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的管理，从大事到小事，就像一锅汤，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煲得出，煲得靓，这锅汤由法制、管理、教化、自律等等融汇于一炉，经过上百年的调理，渐渐滋补适度，约定俗成，然后贴上了一个标签：成熟。

　　还说身边的一件小事——请保姆。

　　在北京，我自己并没有太多“请保姆”的经验，但是常听亲戚们抱怨，说北京的保姆市场真是太乱了，小保姆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没有素质、没有责任，赶上一个心地善良朴实的，是你的福分，如果遇到了一个没礼貌、不懂道德的，主人就开始遭殃，甚至从此会失去安全感。一个朋友，一连换了4个小保姆，时间是一个月，平均每8天就换一个，四个女人没有一个可心，不是不会做饭、干活不利落，就是克扣菜钱、手脚不干净，还有一个进了门日子还不到三天，知道男户主是个有钱的生意人，竟然明里暗里开始春情泛滥，俗抛媚眼儿，勾魂摄魄。

　　香港的保姆市场是一片什么面目？

　　本来，“香港的保姆”并不是我目力所及会认真关心的事情，不过很多周末我外出采访或上街办事，总会看到一种特别的景象，日子长了就生疑：为什么一到休息日，香港的公园、广场到处都能看到一片片的菲律宾女人，这些女人成群结伙、花花绿绿，找个树荫就席地而坐，大家围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后来知道了这些人就是香港的“保姆”——“菲佣”，又叫“宾妹”。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香港的家庭，雇主对“菲佣”，每个周末都必须给她们放假一天，让她们到街上去会会乡亲、找找朋友，聊慰乡情，这样长期以来形成惯性，香港的周末，“菲佣”所到之处，大地就像盛开了一片片的鲜花。

　　截止到2006年我开始关注“香港的保姆”，这里的“菲佣”人数已经达到了20万，几乎垄断了整座城市的保姆市场。菲律宾女佣，在香港人的眼里可不是一般的“小保姆”，她们要价高、素质也高。更重要的，香港政府对这一市场实行规管，每个月“菲佣”最低收入不得少于3600元港币，此外“菲佣”在主人家吃、在主人家住，都不需要另外再交钱。

　　为什么菲律宾的女佣在香港拥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备受政府和市民的宠爱？

　　很长时间以来，南亚国家菲律宾就开始向世界各地输送高品质的“家政服务”人员，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独特品牌，这种“品牌”很适合香港人的胃口，他们不愿意把家中请来的“小保姆”只当成会打扫卫生、会洗衣做饭，甚至只会看管老人和孩子的“机器人”，他们愿意看到“工人”（小保姆）是自己更高层次的帮手，有文化、外语好、会理家，最好还要会理财；而菲律宾大小的“宾妹”，要想成为备受国际市场欢迎的“家政人才”，她们的自身条件也必须事先经过很高成本的塑造和定型。一般“菲佣”在其国内都要接受大约两年的整套的“家政服务”培训，一般都具有大学文凭，不仅会理家，而且有文化、懂英语，领悟力强，沟通没有障碍。有些特别优秀的“菲佣”，她们出国前的身份就是教师，这样的身份转行来做保姆，无疑对帮助雇主辅导孩子学习、抚育儿童成长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当然要比刚把脚丫子从水田里拔出来，换上了皮鞋就进城的内地保姆强。

　　也许有人说，我在香港看到的保姆市场和内地的现状不能比，香港人说了归齐还是兜里头有钱，他们的“胃口”不是个性的偏好，而是腰包鼓了眼光才会高，此话不无道理。可是另一层含义内地人就未必愿意耐心琢磨，这就是香港社会原本是一个自由经济社会，“市场”是一切经济活动包括雇佣关系的杠杆儿，但是在这种铁的规矩面前，香港政府为什么还要出面特别规管小小的保姆市场？规定她们的最低工资、规定她们的法定假日？又为什么不允许不够资格的海外“用人”无组织地进入到香港的各个家庭？你以为香港人人人都愿意花那么高的费用去请“家政人才”？花钱少，服务又好，谁不愿意？但是香港政府之所以要把这一片市场“管理”起来，首先考虑的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人口素质，其次还有整个社会的治安与和谐，这种“管理意识”内地人有吗？

　　在中国内地，人们视“小保姆”就是一个个的“用人”，主人和“下人”的身份界限非常分明；而在菲律宾，“家政服务”是一个职业，历来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香港人认同这种“家政服务职业化”的理念，一个公司要聘请员工，老板还要考察他的专业，他所受过的职业培训的内容和时间，而“家政”的专业只是项目不同，烹饪、清洁、护理、管理、艺术、教育等等，道理上不是一样？

