方便了，哪些事儿不方便了？
崔：这一点我认为特别值得夸耀：就是我当了主持人之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和以前一样，有非常好的心态，常人做的事我都可以做。我可以在夏天穿着大裤衩子抱着我闺女在长安街上走，一切都那么舒服，没觉得有什么大的约束。至于说到方便，谣传有人要送我房子，但至今没有和我联系上。
问：现在对你交朋友有什么影响，现在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功利色彩？
崔；这问题一回答又会得罪一批人。我过去交的朋友有很多是有功利色彩的。现在交的朋友自然也划成两派。
问；你能分清吗？
崔：他们自己能分清。可是我身上没有什么油水。
问：最后问一个俗的，借这个机会，让你感谢的话，你最想感谢谁？
崔：回答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得罪人的事儿，总是会挂一漏万，说了这个，忘掉那个。感谢所有的人吧，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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