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邓小平长女邓林：父母的爱情是伟大的

    邓林，邓小平长女。8月3日，《瞭望东方周刊》约好在北京某宾馆大堂对她进行 专访。上午9时，邓林一个人准时到达，记者一眼就认出了她。她进来后，也四顾找记者，并拿出手机拨打记者的电话。宾馆服务员过来，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没有认出她来。邓林与记者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她点了一壶茶。喜欢摄影的邓林坐下来后的第一句话便问《瞭望东方周刊》摄影记者:"小伙子，你用的是什么相机?"

    邓林在接受采访时，态度平和、坦诚，对细节的记忆很清晰，谈起邓小平时，好像她父亲还活着。

    我们怀念他

    《瞭望东方周刊》:8月22日，是很不平常的日子，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很多人都在纪念他，你们全家怎么纪念?

    邓林:每一年，我们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节日，那就是我父亲的生日，全家人都会凑在一起，搞个大团聚，一般不请客人，这一天往往是一年中最高兴的一天.

    父亲去世以后，每到他的诞辰纪念日，全家还保持聚会的习惯。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年，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春天和希望。老百姓纪念他，同时，他也是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怀念他，也纪念他。

    今年8月22日，全家还会搞一个聚会，当天晚上，中国爱乐乐团的秋季音乐会开始，音乐会是专门为纪念我父亲诞辰提前行的。曲目都是我们家里人选的，由于要听音乐会，全家聚会的时间会短一点。此外，国家也会有一些活动，我们也会参加.

    他特别能忍

    《瞭望东方周刊》:我看了你在央视的节目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您说，邓小平"从来就没有走上神坛，也就不需要走下神坛"。

    邓林:确实，这句话反响很大。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没有准备，脱口而出。

    其实，我们全家都有这个概念:邓小平是人，不是神，他对我们来说是普通的父亲，又不是普通的父亲，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站在自己的高度，做丁在这个高度上应当做的事，做了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暸望东方周刊》:他确实是一个很豁达的人。

    邓林:他出来工作时说，我是共产党员就要出来工作。其实，他很实在，他经常说，"我也犯过错误"，主席犯的错误，也有我的一份，他不是高姿态，他真的从内心中就是那么想.他承认自己有错误，就接近真理了，他不回避这些东西，他对自己的理想是非常坚定的，该斗争的时候斗争，该韬光养晦的时候韬光养晦。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他特别能忍，也就是那种韧劲儿。

    邓林:他特别能忍，绝对忍得住，该 说的话，他一定要说，不该说的，绝对不 会说，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他在家不议政，不谈工作，从不谈，如果我们说什么，他就听着，听得不对处，就说"你们不懂"。

    父母的爱情是伟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看邓小平的资料，感觉他是一个领导者，又是一个父亲和丈夫，他享受了一个父亲和丈夫所应有的快乐，尤其是非常危难的时候。

    邓林:这个家庭对他最大的支持，是他不用担心后院起火，"文革"时期，我们几个子女两次被从父母身边强行拉开，当时的感觉是生离死别!但是全家一个心眼儿地想团聚，想办法也要团聚。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我们用亲情帮助他度过困难。晚年时期，孙子辈的人和他在一起，他看到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爷爷一样开心，可以说，他的晚年也是快乐的。

    《瞭望东方周刊》:提起家庭，感觉你父母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应该是伟大的爱情。

    邓林:他们的爱情确实很伟大，是非常完美和统一的结合，我妈妈对我爸爸非常信任，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母亲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离开爸爸，从来没有，更不会划清界限，尽管他们性格差异极大。

    有一个民主的家庭

    《瞭望东方周刊》:都说你们家庭的氛围特别好，我有时就想，他这样一个政治家好像在家里面也是很严肃的。

    邓林: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家庭，遇到什么事情，大家就一起商量，即使我父亲去世以后也是这样，我们给中央写信，也是家里人商量的结果，大家意见非常统一，我妈妈说，给中央提建议只能低于中央，不能高于中央。

    别人到我们家都会觉得氛围特别好，家里非常民主，子女该入党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婚姻、学习等问题都是自己拿主意，父亲从来不强加于人。

    全家人都爱围在饭桌旁聊天，饭桌简直是信息交流中心，天南海北，天文、地理、社会、民生，正确的可以说，错误的也可以说，也说国家大事，如果他不满意了，他还会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你们不懂。"

    包括骨灰怎么处理，也可以在饭桌上谈，我们家不在乎，我爸爸自己说了，骨灰怎么办?扔到马桶里，冲了算了，我们说，那太不尊重，最后，按照他的心愿，他生前喜欢在海里游泳，去世后，他的骨灰就撒人大海了。

    《瞭望东方周刊》:他就没有打过你们，骂过你们?

