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华人世界）：1997年，谭盾围绕在湖北出土的古代乐器编钟，创作了一首大型交响乐作品《天地人》，来庆祝香港回归。之后，谭盾相继创作出了水乐、纸乐和石乐等音乐，在选择发声器材方面，谭盾似乎越来越随心所欲。一个让人不解的现象是，随着谭盾的名气越来越大，对他的批评似乎也越来越多，然而他却在这一片片质疑声中自得其乐，越战越勇。
谭盾：骂的最狠的一次就是在纽约，纽约评论界就说，谭盾最好是一辈子就去写二胡，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写小提琴呢？中国人就写二胡写笛子就够了，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写大提琴、钢琴呢？他就说酒就是酒，啤酒就是啤酒。我就觉得这个很恼火，他就觉得中国人最好是就写中国的音乐，中国人写的音乐就是最好只给中国人听。我觉得这个不对的，你知道吗？几千年之前秦始皇认为他是天下的皇帝，我也认为我是天下的作曲家，我觉得我写的音乐就是给全世界人听的。
刚到纽约时，《纽约时报》曾经批评谭盾只配写二胡曲,然而就在10年之后，《纽约时报》已经忘却了当年对这位华人音乐家的嘲讽，并将谭盾评为“全球十大音乐家”。
谭盾：一个艺术家来讲，我觉得生活越动荡越离奇，越充满了冲击性、挫折感，我觉得越幸福越有意思。当然了，这是后话了，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这种冲击中间被摧毁了也有可能，这是悲剧。当然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能够自我经历这么多事情，然后能够幸存下来，恰恰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正是在这一片片叫骂声中，谭盾成长了起来。然而固守心中的音乐净土，并不等于墨守成规，谭盾总能将前卫的潮流音乐与自己执著的理念完美结合，这一切呈现给世人的就是一个站在风口浪尖的另类音乐家。
谭盾：我想我大概每分每秒都在变，应该是这样的。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像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完全是用湖南的眼光看待北京，看待全中国的。所以我刚刚到纽约的时候，我完全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的，我看那个感觉完全是一样的。比如说别人吃奶酪，我说这不是湖南的臭豆腐吗，好，我一看这个东西，看那个人穿得那种，很时髦的那个塑料鞋，我说这个不是湖南的塑料凉鞋吗？我总是从中国的角度看。其实不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在纽约学到的东西，最后成长起来，最最重要的就是把我过去的生活经验跟我当时的经验完全联起来了，后来事实上我发现实际上作为艺术家的成长来讲，就是说你最好是把过去跟现在要通一通，如果是通了那就成了。
谭盾的目标是做一个像贝多芬一样伟大的音乐家，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离这个目标有多远，但重要的是他已经出发。实际上在我一生中文化差异、文化冲击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从湖南到北京，刚到北京，我完全是以湖南人的感觉看整个社会。我一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有鬼吗？鬼多吗 ？这个地方风土怎么样？风水怎么样？这里人怎么样？这里女孩子怎么样？还是这样子。第二次最大冲击是我从北京到纽约，我一下地铁坐在那里低着头一看，一排大腿没有一双颜色是一样的。就是多元文化嘛，多元种族多元的一个环境。当时我冲击很大，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后来发现不光只是皮肤、语言不一样，所有的吃的烹调吃的菜、吃的饭也不一样，讲的话穿着习惯都不一样。
谭盾的工作室位于纽约的格林威治村。这个地方被称天才与笨蛋聚集的地方。谭盾坦言，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也有最坏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才显得真实，具有立体感。
