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长江

    香港人管“走”叫“行”。

    满世界“走走”就是满世界“行行”（发“h?n?”音，且为第三声）。

    2004年9月，中央电视台派出了第9任香港驻站记者，我是其中之一，“行”入香港。作为传媒中人，尤其是喜欢业余涂鸦的一类，谁都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工作之余，举凡有空儿，我总喜欢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像只小鸟儿，兴奋地不断扇动小翅——

    然而，香港毕竟有一个多世纪的特殊历史，中西合璧、亦古亦洋，前人诸子早把这颗“东方明珠”把玩过不知道多少遍，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要想在这里再发现什么新光景，那可不是件易事。果然，到港的头半年，我只字未成。直到8个月后第一次回北京，抽空到外派前我一直供职的《新闻调查》栏目小坐，老同事久未见面，一抬头“呦，姐回来了”？接着就围在一起嘻哈调侃：“香港人民可好？”“咱可是吃惯了红烧肉的，粤菜，能行？”“说正经的，姐，您在香港咋做记者？还跟过去在‘调查’一样吗？”……我心有所动，这个“动”并不是因为老同事久违了再聚还是亲亲热热的一点都没障碍，而是大伙最后的那个非正式的问题——在香港咋做记者？一个“咋”字可惹了祸，碰着了我内心的一块肿胀，立刻，辛辛辣辣、酸酸甜甜，许多东西都往外冒，直到返回香港，拉拉杂杂地还没完没了，这下手指头可有点难受，就坐到了电脑前，也不管敲出来的东西日后会不会遭人戳点……

    在香港“咋”做记者？

    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

    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还是不是一回事？

    说句欠谦虚的话，来这个地方前，我并不算是个搞新闻的“雏儿”——1996年，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传媒舞台，大手笔地成立了一个调查性栏目，每期45分钟，讲述一个故事，追究一个问题，揭露一起黑幕，被业界誉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这就是《新闻调查》。来港之前我不仅在这艘“航母”干了将近8年，同步读了6年“电视艺术”的研究生，再早还在报纸、杂志以及央视的其他栏目把编辑、编导、记者、主持人都做了个遍，资历、学历可谓不浅。然而到了香港，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但是条条大路不一定通罗马：陌生、尴尬、混乱、无奈，触到“咋做记者”这个话题，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委屈——“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完全不同”，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尝，你扛着机器外出一次，回家就可以关起门来大发感慨——

香港记者被拦在“红绳”并不觉得委屈

    我的第一次“受屈”记得是在2004年9月底，那时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香港的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要举办一个大型酒会，提前邀请我们前去采访。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组织者会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倒统一被人先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标签儿，那标签儿上面用英文印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了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这个“记者区”很临时、很简约，就是十来米见方的一个木头台子，高有一尺，一面靠墙，三面都用绳子拦着。那绳子粗细很像拔河绳，外面裹着纯正的红绒布，样子既好看又体面。但是“红绳”是专门用来“圈”人的，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再越“红绳”一步。开始我不懂，也不是眼馋着偌大的会场内抄手形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也和记者无关），只是台子太小，媒体太多，摆不开机器，就试探着出来，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谁知我的腿刚刚迈过“红绳”，工作人员就急忙跑过来，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快快，快请回到记者区，你们不能出来！”我登时傻眼，香港这个社会怎么能……我们可不是来蹭饭，而是你们事先……然而容不得我申辩，工作人员的手已经把“推”这个动作因为需要不断地加快速度而弄得有点滑稽，这下，我的自尊心可全完了，当场就被拍成了一块碎木炭，干巴巴的火星儿四散，根本拾不起尊严——看来香港记者台的“红绳”还真的并非虚设，是唐僧给“孙猴子”在地上画出来的圈儿。那位工作人员的手势以后长久都令我难忘。像什么？轰鸡？不错，一只小鸡不识趣儿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

    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这个“地位”当然要加上“特殊”两个字才准确。而“特殊”，不管我喜不喜欢、承不承认，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内地的媒体，不要说正面报道，就是《新闻调查》专事批评，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虎落平阳，凛凛虎威荡然无存，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就是进入寻常的日子，比如打电话联系采访或者初次与人见面，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我是CCTV的”，说了，第一，很多人听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就另有含义，是“中央电视监控”，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到了香港才愕然，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

    2003年SARS期间，我曾在香港利用探亲做过一期《走进淘大花园》的电视节目，当时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但是临了，距采访只有一个小时了，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因为SARS以来，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我要在这里常驻，要天天做新闻，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红绳”的麻烦，总得思索个原因，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

    然而接下来，我的表现真不给自己提气，没有“抗争”。为什么？

    孤军奋战，“反抗”徒劳，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矫情”。

    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的地位，香港当地媒体诸如“有线”、“无线”、“亚视”、“凤凰”以及海外的所有传媒，任何一家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大家被一视同仁，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立法及裁制肌体，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拍摄，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供天下的媒体采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哪一位政府官员稍不留神，给人落下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实，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此种“区情”香港媒体习以为常，他们不仅对各种“特权”不存奢望，而且面对“红绳”，记者们个个也都好像没有怨言。

    过去CCTV常驻香港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告诉我，1992年他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外出采访，那是港府的一个重要会议，媒体都在“下亚厘毕道”政府总部等结果。他看到香港的记者人人背着面包，拿着矿泉水，心里好笑：“这是干吗呀？一会儿采访结束，回家好好吃一顿不是更好？”可是那天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天，香港的记者从早到晚就在外面“没脾气”地等，饿了就撕面包，渴了就喝矿泉水，没有一个站出来抗议：“既然估计会议要开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一大早就把我们都叫来？”这位“老前辈”心里窝囊，离开吧，怕误了新闻；不离开，又饥渴难耐。看着香港记者谈笑风生、一派自然，他后来甩给我一句极其深沉的感慨：“不一样！处境不同啊！香港的记者敬业，或者说职业，他们每天东跑西颠、忍饥挨饿，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委屈！”

    不知道什么是“委屈”就是“敬业”？就显得“职业”？

    “老前辈”的话让我眯起眼睛开始观察香港记者究竟和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察”实际上我明白，已经等同我对“红绳”免战高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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