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韦伯开文化分析之先河并提出“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以来，对两者关系的争论就再没有停止过。然而，不论是韦伯的“阻碍论”，还是东方学者的“促进论”，皆将伦理本身与社会环境混为一谈，统称之为“伦理”，导致了同一“伦理”导致不同经济结果的论断。于是，这种不将伦理本身加以严格界定的分析方法谬误自显，而需要将伦理本身从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才能得出伦理与经济的正确关系。
二、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以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涵为基础，通过将伦理本身与社会环境分离，引入社会环境中“商业态度”变量，建立“君子＋抑商”和“君子＋重商”的伦理与经济发展模型，探讨儒家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期化解伦理未从社会环境中分离时分析两者关系的恒久矛盾。
文章认为，儒家伦理因其中性的义利财富观，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产生积极的抑或消极的影响；只有与某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即社会对商业的态度相结合，儒家伦理的君子道德观念才能发生作用。
文章同时认为，从“君子＋用仕”到“君子＋从商”的转变是儒家济世的模式随时代变迁的结果，其内在相通。
三、关键词：
伦理 社会环境 资本主义 儒家伦理 财富观
四、提纲：
?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概述
?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涵及考察因素的选取
?社会环境变量“商业态度”的论述
（1）儒家财富观：抑商为什么不是伦理自身因素
（2）时代变迁：由“抑商”到“重商”
?引入社会环境变量的伦理与经济模型
（1）“君子＋用仕／抑商”
（2）“君子＋商业”
?结论：儒家伦理中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五、正文：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人类日益密切地被联系在一起。世界市场的扩张更让这种联系无以复加。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经济生活的面貌，历史上首次出现持续增长现象。于是，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成为同等重要的追求。停滞的经济状况不再为民众所接受。结果，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因落后而消亡的国家极为罕见；但因为不能达到国民的期望值，而失败垮台的政府则履见不鲜。基于此，如何达成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日益成为重要的关注话题。
早期的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是保证持续增长的三个要素。随着研究的深入，技术创新、制度因素、社会文化传统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最早分析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学者是马克斯•韦伯，他把新教徒的宗教背景同新教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联系起来，将“儒教伦理”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迟滞联系起来。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争论开始了。
东亚经济发展概述
近代东亚经历的是一个迅速衰落并逐渐退出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当然这主要是就中国而言。日韩的落后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在坚船利炮的佑护下打开了这东方三国的大门，并逐渐渗透。
在这一过程中，惟有日本明智而有效的阻止了衰落的进一步蔓延，迅速扭转颓势而走向强盛。究其根本，就是日本最先认识到了商业社会的来临并欣然地接受了这一转变，从而进入到了下面将要论述到的“君子＋商业”的模式；明治集团进取开明，一犹大化改制。而中韩则由于统治集团处于运转周期的腐朽中，统治者无雄才大略，盲目自大，闭关自守，无法重现秦王以远中土求教之心改制的辉煌。君子德风，统治者对商业社会到来的态度至少是直接的导致了大国的兴衰。
日本的强盛无疑是对中韩最大的震动，朝野的震动。甲午海战，江华条约，更是直接促进了有志的年轻一代求学日本的热潮。但是，重农重迁厌恶流动与转变的观念根深蒂固，向商业社会的转变，包括政治经济道路艰难，遥不可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过程中，遇到了农业社会农业观念最强烈的抵制。
儒家君子济世的高贵品格和坚定信念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抵制的效力。附着了济世精神和承天命行之的无商不奸、农桑为本观念，让坚船利炮的效力大为减弱。但也有一批接受了商业思想的儒生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同样，附着了济世精神和承天命行之的农商皆本、实业救国思想，在夹缝中创造了短暂的辉煌。
几千年观念的转变缓慢而艰难，但同时，历史选择的大势也不可逆转。
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冲击，经历着国家民族危亡的抗争，在中西观念的碰撞中，现代经济观念的传播渐趋迅速而有力。在我看来，四小龙的崛起便是因这种商业观念的传播而同样进入“君子＋商业”模式的结果。