谭盾：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当然是艺术家居住的地方，诗人作家更多，所以格林威治村实际上是一个全世界都很瞩目的一个地方。所有的人变得很有创造性，然后你觉得随便拣几块石头甚至你在路上踢一块石头，怎么都觉得充满了音乐充满了节奏。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只要琴一拿起来，就是我们站在街上站在马路中间，一站下来，把琴一打开，我觉得那一瞬间好伟大。自己觉得，你觉得你是在全世界都注目的一个格林威治村里面，这个地方有嬉皮士有艺术家，有创造历史的，或者想创造历史的，或者被历史抛弃的人都在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
谭盾还清晰的记得初到美国时的情景。1986年，他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赴美攻读音乐艺术博士学位。那时候为了生计他白天上课，晚上在餐馆洗盘子，最多时要洗两三千：谭盾：我到了纽约的时候，我真的只有30美金。花了两块钱美金去租那个行李车，我带了五箱书，还带了一整箱卫生纸，不知道谁告诉说我美国的卫生纸很贵，我整整带了三年的手纸，因为这个东西搞的我行李很重，必须推两个车，还剩下28块钱坐出租车从机场到不了城里，后来只好打电话给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找了另外一个朋友的朋友，最后才把我从机场接过去。所以当时其实是蛮害怕的。那时候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街头常常能够看到一个背着琴箱卖艺的中国留学生。
谭盾：那时候在纽约格林威治村拉琴常常去抢地盘，因为有些地盘赚钱多，有些地盘赚钱少，所以在格林威治村那个银行的门口，我们老在抢地摊，跟一个黑人拉小提琴的两个男孩子抢。有时候他们占了，有时候我们占了。
多年以后，当已经屡次获得国际大奖的谭盾再次回到当年卖艺的街头时，他又见到了当年和他抢地盘的黑人乐手。
谭盾：后来隔了很久，我差不多有很多年没去了，有一次我从林肯中心排练完了以后路过那里正好发现他还在那里拉，然后他见我很高兴，他说谭盾怎么很久你没来这里拉了，我说我最近在林肯中心拉，他说怎么林肯中心还可以拉，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我是在里面拉，他说怎么里面还可以拉，我得试试。当然我不忍心把这个事实告诉他。
从1986年到美国之后，谭盾一直在用他的努力来取得西方音乐界的承认，除了奥斯卡奖之外，他还获得过当今世界最权威的格莱美音乐奖。谭盾凭借他的东方民族音乐，在西方音乐殿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谭盾：我现在觉得最麻烦的是，现在表扬太多了，其实表扬太多了搞的我心里很慌。你知道嘛，因为贬的太多，我倒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就是想成为出头鸟，只要不要这一枪打中我的脑壳，或者把我给致死，就都觉得蛮好的。我很欣赏冲浪的运动员，我觉得他们永远在浪尖上面，就像一个出头鸟一样，很过瘾。
现在谭盾每年都回一次湖南老家，他说住在乡下就像住在纽约一样，这是一种心境，自由的心境，而这种自由正是他艺术创新的不竭动力。
谭盾：一个音乐家的成长实际上是跟他每一时刻，每个阶段的经历的积累都有关系。实际上在我一生中文化差异，文化冲击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从湖南到北京，第二次最大冲击是我从北京到纽约。恰恰我就是在北京和纽约这两个我自己觉得撞击最大的两个城市里面学到的东西最多。恰恰这两个城市，当然这两个城市的感觉是建立在我湖南文化的基础上的。我觉得湖南的山水，当然给了我很多的养料。但是北京和纽约的这个，后来的撞击，我觉得是把我一步一步推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人还是需要文化的撞击，我倒是希望老有文化的撞击，如果没有文化撞击的话，我觉得倒是死水，一潭思维的死水。
就像谭盾能同时用英语、普通话和湖南话跟人面对面地交流一样，谭盾承认，自己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本人就是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混合体。
谭盾：我这个人是有一些传统和一些奇离古怪、随心所欲的、标新立异的梦想所构成。我觉得如果只是让我生活在湖南，在湖南的那种花鼓戏、湘剧、京剧的院子里边生存一辈子，我是不心甘情愿的。所以我当时一定要去北京学音乐，学全中国的音乐，到了北京以后我一定要去纽约学音乐，我要学全世界的音乐。如果你告诉我说月球上有一个音乐学院，我保证第一个报名去月球上学音乐。
责编：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