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文学和文化，是中华文学和文化在祖国宝岛台湾的播迁和传衍。特别是闽、台之间，由于特殊的地缘、史缘、亲缘和语缘， 其文学和文化，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种联系，甚至可追溯到悠远杳渺的古代。到了明代，倭寇和西方列强屡犯中国东南沿海。来自泉州的抗倭将领俞大猷擅长海战，其《舟师》等诗作开创了中国文学中"海战诗"的新类型。先后驻守厦门的三位南路参将施德政等，则有题于醉仙岩壁上的《征倭诗》与“海战诗”相唱相和，写出了厦门和台澎互成犄角的战略关系，以及戍边将士的勇气和决心。
明清交替之际，郑成功秉持遗民忠义精神，开展抗清斗争，并挥兵渡海，收复被荷兰占据38年的台湾。郑成功及其子郑经都是颇有造诣的诗人，写下了表白痛明反清、待时恢复志概的诗篇。这种“遗民忠义精神”植根于闽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
郑氏父子经营台湾数十年，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将大陆的政经、文教制度移植于台湾。康熙起用熟谙海战的晋江人施琅，江山归于一统。针对朝臣中弃台勿守的错误主张，施琅上《恭陈台湾弃留疏》，指出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国家东南屏障。 此后，郁永河《裨海纪游》、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蓝鼎元 《台湾近咏》等，都对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有清醒的认识。
（二）
清代，大量闽人渡海进入台湾。身心老成的传统文人一旦遇接台湾莽荒粗犷的移民世界，惊动之余，形之笔墨，往往塑造出生机盎然的另一种风格。陈梦林《望玉山记》、《玉山歌》，王克捷《台湾赋》、《澎湖赋》等，为后来众多的同类作品开了先 河。这股描绘台湾的风气，和当年福建盛行的风土杂咏诗风潮不无关系。
清朝官员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很快建立起包括文庙、儒学、书院、社学、义学、民学等在内的教育体系。台湾各级负责教化工作的"教授"、"教谕"、"训导"等，多由闽人担任，也就将闽地的教育体制、治学风气、人文学术传统等带入台湾，如尊崇朱子之学的风气，并因此出现了"家族文学"现象，较典型的有竹堑的郑用锡家族、林占梅家族，大龙峒的陈维英家族，板桥的林维源家族等等。 家族的庭院园林成为文人雅士交游酬唱、切磋砥砺的场地，在清廷禁止民间结社之时，起了代替诗社的作用。
主要由闽粤移民组成的台湾底层社会充满开拓进取精神，但同时也有好强争胜，聚族械斗等恶习。于是深受朱子学熏染的文人们，在台湾推行儒学教化，试图通过其诗文作品对粗陋民风加以反映、反省、疏导和劝诫。刘家谋的百首《海音诗》堪称兴利除弊的黄钟大吕。陈肇兴的《陶村诗稿》则有“诗史”之誉，对于当时严重的械斗加以反映和思考。儒家教化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对台湾盛行的鬼神巫觋之风的纠正。比起清初，清代中后期的文人采风诗更有了观风俗以知得失、正民风的含义。
（三）
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闽、台首当其冲，战场连成一片，闽、台之间相互依存的战略关系以及它们对于整个中国的东南屏障作用，更为凸显。从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的数十年间，清朝内部对于边疆危机的处理，形成了“主战”和“主和”的两大派。然而从林则徐开始，闽台都以“主战派”居多， 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始终以“主战”为主旋律。侯官人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被视为记录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重要文献，所谓“射鹰”寓“射英”之意。1884年前后的中法战争，闽台诗人施士洁、杨浚等，都以诗称颂主战派将士，抨击清政府的软弱和屈服。在甲午战争和乙未割台事变中，闽台官绅、诗人蔡国琳、张秉铨、陈季同、许南英等，以诗表达”有诏班师臣不奉“、”平民制梃愿从戎“的意愿和决心。
