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白领装扮似企鹅 地铁里补妆行色匆匆

　　前些年，一部关于企鹅的纪录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的画面唯美，记录了企鹅一年一度的冰上长征。企鹅们披着乌亮的黑袍，挺着雪白的肚皮，一个接一个地行走在冰上，耐心而坚定地横穿南极，寻找有利于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哪怕有一半的同类会在旅途中死去。

　　我每天上下班走在人头攒动的曼哈顿大道上，突然有一天停下脚步，站在马路中四下张望，赫然发现曼哈顿的人与南极的企鹅惊人的相似。这里的“企鹅”个头大，穿戴整齐，黑西服、白衬衣，浅色领带或围巾像极了从企鹅的黑袍里翻出的白色肚皮。

　　南极的企鹅身材肥硕，脑袋左摇右晃，步速却很快。而曼哈顿的“企鹅”步速更快，这一秒钟不迈出你的脚，那一秒别人的脚就要落到你的脚上。不仅如此，还不能太快，否则就会踩上别人的脚后跟。

　　曼哈顿是纽约市的一个小岛，在这个“弹丸之地”，密密麻麻横竖交织着世界上最密的交通网。纽约有400多个地铁站，大多集中在曼哈顿岛。这也难怪纽约地铁系统总是成为恐怖分子青睐的目标，这里的人口密度太高了。曼哈顿的地面高楼密布，世界各国的主要公司都到这里占一席之地，说它是美国甚至世界的经济命脉也不为过。

　　美国的速度在曼哈顿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只争朝夕，行色匆匆，动作机械，面无表情，川流不息的人群，来来去去的身影。当人们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为生活奔波时，人口的稠密度与人心的荒凉形成正比。

　　早上七八点钟的地铁车厢里一般都比较安静，只有“哐当哐当”车厢摇动的声音。人们的脑袋在整齐一致地左右摇晃，表情各异。车厢里的女人大多化了妆。南美裔的女性妆化得很浓，在家化完一遍妆，到了地铁上又开始化第二遍。在包里翻啊翻啊，小刷子小镜子一应俱全，十八般武艺当众操练一遍。白人的妆描得精致，华人则清汤直发，素面朝天，非裔化过了却像没化过，大概肤色太深了，只好向其他方面发展，比如编小辫， 把细细卷卷的头发编成“炸鸡窝”式或贴着头皮编成“地沟式”， 要么在脚脖子上戴一条粗粗的脚链。

　　城市无故事，只是支离破碎的片断，只是陌生人的擦肩而过。车厢里的人们不是在闭着眼睛打盹就是睁着眼睛发呆。我挤在他们中间，感到人群中弥漫出来的沮丧。也许是因为纽约漫长沉闷的冬季，也许是因为当下令人沮丧的经济危机。无论是那些秃顶的戴着老式眼镜的胖胖的中年印度男人，还是那些壮硕的永远穿着西装却从来不打领带的傲慢犹太商人，或是那些永远有着黑眼袋的印度女人，以及那些个头小小的脸色蜡黄的拉丁裔女人，连抱在手上和坐在儿童车里的孩子眼里都永远流露着成人般的沮丧与无奈——好奇怪的表情。

　　曼哈顿的“企鹅”们奉行“沉默是金”原则，好像在玩一个游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口。在繁忙的路段或地铁站，听不到争吵，只听到门开开关关的声音和匆匆忙忙的脚步声。曼哈顿的人很有礼貌，不说话也是一种礼貌。比如开门，男人绅士一些的，会把门留给第三个人，女人开门就比较技巧一些，她会给后面的人候着门，但绝不停下脚步，也不会等你走近，她候门的时间仅够你一个箭步刚刚摸到门。

　　人生的场景如同粗陋的镶嵌画，近看几乎没有什么美妙可言，唯一的办法是移开一定的距离。

　　在我上班必经的地铁站，总有一个高高胖胖的非裔，他不像一般的工作人员，除了举着指示灯照顾乘客上下地铁，还忙里偷闲地大声说：“早上好，日安！”他的声音十分洪亮，从车头传到车尾。他戴着大盖帽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带着曼哈顿人少有的热情，在曼哈顿最繁忙最嘈杂的地铁通道上耸立着，像一个标志。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听着，忽然有一天泪眼模糊。

　　上午九时的曼哈顿是最为安静的，又是蠢蠢欲动的。太阳出来的蒸腾刚刚平息，早晨上班族大迁徙的尘埃刚刚落定，人们已乖乖地走进高楼，消失在大街小巷门厅小道，消失在一格一格的小格间里。高楼被无数的小窗户切割为成千上万的小空间，人们挤进小隔间，一人一格或数人一格地开始进入运营状态。个人消失了，大机器的运转开始了——曼哈顿岛就像一艘即将启程的巨轮，各个零件已进入位置，整条巨轮开始运作，开始航行。马达隆隆，汽笛声声，白烟滚滚，整个大地都在震动，整个世界都在跳动。

　　“整个上午 我都用在

　　努力调整步伐好进入行列

　　(却并没有人察觉我的加入)　

　　整个下午 我又要为

　　寻找原来的自己而走出人群

　　(也没有人在意我的背叛)

　　为了争得那些终究要丢弃的

　　我付出了

　　整整的一日啊 整整的一生”

　　席慕蓉的这首诗题目叫《诗的成因》。在那遥远的南极，企鹅的目光不仅肃穆，而且充满着冰雪晶莹的希望，它们总朝着一个方向。可我们，来来去去，匆匆忙忙，又要去到何方？(摘自美国《侨报》/纽约 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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