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国庆阅兵故事

　　阅兵不仅为了军威国威，更是官民互动的舞台。图为1984年10日1日，几名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全场沸腾。王东/摄

　　1984年、1999年举行了建国后两次重要的大阅兵，通过亲历者的讲述，不仅可以感知阅兵集训的艰辛，也将我们带回到昔日军民互动的舞台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刘俊 发自北京

　　1984：为小平感动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观礼台上人山人海，站在天安门右方的公方彬不敢相信眼前的精彩——徒步方队仿佛变成一个人踏着正步走来，镶着两面红旗的衣领被星星和黄边取代，那是要在1985年推出的新军服。机械方队里，“巨浪”潜地导弹和“东风”五号战略导弹呼啸而过，即便是当兵出身，这位当时荣获“中国英模”称号的广州军区的年轻战士也是头一回目睹这些现代化的武器。

　　不远处，坐在木头临时搭建的台子上，3000名日本青年也看得目瞪口呆，他们和中国观众一起欢呼着，跳跃着，没有人愿意离开位置半步，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历史镜头。突然，在群众方队中，几名北大生物系学生拉出了一条由床单做成的横幅，绿色大纸上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这是一个未经审定的标语，几名便衣准备上前抢夺，但还没来得及行动，全场已经沸腾了起来。

　　看在眼里的公方彬眼泪哗一下喷涌而出。为小平感动，“他改变我和中国”；也为民众感动，“群众为每个作出贡献的人是真诚敬重”。回望25年前的那一天，“小平您好！”是他至今难忘的标语。

　　所有人沉浸在兴奋漩涡中

　　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处都是标语和口号的国家，标语的变化是政治脉动的前兆。 1984年，中国改革虽已迈入第7个年头，但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接到观摩阅兵通知后，公方彬前往广州集合，在中山公园，他拒绝了几名日本学生要跟他这位中国英模合照的请求，“当时我想不能跟外国人合影”。

　　当然，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十分活跃。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在1978年让官民凝结在一起。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公方彬说，那时候，党的威信、社会幸福度都是最高时期。35周年大阅兵已然不仅是国威军威的展示，亦成了群众展示激情的舞台。从白天到晚上，所有人都沉浸在兴奋的漩涡中，“那种氛围感染着每一个人，谁进去都被感化了”。

　　阅兵结束，公方彬和一群英模代表坐在敞篷车上先行撤离。看到胸前戴满奖章的英模，路边的女兵方队女尖叫了起来。晚上，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一群大学生将他们抛起，落下，再抛起。那天，公方彬没能集合上大部队，到了很晚才回到京西宾馆，而有的人连鞋子都搞丢了。“那天某个新闻有没有价值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都在欢乐，都在庆祝。”公方彬回忆。

　　在现场的郑震孙没能享受公方彬的礼遇，他表达兴奋的方式就是不停地按下快门。阅兵当天，他和两名中央台摄像在位于华表下边的一辆高高的吊臂车上拍摄，那是整个天安门最好的拍摄位置，在狭小的车上为了记录目不暇接的历史画面，郑震孙不吃不喝站了好几个小时，但遗憾是，他还是未能捕捉到“小平您好”那个珍贵瞬间。“如果长镜拉过去也能拍到，但是脑子没反应过来，他们就走过去了。”

　　邓小平亲定大阅兵目标

　　而当时，郑震孙的同事王建民正在对检阅部队的邓小平按下快门。“他个头不大，但很有风度。那种自信给人很大的力量和鼓舞。”王建民回忆。随着检阅进行曲旋律响起，邓小平乘红旗牌黑色敞篷轿车检阅部队。他频频向指战员招手、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官兵们高呼：“首长好！”“为人民服务！”。

　　这是25年前难以想像的口号。那时，“领导人检阅部队呼喊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国庆35周年阅兵副总指挥兼阅兵办公室主任、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周衣冰回忆：“小平同志对广大官兵总是充满了关怀与爱护。”

　　阅兵前，邓小平亲自批准北京军区为大阅兵定下目标:“世界一流，国际前茅”。虽然在此之前，共和国已经连续２４年没有举行过大型阅兵式了，但周衣冰等演习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仍信心十足。周衣冰回忆：“当时我们坚信，这次阅兵一定能走出军威，走出国威，振奋民族精神，鼓舞爱国热情。”

　　官兵们最终不负众望：阅兵式队列严整口号洪亮；分列式步伐刚健气势雄伟；标兵威风凛凛，站立３个小时纹丝不动。这是官兵几百个日夜奋战的结果，王建民说，那种辛苦难以用语言表达。“一天流出的汗水达20多吨，5个多月内每人踢坏6双皮鞋，铁掌、鞋钉用了6吨……”在一张照片的摄影图说中，王建民这样写道。

　　整齐划一背后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付出。图为1999年集训时，步兵方队官兵身背“正骨”十字架，腿绑铅沙袋苦练基本功。王建民/摄

