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中国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向全世界再次宣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展示了为实现目标愿景所作的系统谋划以及为之持续奋斗的重大举措。对正处于动荡变革时期的全球格局而言，这无疑提供了一种可预期可测度的大国方案。面对百年变局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改革开放正在成为中国给世界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品。

　　改革开放是全球公共品

　　之所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种重要全球公共品，除了它具有能使全球不同地区更多人口获益这个基本特征外，还因为它具有4个突出特点。

　　标识性。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改革开放中，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不仅是历史悠久且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摆脱半殖民地落后挨打地位、坚韧站立起来的东方大国，更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发展中大国，是探索符合本国实际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移动支付、绿色能源、高速铁路等诸多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新兴大国。这些新的特征，构成了富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当代中国形象。

　　生产性。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市场、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给世界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稳定器。中国探索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开发区模式，以及带头创建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的各种国际合作机制和平台，为各国的发展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持、更多的机遇以及可供分享的经验。

　　持续性。缺乏持续性是全球公共品提供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始终坚持、不断推进。这种决心和坚守，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随着选举带来的政党轮替而变化不定甚至朝令夕改，形成了鲜明对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宣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坚持的事业。

　　整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为积极主动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品，在分担联合国会费、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多种形式发展援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许多方面，已经作出或正在作着与大国身份相匹配的贡献。这些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共品，都是中国在践行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过程中提供的，改革开放是对这些全球公共品的总概括。

　　作为全球公共品，改革开放是多维度的。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维度外，更应该关注其价值维度和方法论维度。这些维度揭示了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和实践革命。只有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这些维度，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在全球发展进程中，改革开放具有破除“西方中心论”导致的僵化的思维定式、根深蒂固的价值歧视的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是一种全球价值理念

　　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从来离不开价值理念的引领。每个时代都会凝练出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理念，进而引领社会的发展，形塑制度的建设。理性、科学、进步、自由、法治、人权、民主、和平、主权、发展、治理等是不同时代凝结而成的价值理念，经过传播、实践、诠释，层叠交织在一起，共同汇聚成当代全球价值理念谱系，引导、规范着各国的制度建设和发展。

　　改革开放是基于当代实践形成的全新的全球价值理念。这个理念是伴随着冷战结束，由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勇敢探索和创造性实践凝结而成的，有着坚实的现实成就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改革开放作为价值理念，从其产生就与既有的绝大多数价值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少“西方色彩”，更具全球共识。既有的价值理念，多数是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而生成的，并在西方首先转化为制度、组织、实践等现实性存在，成为西方国家占据国际社会“道德高地”的依据。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觉醒，这些国家对这些价值理念有了更多样的理解阐释和实践，并通过自己的探索，生成新的、更有时代性的价值理念。

　　改革开放是代表着时代潮流方向的全球价值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一判断不断被现实验证。在经济全球化和交通通信技术迭代更新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放是历史潮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孤岛”，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实现自我的发展。在开放的过程中，各国制度的运行被置于“无影灯”下，使人们对其优缺点的认识更为充分全面，因此开放必然会引发制度的自省，推动制度的更新。改革与开放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不可分割的全球价值理念。

　　改革开放是解决当今时代各种挑战和难题急需的全球价值理念。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稳定，要适应国内外情况的新变化、新要求，防止制度僵化，不断释放出治理效能，必须对制度体系进行调整改革。改革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专属，而是世界各国都应该重视并选择的价值理念。多位西方学者早就指出，已经运行了几百年的西方现代制度，深陷利益集团固化、制度僵化困境，治理乱象不断，改革势在必行。在当下百年变局下，一些既有价值理念不仅没有发挥凝聚全球共识的作用，反而引发甚至加剧了全球共识的破裂和对抗。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其底层逻辑就是理念赤字。如果没有更有凝聚力、说服力、普遍性的价值理念来引领，就难以走出一条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国家治理困境的新路。

　　改革开放是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理念。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必然有不同的实践形式，不可能只有一种改革、开放的“万能良方”。在这种理念的倡导下，就要鼓励更多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国情特征的实践探索，而不能将某种特定做法奉为圭臬。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一些曾经在开放中长期获益的西方国家，却选择了“小院高墙”“选边站队”的方式，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开打贸易战，割裂全球价值链，破坏持续几十年的稳定的全球开放格局；通过推卸责任、塑造“对手”的方式，加速实行政策的“内向化”，激发外部环境的“对抗化”，推延本国制度的自我改革。这种为谋求自我确定性、牺牲全球确定性的方式，是逆历史潮流的选择，更是对全球价值理念的抛弃和挑战。

　　改革开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者，始终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积极主动维护全球开放格局，大力倡导改革开放理念。基于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成熟的治理现代国家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成为中国给世界不断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基础性认知要素。

　　坚持中心论。发展始终是现代社会的主旋律，是各国治理的中心工作，不能实现合理、可持续的发展，任何国家都会丧失实现良好治理的物质基础；不能让人民从发展中获益，任何国家都会失去长治久安的民心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开放的落脚点。要按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逻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系统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越发展，整个系统运行越复杂，越容易出现“蝴蝶效应”“黑天鹅”事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突出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坚持均衡论。改革开放是一个激发各个主体活力、形成合力的过程。各种主体、各个领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多样、持续的互动关系，既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条件，也可能成为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诱因。保持这些社会发展基本关系的均衡，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各国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联系的观点，重视凝聚发展共识，集聚发展合力，形成更大的“同心圆”，确保了各种互动关系的良性互动。

　　坚持统筹论。对于各国来说，共同的挑战就是有限的治理资源无法满足不断增多的治理需求的治理赤字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只靠某个领域、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来应对，必须树立全局意识，建立统筹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地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合理配置，根据问题优先序顺利加以解决。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强调统筹理念、大局观念，重视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的有效统筹。尤其是在改革过程中，重视提高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耦合性，加强改革配套衔接，力争取得最大综合效益。

　　坚持自主论。许多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改革开放是根据国内外具体情况有序展开的，而不是“无条件开放”。改革开放是国家决策，必须保持决策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能受某种利益集团影响，更不能受外部势力的操控，而要根据国内民众的承受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的负荷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客观情况来安排部署。在中国，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还是强调“顶层设计”的改革方式，虽然形式不同，但底层逻辑都是始终保持决策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实现了有序改革、有序开放。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