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干上这个事儿，挺棒的。
谈话节目主持是一个正常人，不是因为学问有多高，长得多好看，地位有多高，家里有多少积蓄，就因为你是一个平民，有和他们一样的心态，你们可以平等对话，人家才选你做这件事儿。
我们的现场绝不排练，包括开场白都是即兴的。
当了主持人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夏天穿着大裤衩子抱着我闺女在长安街上走，一切都那么舒服，没觉得有什么大的约束。至于说到方便，谣传有人要送我房子，但至今没和我联系上。
小崔，就是崔永元，我们内部称小崔，不叫永元、崔同志、崔先生、崔老师、崔主持等等。本组女士另有更亲密的，是随着孩子，嗲着嗓子唤崔哥哥，一般是在小崔抖机灵之后才那样。因为如此，平日小崔对节目的一些想法，我们也就不巴巴地赶紧记下来，何况还尽有不同意大吵大嚷的时候。话说回来，近一年多小崔自己的活思想就没有向组织上系统地汇报过，所以借此次出书，互相讨价还价，内部搞一次专访，就当作小崔阶段性的总结了。
本次采访者是宣明栋和杨东平，以下简称"问"。为了与《实话实说》的风格一致，保持谈话的原生态，专访基本上按当时的谈话过程记录。记录稿已经本人审阅，所以谁说的谁负责。不过要引用可得双方同意，否则的话，告你！
问：这回是接受组里人自己采访，感觉怎么样？
崔：不知道组里人会问什么问题。过去我采访时都是打他个措手不及。
问：就是你提的问题都是对方意料不到的？
崔：一开始装出很善良的样子，而且要察言观色。法拉奇说过，当你把所有东西都问到手之后，可以让他把你一脚踢出去。在这之前要和颜悦色。
问：昨天我问我妈，你最想知道小崔什么？我妈说，我最想知道，小崔那个机灵劲儿是从哪儿来的？是天生的、学来的，还是装出来的？
崔：这事儿我也想问问我妈。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奇怪，周日的时候看节目，我也为自己的机灵而大笑，有时候还想鼓掌。实际上生活中我很少有这样的状态。
问：没有吗？
崔：没有这么好。我自己感觉，自己在生活中就是个笨嘴拙舌的人。
问：那为什么在节目里就有呢？
崔：那是个特殊状态啊！你想一个人动作很缓慢，你给他通上电，马上动作就快了，就激活了。
问：俗话叫"人来疯"？
崔：对，就是这种情况。小时候学小提琴，那东西太苦，很不爱练，硌得腮帮子都疼。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肯定要抄起琴，到隔壁的房间去拉，希望客人能对此发表评论。后来客人就说：你儿子二胡拉得真好啊！
问：那你是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才能的？
崔：这应当说是他们发现的。我自己没发现，我老是特沮丧。马克思说过谁的功劳，就应该是谁的。上学的时候搞集体活动，我出很多主意，功劳最后总要落到别人头上。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也会说是集体创作。弄得我特郁闷，我就不愿意出主意了。但下一次搞活动，他们出很多烂糟主意，逼得我不得不把我的主意再拿出来。就是这样，老有一种知识产权被侵害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发现除了利用我，也有让我发挥的可能，所以才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是时间找的我。记得他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是说：你回来干吧。第二句话是说：你小子不要忘恩负义。好像他的话里就认为我可以成功。
问：时间说"忘恩负义"是什么意思？
崔：他可能发现我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爱骄傲。我干好了就会骄傲，这会让他心理失衡。
问：那时你是否知道《实话实说》是什么样一个形态？你的作用是什么你清楚吗？
崔：我英语不好，温芙瑞的节目看过，看不懂。看过赵少康的，我觉得挺棒，完全靠谈话把你吸引在电视机前，非常精彩。如果有一天我能干上这个事儿，挺棒的。因为主持人不怎么费力，手还可以撑着桌子，也不用多说，别人说十句，他说一句，他还最显眼。我觉得这事儿真挺好。但是怎么说、说什么，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就昏头昏脑地上来了。
问：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搞这么一个形式的节目？
崔：当时不光是我，所有的创作人员都是模糊的。基本定的调是，这个节目以说话为主，就是说这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东西。但具体怎么样，就众说纷坛了。我记得我当初提出来的是不打嘴架。我很不喜欢人用说话来打架，这样特别没劲。如果话说到打架这个份儿上，那就各回各家，没必要到这里来现眼。但是生活中肯定少不了矛盾，肯定得争论，我们能不能找到别的方式，大家争得很厉害，争完了以后去吃饭，还争着掏钱，这多好。
