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发前，崔永元说他并没什么概念，就想着两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就出去了。后来想过失败，想过可能三四个月队伍就没人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因伤退出，剩下的24个人都完整地存在着。所有的替补队员也都转正了。

　　崔永元：在北京集训的时候，队员们都特别服从命令。后来到井冈山拉练。有一天训练完了，排长训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任务。我问为什么用“任务”这个词。他说，他们是战士。那时起我就决心，要按培养一支队伍的标准来执行。我们现在已经很像一支队伍。吃饭排队，行军也有队形，有队长，要服从管理，到了目的地，队长有总结，宣布第二天的行军方向和路程。这些人很优秀，社科院的研究员、大学生、受过大学培养的商人、复员军人、现役的警察。都是很棒的人。现在行军速度每小时5-6公里，差不多是修路的轧路车的速度，非常快。每天行军30-40公里，以前要走到八九点，现在下午四五点就到了，都不耽误他们吃晚饭。本来打算雪山草地完了之后增加难度，但他们爬完雪山状态特别好，所以决定从草地就开始增加难度。给他们每人50元钱，要行军一个星期，一天差不多7元钱。他们都很坚强，问他们都说没问题，其实吃野菜、抓鱼熬鱼汤的事都发生了，大家都饿到了。下次这50元钱的标准再不会出现了，肯定要比这低。后面难度将越来越大，即将四渡赤水，第一渡要让他们武装泅渡，第二渡要让他们搭浮桥，用船和木板绳子搭浮桥，另外两渡还没想好。

　　通过对团队树立信心，我现在对社会也重新树立起信心。因为我看到每个人都在改变，而且是主动改变。大家现在都有团队精神，知道宁肯牺牲了我也要将你护送过雪山。看到团队有希望，就觉得民族有希望——但这个民族如果都坐在沙发上还是没有希望。

　　大家很可能回去之后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我们只能祈祷，万里长征能让队员意志如钢铁般坚强，出淤泥而不染，更希望他们像一粒粒种子，能影响更多人。

　　崔永元把“我的长征”叫电视长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不仅重走了当年的红军路，而且也像红军搬迁共和国一样，把节目制作室搬到了路上。每周一期45分钟的节目，边走边制作。

　　队伍出发没多久，就有工作人员申请退出。崔永元一度生气地称他们为“逃兵”。但是现在，他想通了：工作人员也有选择的自由，“当年红军也可以走，还发路费呢”。

　　现在再有工作人员想退出，崔永元都会及时给每个人发工资、补贴，还有一封感谢信，谢谢他们为“我的长征”做的工作，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

　　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劝退一部分工作人员。由于第一次做这种电视行动，节目组心中“没谱”：不知道需要多少位置，每个位置需要多少人。工作团队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10多人，现在也有100多。而理智地计算，80多人比较合适。人员超编，经费紧张，自然的对策就是裁员。

　　如何让这些人安心离开，是崔永元这几天最发愁的事情。

　　记者：这次的节目成本是你做过节目里最高的，每期80万-100万。那么工作强度呢？

　　崔永元：也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我们就像做新闻一样，用最快的速度，把前方的信息传递给大家，而实际上出来的是个精致的记录片。然后再加上我们其他的谈话节目，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我们的总导演李晓明，他在机房里编片子就跟雕塑一样。我有时候晚上去找他，跟他说点事情，他正在编片子，我坐了半小时了，他都没发现我。最辛苦时60个小时才能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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