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烟农生存状况调查:蹲着栽烟，跪着卖烟(图)

在烟田中育苗的农民。张文凌摄

　　一户烟农与家里的4部电话

　　4月以来，一看到家里的4部电话，付新洁就一阵唉声叹气。虽然每部电话都有190元的预存话费，但每个月不管使用与否，都必须缴纳30元的基础费。“4部电话就是120元，这是多大的一个负担啊。”她说。

　　付新洁是昆明石林县某村的村民。今年年初，为了提高村民种植烤烟的积极性，有关部门承诺可以为烟农免费提供部分有机肥料、农药和一定的补助款。然而，日前，村民们却被告之，为了方便种植期间的技术指导和管理，村民必须以每部200元的价格安装固定电话，才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即使家里有电话也要执行这一规定，而且还要根据烤烟种植面积的大小来购买电话，也就是说，烟田越多的农户购买的电话就越多。付新洁家就因此购买了4部电话。

　　而在昆明市的另一个县——寻甸县的某村，不少烟农正在对村委会规定每户必须购买的100公斤煤敢怒不敢言。村委会卖给他们的的煤是50元100公斤，而在煤炭交易中心，100公斤只需45元。

　　不久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在编写云南农村发展蓝皮书时发现，他们从乡村收集来的声音里，烟农的抱怨和不满是最多的。

　　在云南农业产业化中，烤烟种植是最成功的一项产业。烟草经济的发展，富裕了企业，富裕了地方财政，一些农民也靠种烟使生活得到了保障，那么，烟农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抱怨和不满呢？除了各种名分的摊派，烟农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如何看待烤烟种植？

　　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云南陆良、通海、禄丰等县的烟农，以期从中寻找到一些答案。

　　种烟的成本

　　50岁的杜小琼正在自家院子里腌制咸菜，她的6亩地要一个月后才开始种玉米。虽然玉米的收入不如种烟，但丈夫去世后，种了10多年烟的她再也不想种烟了。除了家里没有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栽烟太苦了”。

　　“过去栽8亩烟，要请20多个人来帮忙。早上9点出去，晚上8点以后才回来，还要3辆拖拉机拉水。现在栽玉米，只要三四个人就行了，也不用拉水来浇，靠雨水就行。”杜小琼说。有了更多闲暇时间，杜小琼还可以做点小生意，省吃俭用地供着大儿子读硕士研究生。

　　杜小琼是云南陆良县农民，她所在的村烤烟品质在当地数一数二。该村每年种烟平均六七千亩，最多时达1万亩，而今年的计划则下降到4000多亩。“全村1000多户人家中有100多户出去打工。因为烟有控制，价格老是上不去，效益不好，有些人就不种烟了，农民希望能慢慢转产。”村委会主任钱保平说。

　　在烟农李伟家，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5亩烟地，去年收入6000多元，除去煤炭、薄膜、化肥、农药等成本，纯收入大约3000多元，也就是说，一棵烟的收入为六七角。“这真的是我们一家3口起早贪黑、风吹日晒的血汗钱。”

　　李伟觉得现在种烟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煤炭、薄膜的价钱贵，与其他村不同的是，他所在的村是个缺水的干坝子，水要向远处一个二级电站购买。有田的人每人要缴纳150元的水费，他们家3个人就要交450元。此外，如果请帮工的话，到烤烟栽完、收完，他们大约还要付出上千元的辛苦费。但是对许多烟农来说，在计算栽烟的成本里，他们几乎不把劳动力的成本算进去。

　　而且，种烟最怕的是碰上冰雹、大雨等天灾，“那就是血本无归了。”杜小琼内心最伤痛的事就是2003年的一场冰雹砸碎了他们全家的希望。那年七八千棵的烟叶被打死了5000多棵，“田里落满了绿色的烟叶，烟杆光秃秃的，满眼尽是凄凉”。七八月的田地，已经很难栽种其他作物，即使种点萝卜，也卖不了多少钱，一家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虽然政府给每棵烟苗补贴两角，5000多棵补贴了1000多元，但如果赶上好年头，可以卖到六七千元。那次天灾后，种烤烟20多年的杜小琼家，烤烟种植面积就逐年减少了。

