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三代敦煌梦，一脉家国情

1950年初，一封跨洋家书从美国波士顿寄出。信中，年轻的常沙娜写道：“祖国建设需要我们。”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她放弃未完成的学业，义无反顾踏上归途，并用70多年时光践行了这句誓言。

常沙娜之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崔冬晖：这一批书信啊，大概是四十多封、五十封，是常沙娜老师到达美国进行留学学习的过程中，和常书鸿先生的书信往来。为了省这个邮（费）钱，她这封信完全是在信封拆开以后，在信封里写的。

七十多年前，远洋邮件按重量计费，为了节省邮费，常沙娜常常把信封裁开，在内侧书写内容。1950年2月，19岁的常沙娜日盼夜盼，终于收到了父母寄来的家书，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了地。

“老实讲除了盼信之外……我在想最可怕的就是接到一封台湾的来信。”

“谢天谢地爸爸妈妈不是那样盲目的，您们是认清了祖国的前途，人民政府的号召！”

崔冬晖：她非常害怕常书鸿先生给她的信，里边的信戳来自于台湾。大家那个时候都在做选择。也是特别希望和爸爸在新中国团聚。

“祖国的解放震动了整个世界。在此的留美同学没有不是兴奋极的急于想立刻动身归于解放下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常沙娜和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每到周末便相聚一处，讨论国内时局。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艺术设计家、教育家 常沙娜：我到了波士顿，我又认识了一批那个留美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那个时候争取着要回来。

也是在这段时间，常沙娜在家书中写下贯穿一生的誓言。

“祖国建设需要我们！”

在另一封家书中，常沙娜写道：“我赞成艺术普及民间”，我们要把“原来为少数人创作的艺术”，“做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艺术工作......”

崔冬晖：当时他们坐在一起，其实要讨论的是怎么回国，怎么为新中国作贡献。说到我赞成艺术普及民间，要做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艺术工作。

1950年底，常沙娜放弃了还差一年多即可拿到的文凭，登上回国的游轮。将个人所学投身祖国建设中。这一幕，与父亲当年面临的抉择何等地相似！

20世纪30年代，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作为第一批留法的中国艺术家，在巴黎过着闲适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深感震撼。不久后，他打点行装，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辗转跋涉。1943年2月，常书鸿第一次来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敦煌，来到了戈壁深处的莫高窟，那一年，常沙娜12岁。

常沙娜：我父亲到了那里以后，本来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家，他就是想去看敦煌的壁画去研究。但是到那里以后，他知道光是研究不行，第一要保护。那个时候已经破坏得很厉害，栈道都没有，所以我父亲在那里就一直在全身心地投入了保护、修复、研究、临摹。一辈子就是这么样，我也受了影响。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家人住在崖壁下一处由破庙改成的住所，没有电，严寒刺骨、滴水成冰。

常沙娜：到了第一顿饭，我印象太深了。第一顿饭，晚饭，又冷，一碗醋，一碗盐，一碗面条，什么都没有。

1945年，由于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母亲陈芝秀离开了敦煌。同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下令撤销，经费断绝，人员四散。重重压力之下，常书鸿再次选择了留下来，卖画、筹款、四处奔走，又重新组织起一批美术工作者。而14 岁的常沙娜则被迫中断学业，回家照料年幼的弟弟。

常沙娜：他是那种精神，杭州这种表述就是“杭铁头”的精神，他只要认可，一定执着。

中断了学业，常沙娜就跟着研究所里的前辈走进石窟，蹬着“蜈蚣梯”，一笔一笔对临壁画。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不同时代的线条、色彩和纹样，就这样深深烙印在了心中。

常沙娜：从小就接受了童子功的一种功夫，就是把敦煌历代的壁画、彩塑那些东西受了影响。

近些年，在儿子崔冬晖的帮助下，常沙娜重新整理了《新生日记》，那些少年时代的敦煌生活又重新清晰起来。日记里有砸冰取水、手脚冻疼的困苦，也有进洞临摹壁画的喜悦，更有父亲常书鸿的鼓励。

崔冬晖：这里边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第一批刚到敦煌进行文物保护的这一拨工作者的艰辛。难得的是文献的后边有常书鸿先生大量的笔记，鼓励常沙娜。当然我觉得他也在鼓励自己，对如何保护敦煌，如何继续坚持，有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样一段童年，长大成人的常沙娜对家国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1950年，怀着对建设祖国的憧憬，在美国的常沙娜开始为回国做准备。