问：但是第一个节目《谁来保护消费者》看起来像大专辩论会的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崔：我希望你能看看这个节目的素材。就我本人来讲，非常忌讳"大专辩论会"这个字眼。那次节目的录制中，一点儿都不缺乏幽默和场面调度。但那时的编导对这种形式不适应，受大专辩论会的影响也很深，所以他们就剪成了那种模式。当时我特别不高兴。
问：现在节目做了这么多期了，哪一期节目比较符合你当初的理想？
崔：其实这个节目是以争论开始的，但我越来越倾向于不争论。可能是我以前胆小吧。一个人在真情实意地讲他的人生经历，你听得津津有味--我在脑子里能想象出这么一幅定格的画面，非常美，像一个优秀的、跨时代的、能千古流传的那么一幅作品。那一刻可以震撼人心。辩论是其次的。但是这样的节目应该说我们做得很不像样、很不成熟。我觉得老百姓还没有认可这样的节目，所以他们参与的程度非常非常浅，他们大多不愿意面对公众说自己的隐秘，这是我们不能成功的一个前提。
问：所以节目中出现了《奇迹》、《父女之间》这样的展示型节目，这是新的方向吗？
崔：是的。讨论型的节目也不会放弃。
问：可是有些观众不接受，觉得不像《实话实说》了。
崔：那我豁出去批评这些观众一回。一个人在那里真情实意地在讲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他讲的遭遇或者处境，可能你也会遇到，即使不会遇到，也一样能从中得到教益。
问：你在节目当中追求轻松的风格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吗？
崔：我觉得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我小时候身体弱，打架的时候不占上风。
问：那只能过嘴瘾。
崔：所以喜欢打嘴架。但这里有个度。比如跟我们班一个经常欺负人的同学打嘴架，在我用嘴赢了他之后，他肯定会动手的。所以这里还有个度，既要占了上风，还不能让他太下不来台。
问：早期节目当中，有不少观众评价你刻薄，但后来的节目里所谓刻薄的东西少了，机智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你自己有意改变的吗？
崔：我觉得这是两方面都在努力。一个是我认为我过去谈话过程中的调侃或取笑，有过分的地方。比如我跟办公室的女同事开玩笑，如果她急了，拿一本书追得我满屋子跑，这就是语言过分了。做了这个节目后，我在生活中也调整自己，希望分寸把握能合适。第二呢，是观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我出来之前，电视上还没有这样和人说话的，他们觉得这样说话的人，也就是院子里的一个坏孩子，不能到中央电视台去说。慢慢地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因为它的存在基础是友善。如果两个人有仇的话，是不会用这样轻松的心态去说话的，一个小小的调侃就会点燃一个导火索。我们之所以这么宽松、轻松，就在于我们俩关系好。
问：但有时候谈话非常激烈，双方话不投机，但滔滔不绝。有人说这是你在挑他们，是不是这样？
崔：如果说谈话要有度，但只要求我--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那这个世道也太不公平了。这个原则应当对所有的谈话参与者都适用。他们既然坐到这里来了，还吃了我们的盒饭，然后该他谈的时候他不好好谈，只说一半，甚至不说，到这里来睡觉，这样他对谁都不尊敬。我觉得他没有说透，就应当刺激他，让他接着说。有的人说着说着就说大了，我们还要让他注意控制分寸和尺度。有句古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就是这个道理。既要让大家说，还不要让大家说过分，这就是最好的境界。
问：有没有遇到有的嘉宾说不过别人，下来想打人的时候？
崔：没听说。但嘉宾说他没说够，这是经常的。都说一晚上下来刚说到兴头上，刚想开始说，节目结束了。觉得不过瘾。就像踢足球，两队上来都先不贸然进攻，摆出一个防守的架式来试探对方，看你用什么战术。我们这个节目和足球比赛一样，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以他们热身的时间长了，就难以进一步发挥了。我希望把这个宣传出去，他们一上来就得真刀真枪。
问：那热身应当在什么时候？
崔：头一天晚上。比如我们请的嘉宾冯春明，第二天要录节目，头一天晚上没睡好觉。这就是热身，第二天就在状态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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