　　1999年：美国武官傻掉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武警的引导下，单声来到天安门左侧观礼台。低头看，这位全英华人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赫然发现，座位有点潮湿，那是下雨的痕迹。

　　1999年阅兵前夜，一场大雨让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一夜未眠。

　　在电视尚未普及的1984年，许多人只能从后来的电影中重温35周年阅兵的威武。可是1999年的大阅兵就大不一样了，不仅中国人在看，外国人也在看。那天现场有1800名记者，外国记者730个，26家电视机构现场直播。10月1日凌晨，李新良与万名阅兵官兵冒雨进城，到了早上，北京碧空如洗，李新良如释重负。

　　“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开始”伴着1000多名军乐队员高奏激昂的阅兵曲，在李新良的陪同下，江泽民乘红旗牌检阅车徐徐向东驶去。

　　地面车辆：高科技造就世界第一

　　徒步方队经过时，单声从位置上望下看去，“一排人感觉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得不得了。”十年过后，忆起往事，单生仍历历在目，激动不已。“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军队多么雄壮，多么有纪律。美国人看得傻掉了。”是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三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

　　单声所说的美国人是坐在他身旁的美国武官。“他告诉我，从没见过这么整齐的画面，非常惊讶。”单身回忆。令这位美国武官难忘的还有中国加油机从头顶越过的镜头。当一架大型空中加油机拖着两根长长的加油管与两架受油的歼击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观礼台上掌声雷动。在当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掌握了研制生产空中加油机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

　　那天，总共有132架飞机从5个机场起飞，飞行70余公里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一秒不差地依次飞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李新良回忆：“这不同于地面方阵啊！飞机是在天上飞的，早来晚来都不行，这么多架飞机，不同机种，指挥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有细致严密的组织和刻苦严格的训练，是绝对达不到那种效果的。”

　　地面车辆的表现同样惊艳。受阅方队单车在100米距离上的误差不到0.2秒，距离误差控制在0.02米以内。新中国成立后的12次阅兵，这是最优秀的一次。时间误差和距离误差一直是世界车辆阅兵难题，而美国、俄罗斯、朝鲜等国阅兵的单车百米误差都在5秒和0.5米以上。当时负责车辆方队技术测评的工程师张一平回忆，为了解决车辆受阅误差问题，中国以往阅兵采用靠人工拉绳测距、纠偏和考评的方法，但这种手工方法精度不高。车辆方队指挥部发明了“电子监控与考评系统”。系统由主控机、摄像机、监视器、计算机、录像机等设备组成，车辆方队的行进状况，通过激光传感器传到监视器，再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可对车辆方队的标齐——排面；卡距——前后车距离；方距——两个方队之间的距离；列距——车与车的间隔等进行全方位检测，数据的精确度达千分之一。

　　张一平说，过去用人工拉绳测距、考评需101人，使用这套系统仅需3人。刚开始，这套系统对阅兵的全部车辆方队测评时，有30%的车辆不能达标，经过两个多月的纠偏训练，达标率已达到99%。

　　徒步方队：土方法练出整齐划一

　　一位观摩中国50周年阅兵的华侨告诉单声，能看一次阅兵，这一生一世就满足了。很多观众满足的背后是中国军人付出的常人难以想像的汗水和泪水。1954年，第八步兵学校在阅兵训练时就提出这样的口号：“操作不流汗，等于没有练。”“操作腿不疼，等于没练成。”

　　时隔15年，1999年的训练条件已经比1984年要好很多。“1999年除了帐篷，还有板房，吃的也好多了，训练也更人性化。”曾采访过1984年、1999年两次阅兵的新华社摄影记者王建民回忆。但是强度还是很大，大家容易疲劳，指挥部想了个办法：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兵女兵一块练。

　　目标只有一个：整齐划一。一些训练土方法在1984年就已派用场。“腿上绑砖头、沙袋练力量；背上绑十字支架练体形；衣领别大头针纠正摆头定位时出现的仰头、探头、低头；帽顶朝下顶在头上踢正步练平稳，不稳就会掉下。”王建民说。

　　在仪仗方队里，高举“八一”军旗、走在最前面的是受阅部队的军旗手宋月强。“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宋月强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直接关系到身后的42个方队。而且，在正常的气候下，军旗温顺如羔羊；可在风雨中，军旗重达二三十斤，像匹纵横驰骋的烈马，常人难以驯服。

　　为了练就超一流的掌旗动作，宋月强自制了一根钢管，灌满沙子后重达17公斤，他反复练习45度角旗杆定位动作，一打一收，一练就是2个小时。这是一位新华社记者当时在宋月强的宿舍看到的情景：3根练坏的旗杆放在墙角。宋月强那双粗壮的大手血泡片片，双臂举肿了，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体重也一下子减少了6公斤。再看皮鞋，他专门加钉了两层鞋底，8个大号铁掌，比原来增加了一倍的重量。正是通过这样顽强的训练，宋月强终于使旗杆在他手中运用自如，甚至可以根据不同风向甩旗、端旗、展旗，把误差减少为零。（陈辉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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