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国家与社会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由“输血”到“造血”，从政府扶持上升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不同阶段。目前，在我国的贫困人口当中，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民族地区的脱贫步伐也在明显加速——

　　提到我国的贫困地区，人们会自然地想到民族地区，这是因为占国土面积64%的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分布有着很大的重合。民族地区多位于边远地区，自然环境较差，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民族地区贫困现象较为普遍。截至目前，在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2184万绝对贫困人口中，民族地区的均占一半以上，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党和国家为消除贫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贫困人群提供各种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2000年国庆期间，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通了公路，这个居住着我国70%独龙族的山寨有了通往外界的桥梁。“这条公路凝结着党和国家对我们独龙族的关怀，凝结着云南省扶贫工作队同志们的汗水。”提到这条公路，时任贡山县县长的高德荣回忆着公路通车前后独龙江乡的变化：通车前，干部从独龙江乡到县里开会要先骑马，然后徒步翻越高黎贡山雪线，然后再搭车到县里，整个路程大约要走两天。通车后，到县里的时间缩短到了半天。“通车前，想在独龙江乡修一座房子，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一袋水泥的运费高达数百元。公路修通了，山里的农副产品能够销往外地，农民手中有了积蓄，而建材的运费也大大降低了，现在独龙江乡的很多老百姓都告别了原来的板房和茅草房，住进了砖瓦房。”

　　2005年，高德荣向国家民委电话报告：独龙江乡结束了没有电话的历史！贡山电视台的小魏来自独龙江乡，他曾经用镜头记录下了家乡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他说：“独龙江乡的变化要归功于国家多年来的扶贫，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之前，我的家乡几乎可以用与世隔绝来形容，全乡只有一个供销社，‘商业’一词对于独龙江乡来说写在遥远的天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路通了，商品流通了，一部分群众放下了手中的锄具，做起了生意，独龙江乡终于有了自己的商业。”

　　独龙江乡在基础设施改善后，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例子在民族地区非常普遍。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积极投入已经大大改善了贫困家庭的基础设施状况，为他们摆脱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西素以山清水秀闻名，但居住在桂西山区的人们却吃足了大山的苦头，绵延的石山堵住了公路和“财路”。隆安、马山、天等、大化、都安、隆林、西林、田林、乐业、凌云等10个县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且均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都安、大化等大石山区5县是广西石山分布最广、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之一，石山面积占总面积的79%以上，其余5县集“老、少、边、山、穷”为一体，目前尚有贫困人口33.75万人。为打通桂西发展的“梗塞”，广西交通部门先后投入超过5.8亿元人民币，在隆安、马山、乐业等桂西10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大力开展交通设施建设。待这项工程在2010年竣工后，项目所及10个县的所有乡镇及建制村的农村公路将全部贯通。

　　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扶贫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业生产生活条件又是做好扶贫工作的前提和关键。以甘肃省为例，面对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贫困比重大等困难，该省通过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大群众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截至2006年年底，该省有56.62万绝对贫困人口基本解决温饱，242.4万低收入人口解决温饱，51个国家和省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687元，其年均增长率和全省平均增长水平基本持平。目前，甘肃省贫困地区新修梯田累计达到2596万亩，大部分干旱山区人均达到1.5亩左右；新增水地76万亩，累计达到1082万亩，有灌溉条件的地方人均达到0.5亩以上，通过打水窖和建人饮工程，基本解决了205万人、611万多头牲畜的饮水困难。在继续完善河西和沿黄灌区50万移民基地建设的同时，这些地区向外省组织劳务移民近30万人。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一个土家族山寨里，一位朴实的农民高文虎在家里办起了一所小学。这件事感动了一位澳大利亚姑娘，她远涉重洋来到大山里，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由于地处大山，生活不便，没有教师愿意来这里教书，高文虎只能一个人支撑这所学校。

　　2006年初，数百名网友自发组织起一个“关爱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的QQ群，以网络为平台，共同商量如何帮助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学校和这位无私的农民教师。他们有的人有能力、有时间能去支教，有的人没有时间但能出钱。于是，“关爱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民间扶贫接力支教计划渐渐形成，他们还将每年寻找5名志愿者前去高文虎的小学支教；对于不能自己负担生活费用的志愿者，大家一起资助；同时，还为学校募集所有经费。

　　“关爱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民间扶贫接力支教计划，是民间自发爱心行动，没有国家资金作后盾，志愿者们在支教期间的所有费用均需自行负担。近年来，这种关爱行动在我国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出现得非常多，一些相对成熟的项目还吸引了国内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民间扶贫逐渐成为了政府扶贫的有益补充和后备力量。