当社会处在战争和冲突的混乱中时，带来持久福利的因素往往可以表现得更加明显。当传统的观念和模式虽然自身可以稳定运行但面对外来冲击却无法自保时，观察、模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顺理成章，这促成了两次大战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现代商业观念的传播——中国一段时间的中断可以看作特例。由于传统上对商业态度的转变，使得君子的优秀品质与现代经济运作的结合产生了持续而高速的增长。
同一个儒家伦理，同是东亚经济体，一部近代史，便是一部商业观念传播史；而对这种观念传播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直接导致了经济和国家的兴衰。
儒家伦理的内涵和考察因素的选取
在东亚经济崎岖转折的进程中，作为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被称为“儒家文化圈”的地区，儒家伦理所扮演的角色自然引起了重大的关注和争议，“阻碍论”、“促进论”不一而足。阻碍论以韦伯为代表，论证严密，分析深刻，以“士”为介入论述了儒家伦理骨子里对追求财富的鄙视和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阻碍。促进论则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出于对自家之物维护之心者居多，往往以一些君子传统的美德论述儒家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促进。二者谈不上实质的思想交锋。而在我看来，儒家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关系关键在于其财富观的性质，付诸实践便是君子对财富的态度。
孔子是儒家的始祖，被称为“至圣先师”，甚至受封为“文宣王”。有儒生相信他曾真的受天命为王，君临天下。这样的儒生是孔子的信徒，孔子委实当了一阵子的教主。这是政治结果下导致的变异。
自孔子以来，儒家的大师们始终遵循的是一个信念的体系——力行仁义、恪守忠恕、认知天命。积极的修身济世始终是君子应有的不懈追求，孔子的时代要求的是用仕；而这并不排除随时代变迁修身济世方式的改变，从而为济世从“君子＋用仕”到“君子＋从商”模式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这种转变是时代主流的变化所致，君子济世模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既有模式的削弱，也不排除向其它方面的转变。
非信仰性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其只能称“家”而不能称“教”的原因所在。信念与信仰的差异，我个人有一个比较浅显的比较，信仰是“作为－结果”模式，“结果”便是天堂、彼岸，提供你认识和行动的模式，同时给予超自然的应许；信念只是给出了应该的作为，并且这种作为的合理性来自于自然的所在，允许反思。只有存在“信仰”，才可以称之为“教”。
这样的非信仰性为其财富观内在地定了基调。财富在儒家的体系中，也只是天地间自然的存在，不具有任何超验的价值，这根本上区别于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下信徒们对追求财富的理解。在君子的思维中，仁义是最高的价值。如果财富的取得合乎仁义，甚至有助于彰显仁义，君子也会孜孜以求，不遗余力；但若财富的取得违背仁义，君子则会践行穷且益坚而不“斯滥”的信念，安之乐之而不悔。
中性的义利财富观，将是探讨儒家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影响关系的基础。
除直接与经济相关的财富观之外，儒家伦理的三个重要方面——对秩序的关注、对宗族的重视、祖先崇拜也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产生发展。
首先是对秩序的关注。儒家的“礼”便是其关注秩序的集大成的体系，将社会安排得井然有序，最大程度上防止冲突的出现。孝是礼的核心，其他社会秩序的规定皆由其阐发而来。
对宗族的重视是君子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君子事业的起始或者说起始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并且是宗族兴旺的希望。
祖先崇拜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其实质是对已有经验的维护并进而对长者的尊崇，这属于秩序的范畴；但其引申而来的尊师重教却将是影响长期经济的又一重要变量。
社会环境变量：商业态度
伦理无疑是社会环境重要的内容，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言，另一社会环境变量——商业态度，则更为重要。猜忌、闲置的商业态度会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来说，社会对商业活动宽松、支持并鼓励的态度则无疑是必需的。但长期的讨论，将商业态度与伦理因素不加区分，以至于运用到实证分析导致内在的矛盾。
儒家价值观：抑商为什么不是伦理自身因素
财富带来的福利是人类基本的欲望之一，任何一种明智的伦理都不会强制人们放弃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儒家伦理更是如此。“见得思义”是儒家对追求财富的一概要求，但这并不能导致倡导中庸之道的儒家在伦理层面对商业的绝对否定从而要求加以抑制。因为“见利忘义”既不是商业活动的本质特征，也不可能是必然结果。
