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中国应让民间组织力量发挥更大作用

　　中新网3月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当地时间3日发表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韩方明的文章说，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政府的角色正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小政府、大社会是发展目标。因此，承认政府不是万能的，让企业、民间组织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这是大趋势。在转型时期，扶贫、环保、妇女权益、失学儿童教育、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问题将长期存在，民间组织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政府的角色正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小政府、大社会是发展目标。因此，承认政府不是万能的，让企业、民间组织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这是大趋势。

　　在转型时期，扶贫、环保、妇女权益、失学儿童教育、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问题将长期存在，民间组织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民间组织在救助灾民、灾区重建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现有规定限制了民间力量

　　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中国登记的民间组织已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8000个，基金会1390个，它们涉及教育、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领域。还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在开展活动，但因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和活动场地，或因找不到“挂靠单位”而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与现实需要差距很大，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不少依法注册的民间组织没有所谓的“挂靠单位”而身份错位，公信力受到质疑，难以调动社会资源和独立开展活动。而那些欠缺足够资金和活动场所的民间组织又不能注册，处于“非法存在”状态。

　　二是民间组织自身管理存在困难，在很多时候无章可循，在财产所有权、财务监管和机构治理上无法可依。

　　三是政府在管理上存在巨大真空，导致民间组织良莠不齐。

　　四是制度欠缺和法律法规滞后，使一些半官方的民间组织占有较多公共资源，而其他更多的“草根”组织却缺乏资源。

　　现行的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必须挂靠业务主管单位，并对活动场所、资金来源提出了过于严格的要求。中国社会很需要民间非盈利组织，但民间组织的成长却受到约束。

　　作为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政府不能任其随波逐流，但更不应守着旧有的态度限制它们的正常发展。因此，中国全国人大应该根据国情，尽快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将民间组织的日常管理全面纳入法制轨道，让民间组织为社会的正常、有序、健康与和谐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以荣誉制度引导社会风气

　　与此同时，在“两会”召开之际，笔者也将再次呼吁尽快出台《国家荣典法》，以规范荣誉勋章制度。在2007年“两会”上，本人提案建议全国人大制订《国家荣典法》，得到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和响应。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在报告中明确提到：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

　　人们发自内心需要荣誉，发自内心追求荣誉。总理温家宝曾讲到，企业家身上要流着道德的血，并引用亚当·斯密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该书开门见山就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我个人理解，这种同情他人的天性，应该就来自于对荣誉的需要。我们讲人是社会性动物，所谓社会性动物实质就是荣誉性动物。

　　福布斯排行榜为什么在全球社会产生巨大吸引力呢？道理应该就在于，这是一个荣誉榜，一旦榜上有名，就会被认为财富英雄，就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社会的认同，就会给个人带来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要不然，还真的难以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努力乃至拼命追求过多的财富。

　　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首先需要有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要如何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呢？荣誉制度应该是关键所在，什么样的荣誉制度，会形成什么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乃至最后形成什么样的社会。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对财富的过分追求乃至拜金主义，风头正健。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这实际上是荣誉制度安排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不是经历过财富过敏症，以至于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吗？现在，要真正改变一个社会，必须从荣誉安排入手。

　　需要更多“慈善英雄”

　　有识之士都已经认识到，对财富的过分追求使社会关系日益紧绷，也使每个人的精神压力加重，所以特别需要新的荣誉制度引导，超越以财富来度量人生价值的错误倾向。

　　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公认的“财富英雄”比尔·盖茨在演讲中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来让自利的动力发挥作用”，需要启动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我个人理解，所谓“认可”，就是人对荣誉的需要和追求。不久之后，盖茨以实际行动宣示自己在追求什么样的荣誉，那就是将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留给子女，并且从此专注于慈善事业。

　　今天的中国社会固然仍需要“财富英雄”，但更需要“慈善英雄”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英雄，如社会企业家英雄、生态环保英雄、科技英雄，乃至政治英雄——伟大的政治家。这一切都需要荣誉制度的安排，激发人们投身于先进的时代潮流中，引领社会健康发展。

　　应该说，中国的荣誉颁布目前是比较乱的。就本人的观察，每年年初和年底，媒体上到处是颁奖大会的消息，在北京各大宾馆或酒店，一不小心就闯进了一个颁奖现场。荣誉颁奖几乎到了滥设、滥颁的地步。毫无疑问，滥设滥颁损害了荣誉原本具有的光荣感和神圣感。难道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

　　这个问题曾引起相关方面高度重视，如2007年12月15日，国家人事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上明确表示，将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看到进一步的动态。

　　所以，在今年“两会”期间，我将再次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尽早将其此事列入立法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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