　　社会学家认为，像“关爱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民间扶贫接力支教计划这样的民间扶贫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至少在两个方面推进了我国的扶贫事业：首先是增加了社会参与。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扶贫项目，使一些有志于从事扶贫事业的人员有机会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与政府的扶贫项目不同，这些民间组织带有强烈的志愿服务精神，他们把扶贫不仅当做一项工作，更是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其次，增加了扶贫资源进入贫困地区的渠道。民间组织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创新性等优点，他们能高效地聚集社会各类资源，使各类扶贫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扶贫事业中来。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企业可以通过捐赠资金，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共同参与扶贫开发。”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行最认为，NGO的优势在于其所发挥的独特作用。NGO在扶贫模式创新、制度创新上，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均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比如小额信贷，以农户要求为导向，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设计有针对性的帮扶项目，解决了扶贫到村到户问题。NGO依靠政府但又不依赖政府。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贫困农户自立能力建设——小额信贷”项目，就是在项目县设立独立项目管理经营机构——贫困农户自立能力建设支持性服务社。“人员公开招聘，有完善的奖惩措施，确保工作效率。在资金使用上，我们的体制保证资金安排直接到农户，从而排除或减少中间环节流失。NGO的优势还体现在工作细致化、信息透明化、财务公开化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实行财务公开，财务资料谁都能看，每年的审计报告也会在年报上登出来。”王行最说。

　　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平均海拔2300米，年平均气温不到9摄氏度，撒拉族人口7.37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62.1%。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收入单一日渐成为当地十几万农牧民的沉重负担。循化也因此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重点扶持地区之一。

　　说到扶贫开发之前的生活，循化县民主村的老百姓把它当做噩梦来看。村民马海英说：“那时，要是赶上年景好，地里的粮食刚刚够吃。要是雨水少的年份，一家老小只能饿肚子‘扛’着。”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很多撒拉族群众都纷纷外出打工，寻找着新的谋生出路。而在循化本地，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为循化各族群众的脱贫输入了新鲜“血液”。就在此时，一个土生土长的扶贫项目——青海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循化生产基地诞生了。

　　1995年，撒拉族青年韩阿乙草在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学习语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中国虽有2000多万穆斯林，但他们所戴的孟加拉帽却都是进口的。在生产帽子的阿拉伯国家，厂家都是手工作坊，规模小、成本高。尽管如此，每顶帽子的成本折合人民币也不过1.4元左右。

　　韩阿乙草坚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1999年初，青海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以3万元起家，抓住成本这个关键因素，在国际上拼起了小白帽的价格战。

　　电脑设计、电脑控制……韩阿乙草成了穆斯林帽智能化生产第一人。短短8年间，伊佳公司的产品已经占领了国际市场的50%至60%，成为亚洲最大的伊斯兰民族服饰用品生产企业。

　　企业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遇到了资金的瓶颈。伊佳公司的生产规模已经无法满足源源不断涌来的订单。“在我发展的关键时刻，我的民族和家乡永远是我力量的源泉。我办企业也是为了回报他们。”穆斯林纯朴的乡情给了韩阿乙草双赢的选择。

　　2007年，循化县以白庄村、民主村和米牙亥村为试点，鼓励农民将政府发放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入户的资金作为“股本金”集中投入到伊佳公司。以每户5000元计算，几个村子共有1000户。而伊佳公司则要保证每个“股东”每年500元的固定分红，每户吸纳1人就业。并以公司资产作抵押，确保企业出现风险时，优先偿还农户的全部本金。这样，每户农民每年可增加收入7000余元。

　　如今，企业和农户的利益紧紧锁在了一起。企业不仅解决了资金、厂房等困难，农户也有了稳定的收入保障。在青海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位于循化的生产车间里，132台高速运转的电脑刺绣机、各式缝纫机有序摆放成十几排。孟加拉帽、沙特帽、女士面纱、穆斯林长袍……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就是通过伊佳的生产线走向了国内、国际市场。

　　截至目前，青海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共有员工3600多人，累计吸纳贫困农牧民就业1.3万余人，为他们找到了“离土不离乡”的脱贫之路。

　　“过去我们虽然试图发展过一些产业来扶贫，但是效果不明显。关键就是没能结合民族地区特色，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循化县扶贫办主任张青寿的话注释出了其中的含义。如今，一批批本土企业的诞生，标志着扶贫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循化各族群众不仅开始自力更生摆脱贫困，而且“致富”一词正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今，在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努力下，全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一些曾经贫困的地区，已经变富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从2003年到2007年，全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820万人减少到了1479万人，下降了47.6%。贫困发生率从9.2%下降到了4.5%。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民收入首次出现了连续5年增幅在6%以上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到“十五”末，仅8省区的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本世纪初的1187元增加到了1633元。8个民族省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了293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减少了51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8.6%下降到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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