抑商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当小生产单位的生产能够满足自身各方生活资料的需求，自给自足的耕织经济模式便得以确立并逐步稳固。在这种追求并需要平衡和稳定的模式下，任何试图的调整都将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农业产出足以维持开支的国家来说，商业无疑是一种不稳定和不安分的因素，因为它带来无控制无计划人口流动的同时还将导致思想的传播，财富的积聚有可能是威胁政府权力的信号，限制商业的发展便成为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从早期的管仲、申不害到稍晚的商鞅、韩非、李斯皆是如此。对于专门提供国家政策建议和指导政治手段运用的学派及其实践者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当时中国抑商时代的特征明显，农业提供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军事力量的有效运用；而商业对此贡献甚微，其趋利的流动性又会影响国家对资源的有效调度。作为春秋战国时代优秀的学派，法家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当然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毫不迟疑地提出明确政策并坚决有效地加以贯彻。
从“抑商”到“重商”
“抑商”与“重商”皆是时代的特征，从“抑商”到“重商”的转变更是时代变迁的结果。这里的“重商”仅指对商业的态度，与“重商主义”并无关系。
自给自足的生产并不是绝对的，并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的不断发展，其主导性日渐削弱；商业发展的效益和必要性逐渐显现。社会对商业的态度随之经历着一个漫长的争论和转变过程，时间的长短与国家的地理环境对商业的便利性相关。于是我们看到，随着运输特别是海运的发展，一些商业城市、商业地区在容易产生效率的地方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商业进展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变成了市场的扩展。此时，一国的实力与商业活动紧密相关。最先并持续开展商业贸易的国家成为新的强国，并不断开辟着市场。在早期的市场开拓过程中，武力是经常的手段。在战争中落败的国家被唤醒，不论是被迫强制，还是自愿模仿，资本是以世界市场最终不可避免地完成了它的扩张。
在这一进程中，如同上文对东亚经济进程的描述，在争论、徘徊或者学习、模仿中，已经落后的国家的商业态度艰难的进行着改变。最终，为了不至于在日益联系起来的世界上消亡，这些国家逐渐放弃以前相对封闭条件下可以长期稳定存在的经济模式，完成从“抑商”到“重商”的转变。
现在是全球化的相互依存时代，“重商”的时代已基本完结。各国商业活动如此繁富，国际经贸往来如此紧密，我们可以说，商业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
引入社会环境变量的伦理与经济模型
经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我们主要引入儒家伦理和商业态度两个变量，以确定哪一个变量真正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对伦理作用的论述中，如上文所描述，将以中立的财富观为基础，从关注秩序、重视宗族和崇拜祖先三个方面展开；并进而根据商业态度与儒家伦理组合导致的不同经济结果，判断二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古代中国，由于国家出于上文所述原因对商业的限制态度，使得商业的发展步履艰难。君子济世的方式局限于“用仕”，以致于“君子＋抑商”实际上是“君子＋用仕”模式的附带结果。中立的财富观对此并不构成影响。
由于对秩序的关注，“礼”对从商者的衣食住行等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酷的限制。商人基本上处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由此一个必然的结果便是古代的中国商人只富不贵。对于体面的君子来说，取得富贵并对社会施加影响以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便是入仕；而正反馈效应使得仕途众人争先而商道乏人问津。
对宗族的重视和由祖先崇拜延伸出的尊师重教于“君子＋用仕”的效果相似，一方面宗族领袖和师长使得自己所能影响到的社会群体固守过去经验而不求变动，另一方面教育与传承将这种固守的观念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传播和继承。二者在同样的意义上维持并不断稳定着这种模式的发展。
当商业的发展变得有效而必须时，社会对商业的抑制态度依然如上传播，而商业的发展由于社会长时期抑商态度和政策的延续将比在抑商之初的社会环境中更加艰难。于是，当这种模式发展到近代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并毫不迟疑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而随着商业态度如前所述的缓慢、曲折但不可逆转的最终转变，君子的济世领域从仕途扩展到商界。儒家传统中优秀的品质与重商的态度一起，也即“君子”与商业的结合，迅速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
与重商相结合，对秩序的关注在宏观层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效维持着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微观层面上，对秩序的关注促进了企业和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整体良性、持续和协调的发展。
作为宗族观念和一切人伦关系的核心，“孝”在营造稳定社会关系方面功当居首的同时，更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孕育了一个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家族制企业的迅速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初期的贡献颇为突出。