日据台湾后，台湾文学出现了一些特殊现象。一是有关郑成功的咏史抒怀作品大量出现，文人们借郑成功事迹，以浇心中块垒。厦门鼓浪屿、台南延平郡王祠等郑氏遗迹成为争相抒咏的对象。二是海峡两岸的相互眺望—留台作者站在台湾西海岸眺望大陆，抒发他们对于祖国的向往和期待；内渡的台湾文人站在福建东海岸眺望台湾，有时在梦中也回到了鲲身鹿耳。有的内渡者为着一片乡情，设法将台湾的景物“搬”到海峡这边来。林尔嘉在鼓浪屿仿台北板桥林家园林兴筑“菽庄花园”，创立“菽庄吟社”，邀请施士洁、汪春源、许南英等内渡诗人以及陈衍等福建名士，在园内流连唱酬。林鹤年常往福州与台北时旧友林琴南、郑星帆、翁安宇等相互问讯台湾近况，以诗写出对于台湾的怀想。三是台湾文人在无奈面对现实之后，有的颓唐，有的隐逸，有的壮心不死，寄情于文化的传承。归籍安溪的陈浚芝“归来闲拥一比坐，佛火一龛僧一个”，彰化诗人陈锡金“莫问辋川近消息，半龛灯火病维摩”，堪称典型写照。 洪弃生“以为龙、为鼠之人，处呼马、呼牛之世”，悲哀，却始终保持着“世途若有回机日，老大还须学请缨”的心志。至于创结诗社、击钵联吟之风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恐汉诗、汉文将绝于本岛”。力图“保存国粹以延一线斯文于不坠”的举动。
（四）
由于特殊地理位置，闽台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走在前列。 近代福建出了数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就突出的文化名人，如陈季同、林纾、严复和辜鸿铭。他们率先接触、接受了西方文化，大多锐意革新，到了晚年却又趋于保守，甚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无独有偶，台湾的著名文人如连雅堂、洪弃生、施士洁、许南英、丘逢甲等，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植根于闽台人士根深蒂固的传统性格。
台湾新文学的发生深受“五四”的激励和影响；而台籍学生集中的厦门，是这种影响产生的重要渠道之一。1920年前后赖和在厦工作，对其救国救民志向和反帝反封建文学主题的确立，作用非凡。张我军转赴上海、北平前服务于厦门新高银行，在厦门的经历使他“领略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为其接受五四思潮，勇敢地冲击台湾旧文学殿堂，作了心胸和视野上的准备。此外，曾在厦求学的台湾新文学作家，还有林秋梧、郭秋生、翁泽生、林金波等。
台湾光复之后，大批闽籍作家、文化人前往台湾。雷石榆、姚勇来等参与了“桥”副刊上的论争；陈大禹编导的戏剧《香蕉香》惊动一方；来自福州的欧坦生的小说《沉醉》，被杨逵称为台湾文学的“好样本”……抗战期间曾与萨一佛共同推出 “永安劫后诗画合展”的覃子豪，成为50年代台湾诗坛领军人 物。王梦鸥、姚一苇和余光中等三位后来成为当代台湾文坛泰斗、学界大师的厦大校友，其成就与当年母校特殊人文环境的熏陶不无关系。
（五）
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还表现在新文学作品中对于闽台历史、宗教、民俗、民性特征的描写以及方言的运用上。
福佬和客家，构成了福建的两大主要民系，台湾亦是如此。 还有些作品写出了福佬和客家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和互补，林语堂的自传性小说《赖柏英》堪称一例。
闽台盛行“世俗化”的佛教，许地山就以佛学义理和亲情观念的融合为其创作特点之一。近年来，林清玄、林新居等台湾作家深受“人间佛教”精神的熏陶滋养，追求随心适意、自由自在的生活，多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来阐释佛理禅学
文学创作中闽南方言的运用最能体现闽台文化密切的渊源关系。连横很早就指出“台湾之语”传自漳、泉，源远流长，高尚优雅。方言运用增加了作品的乡土韵味，惟妙惟肖地传达出乡土文化气息。汉语普通话和闽南话（或台湾话）的关系，正是中华文化整体与闽台地方文化之间的整体和部分、共性和个性、本源和支流关系的一个缩影。 （作者 朱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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