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经济增长在实践上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理论概念上很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动员资源放入经济增长过程，有很多的资源放进去，经济就会增长。除了实物的资源以外，现在来看，非常重要还有一个货币的投放。这一点我们相信在长期看，多放票子是不会带来效益的，但是短期内确实有这样的效果。第二个来源就是技术、制度和结构。由于这些方面的变化，或者说进步，使得放到经济当中的资源能够带来这些投入资源本身不能解释的更高的增长。

    经济增长就是这两个来源。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评价中国政府最近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保增长的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增长。这也不是一届政府如此，是历届政府都是如此。特别是从中国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以后，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传统。即使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注意力不在经济方面的时候，中国政府也把很多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现在全球遇到了经济下行危险、金融危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政府在这个关头会对经济增长的注意力减弱。这一条我相信没有问题。

    第二，中国政府能动员经济增长的能力，也没有问题。因为刚刚开过的两会已经表明了，这些数据已经公布，无论是财政的、货币的，还是实体方面的、产业方面的，都可以进行大量的资源动员，可以投放到这个经济过程当中去。特别是两会结束的时候，中国总理宣布，已经有足够的“弹药”，随时可以启动新的经济刺激的方案。我相信第二点也没有问题。第三，我认为中国保增长这个政策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政策实施当中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因为在我们很高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的技术、结构、体制的变化，还不那么如意。现在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当前的紧急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有没有足够的精力放到第三个侧面上来？就是要动员我们的体制有更大的变化，动员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有更大的变化，有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有没有足够的实质的政策投入？就这一点，我想根据我们的研究提出几个问题。

   我的看法是，我们作为转型的经济，在这个领域还是有巨大的潜力。

   第一，我们从一个庞大的、高度的依赖外向的经济转到内外比较平衡，特别是更好的为内需服务。这里面就面临很多体制的障碍。我访问过一些做外销的公司，他们的概念，外销的生意非常好做，只要给国际上发货，交易的费用是比较低的。但是同样的企业经理，同样企业家的能力，或者生产能力，转为内销，虽然从30年前比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很麻烦，很多做惯了外销生意的公司，甚至不再想做内销生意。我们在契约、市场环境、各地政府的服务方面，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这一点是在保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国际形势、国际市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难以控制。作为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的外向依存度，早就指出不是太安全，不是太安全，因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终还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利，这个领域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无论从税收制度，到政府的服务制度。

   第二，中国庞大的就业，就是刚才刘鹤提到的这一点。中国庞大的就业面临外销下降，这成为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想就业除了往经济系统里投放更多的资源以外，也包括体制方面的改变，才能够增加就业的容量，尤其是要扩大创业的程度。这一点是中国30年经验证明的。如果当年没有乡镇企业的开口，不会有一亿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在外汇、外贸这些领域大刀阔斧地改革，我们不可能容纳上亿的劳动力做外向的销售。现在要转向更平衡的发展，所以在国内的就业、创业制度方面，还要进行深入的、实质的改革。比如，今天在座任何人，要注册一个咨询公司，在中国很容易，组织一般的经济公司，也很容易。但是，你要办一家医院，要注册一个大学，要办一家金融机构，要注册一个电讯公司，就不那么容易。甚至香港中环用比较简陋的方式在卖报纸的就业机会，在我们今天很多大都市也不那么容易。这些问题虽然不可以拿数量来描述，也不可以拿一次性投入多少钱来激动人心，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增长的。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柱。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异议。但是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它的基础部分，还有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土地的流动。这方面面临很高度的危险。因为当各方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平衡的时候，土地这个转让权的高度自由会有可能带来财产的侵犯。但是如果不让土地资源有更高的流动，我们的城市化、数亿农民就找不到地方转到更高生产力的部门去。这一类的两难问题，我认为都是中国保增长当中应该注意解决的。

   概括起来，我认为支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投入相应的资源，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中国的保增长难点是在后一个侧面，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体制、技术、结构更大的变化，使我们投入到经济资源当中的动员起来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来支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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