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人到香港无须太多时日，不低头认输的没几个：看来看去，香港啊，还是要比咱内地讲文明。这个判断不是针对某一位绅士、一位淑女，而是就公民的整体素质而言。

　　同样面对“法规”，香港人脑袋里只知道“执行”，不会去想到其他；然而内地人，并不是全体都会这么“老实”。2007年元旦过后，准确地说是从2007年1月1日算起，香港和内地很多城市都开始执行新的立法，比如香港从这一天开始禁烟区域就被大范围扩大；广州从这一天开始则禁止电单车（摩托车）继续上路。我看新闻，同一个时段内，一些不欢迎香港新的“禁烟令”的香港市民只会在嘴上抱怨，例如小饭馆儿的老板就甩甩地说：“我的生意今天都少多了。”但是大家谁也不敢无视法规的存在；可是镜头一换，到了广州，有人摩托车开着照样上路，警察在路中阻拦，一对年轻男女竟然连停都不停，更不减速，一下子就从警察的身边呼啸而过——

　　那么香港人为什么比内地人普遍地都要显得遵纪守法、彬彬有礼？

　　难道这里的人天生就有好素养？他们一生下来就“局器”？我当然不信。

　　香港的“规矩”既然是张网，网有经纬，有方圆，总是靠人一梭子一梭子地把它织出。谁织出了这张“网”？当然是管理、是法治。

　　“法”在立法阶段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你在香港应该怎样做人、怎么行事”，这一点相对容易；不容易的是执法，常年坚守、一以贯之，直到把几百万香港人的手脚都规范得老老实实。

　　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的居住地——跑马地，不是一处“高尚住宅区”吗？这里的房子虽然外观并不起眼儿，但是这个地区集中住了很多有钱人和演艺明星倒是不假。人们平日走在大街上，你看不出他们的面孔究竟“高尚”在哪儿，可是他们手里拉着的狗，一条条都是名犬。傍晚家家户户出来遛狗，人人手里都拿着一只矿泉水瓶子，还有一卷报纸，但是自己不喝、不看。好长时间我都奇怪：香港养狗的人怎么都有一样的“毛病”呢？后来日子长了，明白大家都是在守法，矿泉水和报纸都是给狗宝宝预备的——谁家的狗在便道上撒了尿，主人立刻就会拧开矿泉水的瓶盖儿，用水把尿冲开；狗要是拉屎了，主人也必须立刻把报纸放到“狗宝贝儿”的屁股底下，来不及侍候，狗屎已经出来了的，对不起，主人您就得蹲在地上自己把狗屎捏起来，包到纸里，然后再找地方去处理。

　　2005年我在香港生活了8个月第一次回北京，北京原来是我多么熟悉和爱戴的城市啊，但是那一次我已经有点难以适应，因为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幕情景：一位司机开着大货车，车被塞在路中，他口里有痰，什么都不顾，推开车门就一口痛快。这件事让我很意外，“意外”之处不在于司机怎么会那么自然而然地就把痰吐在了大路中央？而是我，对这种过去司空见惯了的行为，现在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心理上不能，生理上也不能。

　　也是2005年，我的一位同事回内地休假，假期未满就返回了香港，我问他：“你怎么不在家里把假期休完？”这位同事气哼哼地冲着我一个劲儿地摇头：“嗨！怎么说呢？在内地，这19天，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凡求人办事，几乎就没见过一张好看的脸！”

　　香港的“规矩”是靠立法“规范”出来的，同时也是靠惩罚“管理”出来的——

　　2006年1月，我在铜锣湾，飘飘地就听到街上有我熟悉的乡音，循声一看，果然是三个北京人，正在和两个穿制服的掰扯着什么。仔细一听，其中一个因为不“局器”，随手往地上扔了一个烟头儿，正被环卫人员罚款。我心生怜悯，也想找机会为他们说说情，可是香港的“规矩”哪里容得下“说情”？穿制服的一边做纪录，一边请我帮助翻译：“快点告诉你的朋友，罚款在香港是要到邮局去交的，千万嘱咐他不能逾期，否则对他不好，会被留下纪录，以后再到香港就有麻烦。”我感谢“制服”的提醒，但罚款数目说什么也动不了，1500就是1500。三个北京人站在那里，尤其被罚的，脸上说不清有几种颜色。或许在香港，他是第一次赶上了这种“倒霉事”，或许在北京，他也曾经被人罚过，只是从来没有见过罚款的人态度如此友善、如此自然，没有歧视、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对不起，我们职责在身，法规在前、按章办事，让当事人不会觉得受辱，被罚得太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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