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特约国际知名作曲家谭盾为纪念此一历史时刻创作了《交响曲1997：天地人》。此曲力从中国文化之境界“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基点来深刻、磅礴地发展、诠释这一历史事件。这首庆典交响曲由世界知名大提琴家马友友、中华编钟乐团（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原件编钟）、香港叶氏儿童合唱团及香港管弦乐团共同演出。由作曲家谭盾亲自指挥，并邀请歌星张学友同台演唱。

    谭盾《交响曲1997：天地人》的东方色彩。当时光进入1997，谭盾这位80年代的先锋音乐家，却选择了交响曲式的方式，从边缘的先锋状态走向了主流艺术话语。他对香港1997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表现方法，即调用了中国古老的编钟表现最时髦的主题，构成了十三章的混声大合唱。其《交响曲1997：天地人》曲目分别为：1、序歌：天地人和，2、天，3、龙舞，4、凤，5、庆典，6、庙街的戏与编钟，7、地（易之三），8、水，9、火，10、金，11、人，12、摇篮曲，13、和。

    《交响曲1997：天地人》，这部为庆祝香港回归之作，一反先锋姿态的个体叙述和所谓的边缘状态，而进入到1997年中国一个重大叙事——香港回归。雪百年国耻，张扬民族精神，因此在作曲的曲式、曲调、歌词上多有回归正统模式。谭盾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体会，尤其是早年的创作，大多是出入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甚至“神秘”之中。而长期国外留学的经历，又使他能够得鉴于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音乐，并能够通过后殖民主义的自我反省、身份反省和文化反省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音乐语汇和音乐动机。

    在香港这个现代化与后现代、殖民与后殖民、民族与西方的一个话语的敏感的接触点上，谭盾将他的“天地人”的构思，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土意识，因此，天是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之天，地是“皇天厚土”的黄土地，人是“龙”的传人。这种宏伟叙事使他的音乐充满着张扬和激荡。尤其是挪用中国古代思想意象，将大宇宙和大群体（民族）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之境”。他的音乐中以华夏精神为主体意识，而在形式上挪用移植西方拓展现代，在东方西、现代与传统之间进行了某种折衷。在他的旋律展开中，可以听到山歌民谣、江中号子、迎亲吹打、佛堂祈颂、丝竹管弦，以至西洋的交响曲式和“大提琴独白”，同时，又有中国民族乐器汇入其中。这使得在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融汇成一种和谐的大音乐意识，由此升华到一种大哲学宇宙精神，即天、地、人交织。

    无疑，谭盾的“天地人”已经排斥了阶级、革命、暴力、帝国主义等冷战性的思维，而向传统的古典式的“天地人”这种宇宙根本本体升华，逃避了政治性的言说方式，而回归到传统话语模式，这一点在他以“编钟”这种中国古老音乐的象征，即孔子所推崇的“成于乐”的黄钟大吕，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上古韶乐，同时也是中国先秦时代祭祀天地神灵列祖列宗的礼器的象征，作为《交响曲1997：天地人》的支柱性的音乐语汇和音色的取舍。可以说是构成了传统与现代遭遇渗透，并相生相发的一个典型的跨世纪的基调。

    当然，这部匆匆写成的“大曲”，仔细听来也有若干拼凑、匆促和不和谐之处，这似乎说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完美无缺的融合，绝非一己之力可以达到，因为这一世纪性的难题，将横亘在整个中国先锋艺术面前。

    《交响曲1997：天地人》这部作品是结合香港回归的主题，被命名为“交响曲1997”，副题仍为“天地人”，这部交响曲分“天”、“地”、“人”三个乐章，“天”以大提琴、编钟以及儿童合唱采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衬托出农历新年气氛，像是以民间歌谣演绎的《庙街歌剧》，作曲者谭盾这次以俗讨好大众；“地”可以说是一首编钟、大提琴以及管弦乐团的协奏曲，以三个副题———“火、水、金”来表达大自然的平衡。终章“人”纪念在战争中挣扎以及受难的人，包括一首反映父母之爱的《摇篮曲》，并以《和平之歌》作为结束，代表天地万物于永恒的和谐中合而为一。称这作品为交响曲，广义来说并无不可，但乐曲结构和传统交响曲扯不上关系，如果说是一首有三个主要段落组成的交响诗或交响幻想曲或许更为贴切些。其中马友友借用二胡、内蒙古马头琴以及中国拨弦乐器的演奏法，注入大提琴，而谭盾以现代各种演奏敲击乐的方式结合传统的演奏法为编钟谱写新曲，显得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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