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记者。我们以采掘新闻为天职。我们传播新闻,让住在小村庄小市镇里的平民像国王一样,享受知道的权利。我们的前辈,用马匹,用驿站,用邮差,用电报电话,我们用传真机,用可视电话,用手机,用伊妹儿。采集传播新闻的手段始终在变,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自由而负责任地传递新闻,让公开、充足、未受污染的信息,驱散密室的阴霾,填平不对称的信息鸿沟,福佑公众。尽管真相永远在他处,我们虽不能至,但我们心向往之。
我们是记者。尽管我们会因所在媒体的广告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这不是从事我们这个职业的理由。体现价值的薪酬,完备的合同,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可不是我们出售公众知情权的借口。
我们是记者。选择以记者为职业,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尽可能客观、公正、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新闻当作商品的话。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但我们不能因之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
我们是记者。但这并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与其他媒体竞争。我们参与竞争,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能够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
我们是记者。我们信奉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美好的价值观。但我们是记者,这决定了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不是新闻的制造者。作为公民的我们崇尚并相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可以增加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当然,这是我们的信仰和职业手段,而非政治活动。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主张,但我们反对利用记者的权力,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粗暴地强加给读者、观众和听众。蛊惑、煽动、打倒、改良,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忠实于记录和报道。当然,任何一个记者,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我们可以承诺的是,我们将竭尽所能地限制和约束自己的倾向。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公众利益的守夜者,我们的使命是发现。备受关注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记者的职业定位,决定了我们的首要职责是发现问题。转轨时期的中国,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而不是哗众取宠,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眼球。
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业是一个行业,记者是一个职业,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据悉”?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可用“等等”无限罗列的技术问题,是否真的已被我们掌握?
看看我们过去的报道吧,想想我们究竟有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替代新闻业的技术准则?我们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的争执,就先验地假定政府在打压;不能一见大火矿难,就确定存在腐败。我们曾经失望于前辈同行“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简单武断的新闻价值判断,现在,我们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糟”的窠臼。
11月8日是记者节,一个属于我们,更属于公众的节日。让我们返回我们的原点,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探究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以免陷入意识形态和商业利润的泥沼,既不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也不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来源:经济观察报)
责编:朱春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