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新闻访谈-CCTV.com新闻
CCTV.com消息（记者多国丽）：长江，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位作家。1992年，刚刚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长篇一等奖的她放下手中的笔，加入中央电视台；2004年年9月，她离开工作了八年的“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新闻调查》，去到香港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驻港记者。
2007年，驻港已有三年的她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一部名为《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日记体”著作。这本著作将于今年七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近二十万字的著作，娓娓道出长江三年来对香港的所看到的，所思考的，所感悟的。6月9日，央视国际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她。在已入夜的北京，她的声音穿越两千多公里的距离，静静地到达记者的身边。
索着“悬念”无边无际地一路“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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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这是一本充满问号的书，九章76节，“在香港‘咋’做记者？”、“‘特首’就在我身边？”、“香港何处不‘排队’？”、“‘巴士阿叔’怎么会出现在香港？”、“谁真的认识‘李嘉诚’？”、“公屋婆婆玩残政府？”……每一节就是一个疑问。
“‘九章’的架构追求的实际上是‘九问’”，因此本书每一章的每一个小题目都带有‘问号’，这样索着‘悬念’无边无际地一路‘问’来，结果注定要给自己和读者引出更大的探索空间。”长江在《创作初衷》中这样说。
记者：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标点符号概括您的这本书，问号（？），表示您对香港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感叹号（！），表现您对香港所见所闻的一种惊叹之情；省略号（……），这是惊叹过后的无语状态，一下子还缓不过神来。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贴切？
长江：这是我很感激你的地方，这么能理解我。刚开始来的时候，确实是“咦？它怎么这样？”，我是带着问号迈开第一步的。继续往下走下去，对一些事情也就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慢慢地了解了香港人的言谈举止，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话这样办事情，这个时候就“哦！我理解了！”。再接下去，有些事情虽然我看到了，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答案，但有些事情我至今仍感到很无奈。
记者：无奈的方面是在哪儿呢？
长江：我举个“交换文化”的例子。我去银行办理工资，和一位业务员小姐熟了以后她让我教她说普通话。那个时候我正在学广东话，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正好可以学习？但没想到，她让我给她一个报价单，要求我必须收费。一开始我是不能接受的，一个小时要300―500元，我说按时上课我能接受，但是收费万万不能。见我实在不答应收费，最后她说出了一个理由，“您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可能就教得不认真。”
记者：您后来答应了吗？
长江：没有。那个职员到现在一见我还在问，什么时候上课啊。但这件事情也给了我值得去反刍的地方，这种交换文化，有没有它的合理性？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有时感觉挺无奈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内地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也不能说人家这样做就不对！很多事情都不能简单地用是非黑白做判断。
记者：除了以上的三种标点，还能用什么样的符号来形容您的心情呢？
长江：逗号。相对于香港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社会，我来的时间还是太短了，所以任何事情我都没有权利用句号来形容，特别是不能用句号来形容我的这种观察的心态。
一切都晚了，我晚来了一百年！
长江从2005年开始写作这部著作的部分篇章，她说，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会写成一本书，不过是有感而发，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写得多了以后，十几二十万字就出来了。
不过，相对于她写作的轻松状态，她对于著作封面那短短十多个字，她可是一再思考的。
记者：书的标题为什么叫做“晚来香港一百年“呢？
长江：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想了很多名字，比如说”落英缤纷“。但是后来我发现，香港无论什么动不动就是上百年的历史，比如说第一座跑马地马场是1846年建的，比如说叮当车，我们刚到香港时恰好有102年的历史，还有港口街道等等。
记者：但是在内地上百年的古迹到处都是。
长江：我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在内地，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都是一路读着下来的，很熟悉了。但是香港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会突然觉得，一切都晚了，我晚来了一百年。有一天我去跑马地锻炼身体，忽然想到“晚来香港一百年”这个题目不是很好吗，又可以表现自己对香港的感慨，但题目又很open，包罗万象。
记者：副标题是“一个央视记者在香港的观察手记”，为什么要强调以央视记者的视角来观察，而不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呢？
长江：我想记者比一般人在潜意识当中是会多些责任感的。来香港前我们台领导也多次跟我们讲到，除了很好地完成新闻报道的任务以外，还应该很主动地去了解驻在国和地区的历史、现状和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记者的眼光来看，给自己的标准会提得更高一些。还有，既然你是一个记者的手记，那么书中所写的就不仅仅应该是猎奇，你还应该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落在纸上每一个字负责，尽可能地公平和准确。
记者：那为什么叫“手记”呢？这似乎是一个很模糊的文体概念。
长江：从文体来看，它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杂文，应该说是随笔，但说日记更准确些。这本书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我既没有刻意地去追求针砭时弊，也没有故做轻松幽默。你还问是什么文风，好象都无风可谈。
记者：听说部分章节在香港的报刊发表过？
长江：没有。因为给香港人看的话，他们会觉得太小儿科、太少见多怪了。