　　“种烟，就像漂在水里的金子，捞到了就是钱。如遇天灾，就只能看着金子变成水啊。”她叹息道。

　　“蹲着栽烟，跪着卖烟”

　　“除了怕天灾，许多烟农还怕卖烟。”一名烟站收购员在与记者聊天时说。

　　“那你这个职业很吃香啊。”记者赞许他。

　　听了这话，这名烟站收购员一个劲儿地摇头，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收烟的时候在那里帮忙，没有工资。旁边一些村民听了这话脸上露出诡秘的笑。

　　傍晚，记者来到烤烟辅导员邓涌家。邓涌直言：“收购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大概每月500元。其实收烟的工作很苦，在里面收烟，又呛又是灰，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感冒。但即使这样，大家都想加入，哪怕不拿工资也为烟站工作，无非就是想与公司有关系，在自家卖烟的时候能卖个好价钱。烟农把这叫做‘蹲着栽烟，跪着卖烟’。”

　　他说，压低烤烟级别是一些收购站赚取利润的主要方法。由于烟的等级分类很复杂，人为因素很多，一些收购站就把可以卖到2级的烟压为3级，3级的烟压为4级。当烟站再卖给烟草公司时，这些级别又会提高；烟站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压秤”，少了10~15公斤，每户烟农就要少收入一二百元。但是，若与烟站关系好，就可以免掉这些遭遇。所以，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烤烟不被压级、压价，都要给收购站的点长和工作人员送钱送烟，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村民任建东说：“前年卖烟时，我在家里称的烟是180公斤，到了烟站就少了50公斤。我受不了这个气，去年，我把烟全部卖给二手烟贩了。”

　　据烟农们反映，有的烟站收购人员的随意评级，使烟农对烟草公司产生了积怨。一个乡镇就曾因烟站压价过低，发生了烟农阻断烟站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去年有个县一个烟点收烟车翻到河里，烟叶全部泡了汤。随后，这个烟点收烟的级别变得极为苛刻，“他们就是想通过压级的方式把公司的损失弥补回来。”该县一名收购站工作人员说：“再这样下去，农民可能就不再种烟了。”

　　烟农与烟站之间的矛盾，滋生了二手烟贩市场。一些不种烟的人因为和烟站有关系，收购了农民的烟再卖给烟站，一年可以赚二三十万元，比种烟的农民收入还高。所以农民们说，“种烟的不卖烟，卖烟的不种烟”。

　　但对于没有关系的烟农来说，他们仍然愿意选择烟贩，即使是次烟叶也可以卖个好价钱。而在收购站那里，次烟叶的价格则非常低，所以，他们不在乎烟贩从中赚取的那些差价。

　　邓涌说，另一个驱使烟农将烟叶卖给烟贩的原因是，烤烟生产历来都有合同收购数量控制—每户烟农在栽烟前都要与公司签订合同，规定每户每年只能售卖的数量，若超过合同规定，公司不予收购。烟农一般将合同之外的烟叶卖给了烟贩。

　　“合同的签订，对农民来说就是，丰收了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烟，自己不能吃，又不能送亲戚；而欠收的时候，价格提高了，农民又没有可卖的。”邓涌说：“现在各县都有烤烟种植计划，按烟区分到不同的地方，而且必须连片规划；一旦规划了就要种，村委会就是租地也要雇人种，不种，公司就不给你烟水配套工程，不给你修路。”

　　禄丰县一个自然村的烟农证实了这一说法。他们说：“2007年4月下旬，由于村委会把合同数报多了，而他们的种植面积也不足，因此村里一块30亩的麦田被规划进了连片面积。为了保证全村同期完成烤烟生产预整地工作，烟草公司和乡上的工作组把大家快长熟的麦子全挖了。而实际上要麦子收完后10多天才会移栽烤烟，到那时老百姓割完麦子再请工来整地也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