更值得一提的是祖先崇拜延伸出的尊师重道。在此传统下，个人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促使人力资本在社会层面“成本－产出”效率提升，为其经济社会长久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
在此情况下，义利财富观更是有着矫正经济中“唯利是图”倾向的重要作用。对于儒家的君子来说，“见得思义”将成为从事商业活动的首要信念。这些，使得东亚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品质也得以保证。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君子强烈的济世信念和坚定的行为意志与其中性的财富观相结合，使得君子无论投身于哪一种商业态度和这种商业态度下的济世模式，都会迅速而有效地将这种态度推向极致，不论是“重商”还是“抑商”；同时将模式固化，不论是“君子＋用仕”还是“君子＋从商”。因此，社会环境中的“商业态度”变量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儒家伦理只是一个条件变量。
结论：儒家伦理中立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
长篇累牍的论述最终表明，与抑商结合的儒家伦理阻碍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商业结合的同时促进了东亚经济的腾飞。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儒家伦理因其中性的义利财富观中立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真正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社会环境变量中的商业态度。
这样的结论似乎是有些令人无奈的。如果儒家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并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就应对其加以改造或者说扬弃，以使之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如果恰好相反，儒家伦理有利于至少是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并直接促进了东亚现代经济的腾飞，我们就要大家弘扬，力图改变其在当今中国的沦落境遇。但结论是中立的，我们采取何种对策呢？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儒家伦理虽然中立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君子的济世精神和坚定信念却可以迅速将任何一种商业态度推向极致。诉诸于如今的商业化社会，必将得到有效的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
在这个意义上，君子信念的培养尤为重要；而道德价值的复兴更是任重而道远。
六、后记：
文章得出了儒家伦理中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伦理之于经济发展皆是中性的变量，并不存在这样一概的结论。从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的伦理与经济的关系依然取决于伦理本身的内容，这与以前所有的争论所用的分析方法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对伦理的界定。
从历史上，我们不难看出，新教伦理追求财富对资本主义的促进和伊斯兰伦理鄙弃财富对资本主义的阻碍，儒家伦理的中性正在于其中立的义利财富观。
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性的财富观在长久的时代变迁中对文明的持续发展更有益处。
写在最后：
实在没有查阅什么资料，不愿不认真的同时不诚实，七、八两项遂空而未拼凑。潜移默化的影响需另加阐释，不在此列。
也许是受了经济模型的影响，文章抽象或者说忽略了许多现实的经济和伦理变量，因此，除了讨论思路上的些许价值，对现实的解释是毫无意义的。
首先，对东亚经济和儒家伦理都未做出明确规范的界定，并且将儒家伦理的论证缩小到了“儒家经济理论”，进而缩小到对“儒家财富观”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论证；并且，财富观中“对财富的态度”与“对追求财富的态度”两者未加区分，而两者并不总是相同。儒家君子如果“对财富的态度”还算中性的话，“对追求财富的态度”则不然，君子往往在自身修养中有约束财富心的倾向。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儒家伦理的本身要求与君子受社会现实刺激付诸实践的实际也未必同一。同时，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是一个未加阐释的概念，时而与商业活动混用。总之，除了将伦理本身从某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讨论之外，这篇文章是毫无价值的。
在深入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儒家伦理整体对资本主义的阻碍。东亚经济的腾飞是“君子＋商业”的模式，但此时的君子，已经具有了西方的商业精神，而不再具有传统儒家核心的政治性观念，残留的只有儒家要求的个人美德而非传统要求诉诸于社会的政治责任需求。文中将君子的用仕归结为济世方式的一种实际上是将传统儒家的君子纳入自己作为现代人的济世信念之中，作为论文来讲是牵强的。因为儒家传统的“君子”，根本上是“政治人”，而非“经济人”。东亚的君子，与时俱化，完成了“政治责任”向“财富英雄”的转变。
当焚之面壁而重做。
2005年6月某夜
责编：田诗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