记者：那就是写给内地人看的了？
长江：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我在后记中写到，我的这本书缺少自我批判与理性的分析，而只是一个内地记者来到这里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了解了一部分，但又似懂非懂。所以你说它能写成一个多么理性的东西吗？写不出来的。长驻十年还差不多！
香港人心的变化是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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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香港做“神六”的直播
其实，2004年以前长江是多次去过香港的。1993年，她去韩国拍《汽车?中国》要途经香港，当时她心里想，“哎呀，能停下来就好了。”果然，摄制组在香港停留了三天的时间。但那个时候的香港对于她来说，还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长江：当时我的心态是在“城外”，你明白吗？
记者：是在国外。
长江：对。那是个有着厚厚围墙的城堡的所在。我在厚墙之外，有机会能够进来，慌慌张张看上两眼，然后又赶快离开。
记者：现在香港回归十年了，从您最初对它的认识到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长江：要说“变化”，实际上我更愿意说我在香港三年见证了香港的“不变”。香港顺利回归，凭借的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正是因为香港坚持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才有了现在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它的“变”是来源于“不变”的，“不变”使香港继续焕发出活力。
但你要说我们所看到的，很感性的变化是很多的。有一个例子我在书里也写到过，9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逛街逛到了一家金店里。店员开始误把我当成是日本人或是台湾人，招待得特别周到。但一当我说“Iam Chinese”，立刻，店员的脸就变了，头一转，走到了一边，再也不理睬我。
但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去年我的四位大学同学“自由行”到香港旅游，她们走到哪儿出手都很大方，让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有一次她们去一家眼镜店，有人买了一副，有人买了几副，最多的一个人买了７副。我后来去帮她们取眼镜的时候，店老板问我，“你们内地人何时变得这么有钱。”
记者：主要还是一种人心的变化。
长江：香港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实现一国两制度的成功典范，但是说实在的，香港的人心何时归，怎么归，不是外力所能左右的。这三年我也感觉到，港人看到中央政府与内地同胞确实把他们看成一家人，他们的心也会慢慢向我们靠，比如说04年正式实施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自由行等等。这种人心的变化是动态的。
为富也仁、自强不息，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长江在书中这样写到，香港社会纷繁复杂，“有时你再怎么睁大了眼睛，到处寻摸，忽然发现，我的天啊，怎么还有一块块地方被疏落了。”
初到香港或许会有这种懵懂的心情，但是对长江这样一个长驻三年的资深记者来说，现在是否看清了香港？
听到记者这样问，她笑着否认，差远了。在很多人心里，香港不过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大都市。她说，这其中可探究的实在太多了。香港的富人与香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让她感触最深。
记者：以前对富人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长江：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为富不仁，越富越坏。但到香港后我得到的是颠覆性的认识。比如我采访过的李嘉诚，他把基金会当成第三个儿子，他想既然留一部分遗产给他的老大老二，为什么就不能留一部分遗产给三儿子呢，这样就解决了基金会的生存问题。
而且，他不让我说“捐”这个词，因为说“捐”了，别人就有个“受”的问题，这个“受”让别人不好过。他的这段话很打动我，回去后我就写了这一篇，希望这样的富人越多越好。
还有，香港有“百万行步行筹款上大街”这样的集体化缘活动，已经坚持了36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震撼。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我说这种“捐助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探究进去的话它不是沙漠。
香港人那种面对逆境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让我特别感动。2003年“非典”时期，我做了一期节目叫《走进淘大花园》。那时的淘大花园可是重灾区，像一座死城。
有一户人家，一个家庭妇女感染了抢救过来没死。刚刚康复，她就带着一家人出去吃饭。
我说，干嘛啊，万一出去又传染了怎么办？
她说，香港就是靠餐饮业发达的，如果我们都不去吃饭，香港的饭馆都要倒闭，那香港就没救了。
她后来给我看照片，在餐馆里，亲戚朋友两大桌。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谁也没有赋予她振兴香港的责任，但她做了，她不仅自救也救了社会。香港回归之后紧接是金融危机，非典，到2003年香港的经济都处于低迷的状态。靠的是什么，不可否认，跟香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分不开。
后记：
采访临近结束，是习惯要问到的“工作现状”，或是“对未来的展望”。毕竟这是与书本身无关的话题，本来以为她只会简单地概括几句，没想到，她仍然很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起来。
对于即将到来的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中央电视台驻香港记者们已经早早准备了。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套讲述七个普通人故事的片子。片子用孕妇、用的哥、用民警、用送盒饭老板娘等人的视角反映香港的种种现状。
“我看到前两天家里给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紫荆花开》。”长江在说到“紫荆花开”四个字时，她的声音顿时变得温柔起来。“家里”，是她对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的称呼。
除了驻站记者的工作，央视一套、九套的十几个栏目都纷纷给她打电话，希望长江能给他们的策划方案提意见，或是帮助他们找选题，确定采访对象。长江说，虽然很多找她帮忙的人她都不认识，但她仍然很高兴，因为这让她看到了在香港的三年，是她对这个社会有心去了解的三年。否则，还怎么能够给“家里”的人们提供有效的帮助？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一天比一天忙起来了。”长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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