崔冬晖：这个呢就是当时常沙娜，想回国之后打了三个月工，攒了350美（元），买了威尔逊（总统）号这个邮轮的三等舱。这两张照片呢，就是刚下邮轮。我们看到就是她记录里边，换掉了美国的衣服，穿上了接待组给的这个列宁装。当时也特别提到了他们兴奋地各奔东西，然后为新中国的建设各自服务。

回国后，常沙娜开始参与父亲筹办的敦煌文物展，也在那里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常沙娜：林徽因就提出来，你在敦煌打下的童子功，你要把敦煌的图案运用在现在的工艺品上。

1958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十大建筑”启动建设，常沙娜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外立面装饰与宴会厅天顶装饰图案设计。敦煌石窟里的传统纹样，经过提炼，进入了新中国的重要公共空间。

常沙娜：我有幸啊，我没想到，我父亲也更没有想到，全国的艺术院校的方案有几十个，最后选来选去，就用了我那个敦煌元素的图案。

此后，从民族文化宫、景泰蓝设计，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常沙娜始终践行同一个理想：让传统艺术走出古老的石窟，活起来、用起来。

这些年，崔冬晖在整理外祖父和母亲留下的信件、日记、照片时，越来越理解，敦煌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崔冬晖：准确和清晰地说，她的精神故乡就是敦煌，这一点我觉得是她贯穿到今天95岁不变的一个主题。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我是一个敦煌人，我是在坚守着我父亲的工作，愿意把敦煌传承下去。

崔冬晖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平日深耕设计教育。作为总台春晚的美术顾问，他近年来多次把中国传统美学带上了春晚舞台——2024年的《年锦》、2025年的《栋梁》、2026年的《贺花神》，传统纹样、榫卯结构、花神意象——这些原本停留在古籍和古建里的东西，在他手里被一一唤醒，也让亿万观众在除夕夜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分量。

崔冬晖：常书鸿先生、常沙娜老师，他们是用了一生的时间去践行自己的理念，我就想尽可能地通过我自己的认知，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一种适应于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

在外祖父和母亲的感召下，崔冬晖也致力于把敦煌文化带入更广阔的舞台。他把母亲整理的敦煌纹样运用于北京地铁站的空间设计，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在传统美学的氛围中；2025年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入口处，由他参与设计的9米高LED大屏上，循环流转着常沙娜设计的天人合一纹样。

崔冬晖：就希望，全世界各处的人，到了中国馆，我一进来，我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东西很中国。那如何一眼中国？这个我又一次想到了图案。

载体一再更迭，传统的内核从未褪色。在崔冬晖的工作室里，既有设计手稿、教学课件，也有和潮玩品牌合作的敦煌纹样文创。他始终记得母亲常说的那句话：“我整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用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崔冬晖：虽然相隔几十年，形态、样子和需求完全不同，但是我们能看到敦煌图案在不同的器物上、商品上、形态上都生发出来强烈的文化属性，这也说明传统它不一定就是传统的，只要使用好，它就能够服务于现代。

七十多年前，十九岁的常沙娜在大洋彼岸写下：“祖国建设需要我们。”那时她未必知道，此后的漫长岁月会怎样展开。但她用一生告诉我们，所谓“需要”，从来不是一句停在纸上的话。

常沙娜：我爸爸还有林徽因的影响，还有我参加设计的一种概念，就是敦煌的壁画方方面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来我爸爸也说，你不管干什么，你别忘了你是敦煌人。

崔冬晖：常书鸿先生是保护，常沙娜老师是梳理、传承，把这些东西总结成一种方法，转化成生产力，服务于现代的社会。到我这儿，受到召唤，希望把这一份力量，接过来继续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传统的东西能够转化成服务现代社会的作品。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这种宝藏，挖掘出来，找到它的根与流。我也希望通过这些设计，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的力量。

从大漠里守了一辈子石窟的常书鸿，到把中国之美带进现代设计的常沙娜，再到今天受前辈感召、继续把中国传统美学讲给年轻人的崔冬晖——三代人的选择，就是一家人殷殷爱国心、拳拳赤子情最生动的注脚。家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而是每一代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爱，毫无保留地献给脚下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