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系列报道：慈善事业三十年

    图片说明:解海龙于1991年4月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拍摄的小学生苏明娟在认真听课的照片，成为“希望工程”形象标志。　　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在30年前，民间的慈善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福利和救助体系都由国家承担，个人的捐助被认为是对国家能力的质疑甚至是否定，无论来自国内还是海外。甚至到上世纪90年代，“慈善”一词还被刻意回避，或被称作“公益”。

    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国人的爱心终于被“慈善”所唤起。2008年经历的种种事情，更是将这股爱心推向了一个高点。

    【希望工程受益者】

    1995年的初夏，11岁的余言明扛着和他一般高的锄头，在自家玉米地里锄草。这天，他远远地就看见了班主任高老师朝家走来，赶紧躲到了远离路口的玉米地深处。

    余言明的父亲在这年的春节后突发急病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原本紧巴巴的日子更加窘迫，他和大他4岁的姐姐不得不同时辍学。姐姐去了南方打工，他因为年纪太小，只能守着位于陕西榆林黄土高坡深处的两亩玉米地，还有体弱多病的母亲。

    辍学时，余言明正在念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并且担任班长。为此，班主任高老师隔三差五就会走上十几里山路，来到余言明家，劝说余母让孩子重新上学。余言明初见老师还非常高兴，还会就书本上看不明白的地方向老师请教，可是每每看到老师和母亲在简陋的窑洞里无语相对、唉声叹气，他开始害怕见到老师了。

    但这次，高老师和母亲的谈话不再轻声细语，高老师在窑洞外大声招呼着余言明，用陕北味极重的普通话喊着：“余言明，你又可以读书啦。”当余言明跳跃着飞奔过来时，看到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却笑得很开心。

    辍学3个月之后，余言明重新回到了课堂，他第一次听说了“希望工程”。很久之后，余言明才知道，高老师几次去镇上和县里反映他家的情况，为他争取到了这个受资助的机会。

    此后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能收到一张从北京寄来的150元汇款单，署名是张力顺。有时候他还会收到张爷爷的信，信是用毛笔写的，鼓励他好好学习。余言明也将自己的成绩单和奖状作为回信。

    2003年，余言明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成了村里头一个大学生。前往学校报到当天，余言明就按照汇款单上的地址，倒了几趟公交车，找到了张力顺的家，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张力顺已经在一年前病逝。这位普通的离休干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资助了5名贫困学生。

    余言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的学校，此后一段时间里，他总感觉天塌了下来。大学四年里，除了学习和勤工俭学，余言明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上，他觉得有义务去回报社会。

    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倡导并组织实施“希望工程”以来，近300万像余言明一样的贫困学生受到资助，全国各地援建“希望小学”1.3万多所。

    1990年5月初，共青团中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几天以后，邓小平就托人转交了自己的题词“希望工程”。

    此后，邓小平分别两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消息不胫而走，全国掀起了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

    这或许是国人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一次全民慈善。但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献爱心”，“慈善”一词还在等待着被“平反”。

    【一度消逝的民间慈善】

    1978年，民政部恢复设立，50岁的崔乃夫回到了家乡北京。

    即使如今进入耄耋之年，崔乃夫还记得五六岁时，老家昌平正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进入北平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解放前比较普遍的慈善举动，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包揽了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就业、基本福利、全国的灾害救助等，使得国家力量全面取代慈善组织。原有的慈善组织、机构或自行停顿、停办，或被政府接管、改组，变成附属于政府部门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包括外国教会慈善机构在内，甚至是接受过美国救济的慈善团体财产都一律充公，因为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

    在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慈善研究国家重点课题承担者周秋光的《中国慈善简史》一书里，记载了当时的流行看法：“人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解除一切苦难，彻底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幸福生活。既然如此，就无需也无必要发展慈善事业。”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每逢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中央都要责成各级地方政府负起高度责任，甚至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政府动员了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力量进行救济，也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揽的救助格局。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都明确表示要向中国提供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在内阁会议中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都遭到了我国政府的拒绝。

    1982年起，崔乃夫开始了11年的民政部长生涯。3年后，一些农村发生自然灾害，需要棉被衣物等救灾物资，当时城市很多家庭里有多余的棉被和旧衣服，放着没什么用，扔了又可惜，卖又卖不了几个钱。于是崔乃夫就提出能不能动员城市居民将不用的物资捐献给灾区。但有人极力反对，认为这样做有损政府形象，显得政府无能，无论多么困难，都应当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渠道来筹集救灾物资。

    崔乃夫说，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困惑和无奈。

    【“慈善”的正名】

    从1978年开始，在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社会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慈善事业的空间也逐渐明朗，慈善组织在政府有意识的培育下实现了历史性回归。

    从1980年开始，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慈善组织。1981年7月，中国首个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但当时“慈善”一词更多地让人们想到的是旧社会地主乡绅的“伪善”。之后，爱德基金会于1985年成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于1988年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成立……但“慈善”都被刻意回避着。直到1994年为止，全国的大小媒体上几乎没有使用过“慈善”这个词，在不得已的时候，往往使用“公益事业”来代替。

    1991年，华东大水灾，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发动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面向民间的大规模的慈善捐助活动，动员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支援灾区的百姓。此次慈善募捐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炎黄子孙纷纷慷慨解囊。国内群众捐款10亿元，港澳台慈善组织和个人及海外华人捐款1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