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现场有没有让你感到尴尬的时候？
崔：这是我两年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我第一次面对全场观众感到尴尬的时候，我非常难受，觉得给全国的主持人丢了脸，因为他们都没尴尬过，就我一个人这样。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他们都是科班出身，我是半路出家，我不尴尬谁尴尬？东平老师也谆谆教导过我，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是一个正常人，不是因为学问有多高，长得有多好看，地位有多高或家里有多少积蓄，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平民，你有和他们一样的心态，你们可以平等对话，人家才选你做这件事情。老百姓能犯的错误，他都可以犯，只不过他不能以这个为借口，故意犯错误。掌握这么一个尺度就可以了，以后在现场遇到尴尬的时候，我就尴尬一下，我觉得挺好。
问：具体的尴尬事儿你还记得吗？
崔：你要早几个月提这个问题就好了，现在有点晚，因为太多了，根本记不住。我认为每场都有。
问：有没有遇到有的嘉宾让你感到压力特别大，因为他可能比你更机灵，或者棋逢对手，让你感觉兴奋？
崔：越是这样我越高兴。
问：你是否遇到嘉宾给你下套的时候？
崔：不太容易，因为在那个场合我每一个毛孔都在警惕着。一般我都是把他们的背景介绍清楚，公布出来，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是那个领域的学者，和他们相比，我就是一个很浅薄的老百姓，如果他们给我下套，大家会觉得他们"良心的，大大地坏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孩子吗？你怎么能这样？这个道理他们也一定能想得通。
问：早期节目的嘉宾请了许多名人，但现在大多是普通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崔：我说实话会不会得罪他们呀？
问：说完了再删。
崔：我们请过名人，也请过老百姓，统计结果表明，名人不如老百姓表现得好。当然是我自己统计的了。名人也许接受采访太多，曝光机会太多，他们讲话时过于考究。
问：把参加这个节目当成表演了？
崔：对。老百姓没有这个顾虑。我印象最深的是孙大妈，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光没有进过演播室，甚至都没看过电视。我们把孙大妈盖的5间大瓦房拍下来，在现场放大在屏幕上，让大家看看这5间大瓦房有孙大妈多少心血。我想起个兴，就问：孙大妈，这5间大瓦房是什么样子的啊？我觉得这5间大瓦房让孙大妈用自己的语言来形容会更生动一些，没想到孙大妈说：你不是都看过吗？你还在里面住过一晚上呢！
问：那时你是尴尬了，还是觉得这种谈话方式特别好？
崔：那时候应该说是觉得尴尬。我现在想现场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是不出现了。以前害怕，可是老有。其实这类情况，只要你能把握，效果特别好。
问：早期和现在的节目中都在请一些专家做嘉宾。请这类嘉宾有什么作用呢？
崔：如果我们讲实践，需要讲三天三夜，讲理论的专家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说清楚。我们请专家是希望他能起到画龙点睛作用，可以把很复杂的事物概括出来。从实际生活中看，我们的专家在为民服务日，上街拦着你，说要给你测血压，这样他就能把血压高低这个事儿通俗地讲给你听。可是有时到了节目里，他们把理论通俗化非常困难，虽然话相对短了，但老百姓还是听不懂，起码我听不懂。
问：把现在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那么什么样的谈话者是好的谈话者？
崔：谈话确实需要相互配合，好的谈话者可以给你留有余地，给你鼓励和信心。好的谈话需要放松的心态和相互的信任。做 《上学的外婆》时，策划反馈回来一个信息，说外婆的女儿不喜欢我，说那个主持人很坏，她妈妈不适合做这个节目。做完节目之后我征求她女儿的意见，她女儿说，通过做这个节目，我改变了对你的看法。通过谈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印象。
问：让谈话正常有什么秘诀，可以公开吗？
崔：可以，希望人人都能掌握，这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早先做节目的时候没有经验，开始的时候听见一个尖厉的女声：准备开始！五、四、三、二、一。这不是正常的谈话方式。你想想家里来了客人，你不会倒上一杯茶后说：咱们开始谈话吧，五、四、三、二、一。所以后来我们就在现场还原正常的谈话空间。首先谈话者要对你有兴趣，观众坐定之后，我就来一番自嘲、坦白，我希望他们这样想：这小子没什么了不起，跟我们是一样的。
问：你对话题的好恶会不会影响节目的制作？
崔：这是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30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些事情我明显地反对，但是这个节目又要求主持人不露痕迹，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现场经常看见我面带微笑，实际上头都要炸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有这样的情况。
问：就是说，你不喜欢的话题这个节目可能做不好。
崔：因为干了2年了嘛，不能像一个野孩子，应该有一点职业的心态溶进来，应该用职业的规范把你的本性变化变化。
问：是不是你像一场球赛的裁判，有时恨不得参加到比赛当中去？
崔：对。有的观众也看出了我的裁判水平，在观众来信中有的说我吹黑哨，明显地偏袒一个队，怀疑我拿了人家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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