    邓林:没有，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如果我们淘气、打架了，他最多就是说，“你们出去打。”

    小事上他不管，大事上他很重视，比如学习机会的问题，他重视我们家的孩子的教育，"文革"中，我们家5个孩子，3个大的读了大学，但是两个小的都是中学毕业。那时候，父亲已被打倒，但他还是尽一切可能帮助孩子，他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子女能上学，主席后来批了，才读了大学。

    他爱他的孩子，关心他们的教育，哪怕是在身陷囹圄的时候!

    《暸望东方周刊》: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对你们邓家人教育下一代是不是有影响?

    邓林:有影响，我对我的孩子的要求也是这样，我们并不是那种望子成龙，一定要他们怎么样，是从心里就没有这个概念，我要的是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必须学一门学问，我们还要求孩子要有良好的品质，我们不祈望他们发多少财，做多大的官。

    我们家庭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个年纪也充分地认识到，一个人，他的钱可以减少，他的职位可以降低，但是他的知识，他的品质，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被打倒，不会被拿走，谁也打不倒，谁也拿不走。

    “要夹着尾巴做人”

    《暸望东方周刊》:作为邓家的子女，压力是不是特别大，而且社会上有一些传言，你们是不是也很反感?

    邓林: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有些传言，包括对邓小平的子女，说他们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了，父亲就说，我们还是要自律，事先还是要打招呼。我父亲对孩子很民主，但绝对不是放任，他非常严肃地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真的是非常严肃，很少有这么严肃过。

    他说，我们家的孩子还是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要守法，要谨慎，名不要出得太大，要夹着尾巴做人。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他的原话?

    邓林:对，原话，他有一个16个字的著名讲话，"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其实他对我们子女也是这么要求的，他说孙子辈的，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小出息，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名人之后嘛，人家都看着你们，你们有一点点问题，都会被放大，甚至被曲解。

    邓林:名人之后，确实有压力，社会上也不了解，也好奇，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老百姓对我们有天然的兴趣，当然也会伴随着误解。

    《暸望东方周刊》:你们的成功，包括你绘画的成功也可能会被认为是你父亲的影响，你们毕竟是邓小平的子女，他的高位就没有给你们的成功带来什么?

    邓林:作为邓家的子女，有时也很委屈，社会上有些好的东西往你身上加，有些坏的东西也往你的身上加，其实，很可能都不是我们的。

    还有，就是你说的业务问题，有的说，邓林业务出色，是因为有一个好爸爸，我也很委屈。

    至于说父亲对我们的事业有没有影响，我想，肯定会有，比如，我们都会很自觉，就是绝不能给他添麻烦，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因为你是邓小平的孩子呀，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的父母一生曲折，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可以让我学习他的气质和品质，比如，对人生的看法，我们家的孩子可能就会深刻些，比如对我绘画的影响，可能就会使我的画有非常的气度，这种气度是因为你生活在邓小平的家庭里，你遭受过特别的苦难，经历过特别的年代，这些影响是对气质和品质的影响，反过来又对你的业务造成影响。

    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说，我愿意用自己的一双手，打造我自己的天地，我尽量这样做，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邓家孩子如果有成功的，我想，也是借助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品质。

    《瞭望东方周刊》:邓家的孩子从政的不多，其实，如果你们从政，以邓小平的影响，太容易了，为什么没有多少人从政呢?

    邓林:我刚才说了，他教育子女就是那种方式，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他不恋权，他出来工作，他说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他还说，"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他就是这样想的。

    他对子女也不是要求他们做大官，出大名，他觉得，子女只要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就很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