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袖—许德珩的北大情怀

    我的祖父许德珩与北大的关系是育于斯、教于斯。北大是哺育他成长的摇篮，又是他传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讲台。母校、祖国、民主与科学始终铭记在他的心中。

　　同盟会员　学生领袖

    1890年10月17日，祖父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庐山脚下。18岁时，他考入了九江中学堂。经老师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毅然剪掉辫子，参加了李烈钧的部队。1913年7月，李烈钧在九江湖口发动讨伐袁世凯战役失败后，祖父逃到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英文系读书，躲过了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追杀。1915年暑假，祖父考入北京大学。来到北京后，祖父看到经过长期的战乱，北京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市面冷落，百业凋敝，人民生活百无聊赖，水深火热。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座迂腐的封建学堂，很多学生为了毕业后能做官，趋奉兼任教职的政府官僚，轻慢有学识并从严执教的教师。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蔡先生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生由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辞退了不合格的教师，聘请了很多学有专长且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从此，北京大学一扫封建陈腐校风，进步学生的思想得以解放，校内出现了各类学术和政治团体，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日盛。祖父参加了由蔡先生发起的，以培养个人高尚道德情操为宗旨的进德会和李大钊先生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祖父还与邓中夏、周炳琳、黄日葵、张国焘、段锡朋等同学共同发起了国民杂志社，与邓中夏、廖书仓等学生发起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高等和中等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大会宣读了祖父起草的北京大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宣言向全国的民众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无法进入。后来，大家推举我祖父等四名学生作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到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进入曹宅。他们打开大门，同学们一拥而入。同学们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十分气愤，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之火随之熊熊燃起。不久，大批军警蜂拥而至，同学们知道闯祸，纷纷逃离现场。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来，排队一起走，这样军警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是，当时秩序混乱，没有人听他的指挥。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军警逮捕了。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同学分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农民把自己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时，就是这样推去的。他认为他们会被枪毙，于是相互鼓励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经蔡元培等北京七所高等院校校长联名保释和孙中山、林长民等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呼吁，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看到蔡先生率领全校师生欢迎他们出狱，祖父激动得热泪盈眶。

　　爱国志士　民主教授

    1931年夏，在阔别12年之后，祖父回到母校担任社会学教授。全家刚刚在北平安顿下来，就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中国东三省的武装事变。祖父在课余到各个大学去讲演，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2月13日，祖父与马哲民、侯外庐三教授被北平当局逮捕。祖父被捕的消息传开之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十所北平高校的校长联名致电行政院和教育部，要求保释。北大的学生亦开会讨论营救办法。18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以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要求释放许德珩等各校师生，以重民权而张公道。21日，祖父获释出狱。27日，他在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信中说：此乃今日中国社会之整个问题，非个人的问题也，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 ，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气。祖父出狱后继续利用讲台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他还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反抗当局的独裁统治。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祖父与祖母加入到游行的行列之中。警察用水龙头、木棍和大刀阻止游行队伍前进，大家的棉衣被水浸透后很快冻成冰块，很多同学受伤了，但是没有人退缩。由于当日北平当局关闭城门，清华和燕京两校的学生未能进城参加游行。祖父与祖母到清华大学向同学们介绍了游行示威的情况。祖父还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在《北大周刊》上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宣言中说：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为了全国民众自动的救亡，北平全体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作英勇的斗争了！他们这种救亡的悲壮运动，是光荣不是“耻辱”，是全民族的呼声，不是少数人的“意气”！为了破坏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北大当局将祖父解聘。他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祖父第二次到北京大学任教。祖父讲授的社会学课程在北大最大的教室上课。同学们在课前半小时就把教室的座位占满了，迟来的同学有时想找个位置站着听课都很难。他能够赢得这样多学生的支持是因为他批判传统的社会学说，向同学们讲授历史唯物论的社会观和辩证唯物论的社会学方法论。他要求同学们阅读的参考书有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其中几种书在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是没有的。

