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家庭、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内敛的。他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
邓林说：“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好的治疗。此后，我的身体虽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但我却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建立家庭，承担责任，作出成绩。”
邓林说：“我爸爸还有一个习惯，给我们掖被角。他总怕我们的肩膀受寒，所以晚上我们睡了以后，他总要给我们掖掖被角。长期以来，这也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怎么睡觉肩膀都不能露在外面，要盖得严严实实的。”
5个孩子中3个大的，邓林、邓朴方、邓楠，邓小平都带得不多，因为他们都出生在战争年代。两个小的邓榕和邓质方从小就有了很大的“特权”，他们可以在父亲的办公桌底下钻来钻去，在地毯上翻跟斗、打滚、过家家，邓小平从来不嫌烦。
同邓小平相比，卓琳对孩子们的爱是直白的、透明的。邓榕说：“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她对你好，好的不得了，但一急起来也会打你。我们全挨过打，因为小时候我们有时太闹太调皮了。哥哥和邓楠经常‘打架’，哥哥总是招惹邓楠，邓楠就急忙惨叫，妈妈听见了，就过来一人给一巴掌，邓林在旁边也莫名其妙地被捎上一下。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子，妈妈就爱打扮我，把我弄得花技招展的，有时候在我的头上给弄个蝴蝶结，或者让奶奶给我做件衣服。我们也没什么好衣服，小时照片上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手工做的。这一点，经常惹得邓楠不高兴，说妈妈偏心眼。其实，妈妈最信任的人是邓楠。有什么事都跟邓楠说。妈妈身体不好时就把钱交给我姐姐，让她管钱。每月伙食费多少、零用钱多少、开支多少，不够要向公家借多少、每月还多少，都是邓楠的事。”
邓小平3个女儿的性格非常像卓琳，心直口快，在家说话都是大嗓门，无遮无挡，经常还喜欢开个小玩笑，说邓楠是家里的“总理大臣”，因为她从小就帮助卓琳管家；说邓朴方是“兵部尚书”，因为他专门喜欢舞刀弄枪；邓榕小的时候，谁见了都喜欢，大家就说她是“礼部尚书”。邓林在外面不当官，但是在家里官衔最多：“老干部”、“政协主席”兼“文化部长”。邓小平有时也加入，说：“跟赫鲁晓夫吵架，别的武器不用带了，带个邓楠就够了。”邓楠说：“都是因为爸爸耳朵不好，我才成了个大嗓门儿。”
邓小平曾经说：“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邓林说：“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终身残疾。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
得知儿子瘫痪，卓琳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3天3夜，眼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做父亲的邓小平，心情更是难以平静。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组织上帮助安排，让邓朴方进一步治疗。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封信作了批示。在中办主任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得以住进了解放军三〇一医院。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邓小平写了很多的信。在信中，他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个性是一向只重大事的他，不厌其烦地写些家庭生活琐事，体现了一个父亲深深的爱子之心。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205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9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5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饭25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10元），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3人即需约90至100元。我们在南昌的3个人，只有100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100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邓榕说：“读了上述信，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体会到当时那充满父亲心头的忧思。比起与亲人隔绝的禁锢关押来说，现在能与子女相聚，已是奢望所及了。但是政治前景的不测，全家生活的担当，仍使他心头重负不释。他不能不有所思，不能不有所想，不能不为了全家，为了子女，去请求帮助。”
1970年3月的一天，第一次来江西探亲的邓质方走了。虽然儿子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但作父母的，依然离情难却。卓琳控制不住自己，哭得眼泪涟涟。邓小平只能把伤心深深埋在内心深处。他无言、沉默，依然坚持到工厂劳动。
劳动中，邓小平突然感到不适，脸色苍白，满额沁出了冷汗。因为儿子走的原因，他的低血糖病又一次复发了。
家庭、亲人、孩子，是他最珍贵的，也是他那时所惟一拥有的。儿子远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邓小平口中不说，心中却不能不想，不能不忧。
卓琳闻讯，赶忙和工人们一起扶邓小平坐下，卓琳问旁边的工人，有没有白糖，说喝一点糖水就会好的。女工程红杏赶快回到在厂区的家中冲了一杯糖水拿来。邓小平喝了后，略感好转。工厂内没有汽车，车间主任找了一辆拖拉机，把邓小平和卓琳送回到了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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