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曾在深圳打拼，于94年夏天去过香港。记得当时过关手续繁琐，好像出国一样。那时的香港给我的印象是人矮、潮热、拥挤、干净。
　　十几年后的今天，一不小心，被田导骗到了香港。（和田导是在台球厅认识的，当时他赢了我，晒了我7个球就认识了这小子）开始就是说到香港玩一圈。我一听，好啊。没成想，自打进了香港，就成了剧组的场工，每天早起扛架子，搬箱子，挤地铁，穿梭在都市森林。没几天就掉了好几斤肉。人瘦了，精神倒健硕了。
　　最可怕的事发生在进港的第二天，田导跟我说：“明天要采访莎莎老板郭先生（因为郭先生普通话不好），粤语编导还在深圳，洪总，看来您得上了。这可是本片的第一次采访，一定要开好头啊”。
　　“不会吧”据说光采访学的书就两大本，要学一学期呢！“我成吗？”“没问题，我们帮你。”众人一起哄，这事就算定了。当晚众人一起帮我恶补郭先生的相关资料。
一夜无眠。
　　第二天，在采访间看到郭先生很帅的样子，连夸郭先生帅哥！年轻时如何追到郭太太，采访在哄笑声中开始了。
　　几回合下来，偷眼看了一下田导，他朝我竖了一下拇指，心情这才放松下来。
　　采访完成了！

    我们在香港住的地方在北角的宝马山，每天出行都要搭车到山下，换乘地铁或公交车。为了省钱，我们每天按照事先定好的采访计划，算好时间，设计好行程线路，尽量节省时间与金钱。我们每次一到香港小林就会发给每人一张近期的工作安排，经常都是密密麻麻的四五页纸。有时甚至一天安排七八个任务，通常需要兵分几路。真是佩服小林了，她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整出这么多事来！

    每天扛着机器、架子挤地铁、公车。因为当时从北京来时，机器设备很多，怕有丢失或遗漏，就将所有的设备都贴上CCTV的台标,并排上编号。我们每天的工作很辛苦，全组人员蓬头垢面，挤地铁的时候更是狼狈。实在是怕给祖国内地人民以及中央电视台丢脸，于是我们将所有的标签撕去，但是有一个镜头箱上面的编号是印在上面，只好坐在上面，将标签挡住。这下子好了，它成了大家争抢的“座位”。还经常调侃，说我们是“亚洲电视”的。

    我们在香港最常吃的一种饭就是叉烧肠蛋饭，香港其他地方的叉烧肠蛋饭大概价位是二三十元，我们住的地方只卖十五元，每天为了省几元钱，尽量赶回住的地方吃饭，连续三个月吃同一种口味的食物，任谁也承受不住，连平时爱极了叉烧的高忠老师，也直呼崩溃。以至于我们香港一行人听到“叉烧”这两个字，从嗓子到肚子涌起满满的饱足感。

    身为制片主任兼剧组场工的我在香港又多了一份记者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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