　　我来香港之前说老实话，从来也都没有“高看”过“小保姆”一眼，并不知道“菲佣”是“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更没听说过保姆还需要分什么“佣家型”、“智家型”？然而到了香港，常常看到运动场、大街、巴士上，“菲佣”单独领着主人的孩子，边走边玩儿，接送孩子上学下学，心里还曾经担心：雇主把这么小的BABY（有的还在童车里）交到用人手里，就不怕有什么闪失？不怕被“菲佣”拐走？可是当我把这种担心告诉了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朋友说：“怎么会呢？你想什么？！”“想什么？”我不敢说这种事在内地可并不算新鲜，我自己的公公婆婆，年事已高，自己清洁卫生打扫房间已经非常困难，我和先生就鼓励父母招来一个“小时工”（临时保姆），每周帮助老人处理一下家务，谁知道每次“小时工”来，老两口都紧张得要命，尽管对人家这般好那般好，希望双方建立起真诚的感情，以求和睦相处，但是“小时工”还是趁着老人不在身边，有一天悄悄“顺”走了我婆婆的一块欧米茄手表。

　　香港的“菲佣”和内地的保姆不可同日而语，这里面有素质的问题、价格的问题，也有观念的问题——

　　我认识一位香港家里有“菲佣”的雇主，每次她说起家里的“工人”都很兴奋，兴奋中还包括着一腔幸运和得意：“这个‘小宾妹’个子不高，眼睛很大，皮肤别看黑黑的，但是手脚却非常麻利，现在她在我家已经工作了三年了，洗衣做饭根本不是负担，一边煲着靓汤，一边就把家里的上上下下给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早上我们一家人的衣服早就被烫熨得平平展展放在床边，连内衣袜子都一样，时不时地，你看到她干活，一边干，一边还会在嘴里愉快地哼着歌曲……”

　　另一位朋友，家里的“菲佣”已经受聘19年，主仆双方不仅非常了解，而且用他的话说“早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成员”。

　　为什么香港的“菲佣”能够心态正常地进行家政服务？工资高是一个原因（收入比其在本国当老师或做一般的公司“白领”还要高出10倍左右），而职业感更让她们对到手的工作非常珍惜。有的香港人不仅把家里的一应家务都交给了“菲佣”，日常生活花用，甚至存折、提款卡，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她们，“菲佣”认为自己的职业不是“临时工”，很多人认为是一生的事业，谁会为了贪恋一块手表、一点点现金就砸了终身的“饭碗”？

　　为了见证一下“菲佣”的声誉和实际能力，有一次我和那位“幸运并得意”的朋友准备一块吃饭，我就对他说“带上你家的‘工人’吧，也让我看看”，朋友说：“好啊，百闻不如一见。”结果见了面，第一眼，朋友的孩子身边出现了一位阿姨，尽管一望而知那可能就是她们家的“菲佣”，但我从这位“阿姨”的脸上根本望不到内地“小保姆”面对生人时的无措，“菲佣”自然、大方、舒展、平静，没有一点的自卑。等一会大家坐下来开始吃饭了，她对孩子小心呵护并在呵护中不忘语言和生活常识的教育，一下子“职业感”就出来了。比如那次我们吃的是西餐自助，每取来一样食物，“菲佣”都会用英语向孩子反复念叨好几遍食物的名称“fish（鱼）、shrimp（虾）、cheese（奶酪）、chocolate（巧克力）”，后面还有伴随这些食物的一些小来历、小故事（当然都是用英语）。朋友的孩子还小，只有两岁多，坐在成人椅上根本闲不住，总是一会儿爬上一会儿爬下，妈妈几次三番都管不住自己的宝贝女儿，但是每件麻烦事最后的“搞掂”都是依靠“小宾妹”，不知道人家在小孩子的耳边轻声慢语地说了些什么，孩子居然就安静，一次次变得老实、听话……

　　我不想站在夹缝儿里一边看着香港的“菲佣”质量好、档次高；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内地的普通老百姓，囊中羞涩，只能雇得起传统概念上的“小保姆”，这么讲道理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走过了香港的“菲佣”世界，我所开窍的是“家政服务”原来是一个如此天地广阔的职业市场，内地人应该从管理的角度来投入更多的理性：下岗女性那么多，政府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对她们进行培训，很多家庭即使工资收入没有香港人一个月挣的多，但是如果经过培训，政府真正备案，有信誉保证的，谁会心疼多花一点钱，不找个能干的，起码在人品上让人“放心”的？

　　乱树疯长毕竟难以成材，相比之下，苗圃的做法虽然需要成本，但不久的将来，人们就可见到一片喜人的林子。这样的建议我不想说给内地需要“请保姆”的每一户老百姓听，只想说给政府，因为“育林”不是个体的行为，是政府的义务，也是政府一旦有了前瞻的眼光，才可能促成的一份社会事业。这样的“建议”强人所难吗？会不会说出来并不招人待见？

责编：严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