    1948年3月29日，北平各校万余名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集会，抗议政府下令查禁华北学联。北平当局闻讯出动数千名警察包围了北京大学，他们设置路障、架设机枪、派装甲车在会场外游弋。面对如此紧张的气氛，有些原来准备出席会议的教授退却了。祖父与九三学社的同志樊弘、袁翰青如约到会发表讲演。祖父在离开府学胡同北大宿舍之前，把大门的钥匙留在家里，准备为民主而献身。在三位教授结束讲演之后，北大的同学们将他们簇拥起来，护送回家。北大学生会还安排学生住在我家，保护我祖父的人身安全，以防意外。三教授的讲演触怒了北平当局，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忠告三教”，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则万一北平50万国民党员中“出一激烈分子，结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国家的惨剧”。吴的这番“忠告”一经披露，立即引起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强烈反响。90名北平各高等学校教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茅盾、邓初民等150余名旅港著名人士等纷纷声援三教授，遣责当局预谋迫害文化教育界人士。这场激烈的斗争被称为“四月风暴”。

    北平解放后，北京大学改组为委员制，祖父担任常务委员并负责政治课。政治课的课堂设在民主广场，听课者往往达到数千人。1952年，教育部调整全国高等院校，北京大学迁往郊区的燕京大学校址，祖父拟随北大迁往燕园，周恩来希望他留在政府中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祖父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辞去了母校的教职，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书斋、离开讲台。

　　青年挚友　绛帐生辉

    在北京大学的教师中，对我祖父影响最大的是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三位北大前辈。祖父秉承三位师长的美德，奉行“既要教书，又要育人”的原则，不仅向学生们传授知识，更重视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他始终用五四青年追求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鼓励同学们把握时代、创造时代。

    1936年5月4日，祖父在北大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讲话，鼓励同学们把当年五四青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要求与今天同学们“抗日救亡”的要求结合起来，他说：“纪念五四，在今天就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要消灭汉奸。”他还感叹道：“当年那些勇猛的反帝青年，后来有的消沉了，有的做官了，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当时，祖父和祖母劳君展夫妇都在大学任教，有一定的薪金收入。祖父母将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按每包10银元包好，放在抽屉中。每逢有学生受到当局迫害，准备投奔解放区来向他们辞行时，他们就送给学生一包作路费。

    1947年，北平学联将北大红楼后面的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5月4日晚，北大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主持会议的同学首先请祖父演讲。祖父在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后对同学们说：“你们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是没有希望的。”他回忆起他在“五四”当天被捕入狱后，许多同学到警察厅自愿陪同坐牢的情形时说：“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是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1948年初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西侧的小操场上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胡适校长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说要送给毕业生三根到社会上可以救命的毫毛，要大家离校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祖父在讲话中则告诫同学们，走上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是应该立志做人中人。他这番应该如何做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的讲话，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4年，祖父与当年的同学们相见，大家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十分激动。同学们请祖父题字留念。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虽然离开了北大的教职，但是在青年特别是北大的师生面前，他仍然是校友和同事。1980年，社会上就人生观问题开展讨论，北大的学生想请祖父对此发表意见。祖父愉快地接受了访问，他对同学们说：“这场人生观讨论很有意义。青年们说了不少心里话，使青年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青年中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主流是好的，青年一代是有希望的。青年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全怪他们。一方面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创伤，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本身一些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尽可能地为青年提供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我们的制度当中存在着不少弊病。”针对同学们谈起一些青年人觉得境遇不好，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的甚至想轻生自杀的情况，祖父介绍了他一生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后，他说：“我已经90岁了，去年春天加入了共产党。我曾经走过艰难困苦的道路，可见人生的路总是曲曲折折，没有一马平川的。青年自杀是不可取的，那是从人生道路曲折的地方掉下去了。我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不要轻浮、立足要稳、不能把生命看成只属于个人，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要不怕吃苦！”祖父最后勉励同学们说：“我们的青年胸襟要大，眼光要远。不要斤斤计较小事情，不要计较个人利害，要抓紧时间学习，充实自己，不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四人帮’把很多领域搞得稀烂，不仅害了这一代，而且害了下一代。但我们不可悲观。自古成功多磨难，现在境遇不好，只要心有天下人，胸怀天下事，从一点一滴做起，终会有出路的，有志者事竟成！ ”

    祖父以他亲身的经历，将五四青年对于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追求，对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和把握时代、创造时代的精神传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北京大学学生和祖国的青年，他无愧于母校和老师对他的培养和教诲。五四精神将在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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