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到起草文件的时候,我给他下的是合作制的一种新形式,我就模棱两可地写下去。
解说:签署这份文件的王德虎时任台州市黄岩县县长,刚正率直的性格让他在担任县长期间频出锐意改革的新政。仅打破铁饭碗一项在国有企业引发的反弹,就让王德虎面临保持本色向前冲还是维持现状退回去的两难选择。
王德虎:那个时候工作组就到我们厂里来,他说老王,你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哪个没有去过,什么叫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也没有,我也不懂,但是我只晓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就是不得
孙万鹏:王县长跟我讲了这个话,他说你碰这个高压线,要有思想准备,到那个时候弄得不好,他说我们要回家卖番薯,我们后来讲笑话,他说好,这样吧,以后卖番薯,我来烧他来卖,这些事情本身不是说没有风险,但是我们分析了调查了这些一直是我们觉得这个风险要冒,你不冒这个风险,整个黄岩肯定吃大亏,
解说:直到90年代初起,齐鲁大地上一个叫陈光的县级市市委书记,迈出了比孙万鹏更大的步子,在1993年、1994年不到两年时间,他把山东诸城全市95%的国家和集体企业卖光,进行股份制合作改造。这位陈书记因此获得了陈光、陈送光、陈卖光的"三光"称号。
中国的民营企业曾经有过很多名字,从"资本主义尾巴"、 "投机倒把分子"到"个体户"、"红帽子企业"、 "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等等,变幻不定的名字记录的是它走过的一条曲折的道路。
这个在计划经济夹缝当中生长出来的经济体,一直努力在中国经济当中验明自己的身份,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更是这样。那些在现在人眼中明明是一些突破创新的人,在过去人们眼里很可能是违规者。
解说:在温州繁华地段,方培林的担保公司隐藏在一栋公寓楼里,并不显眼。作为温州民间金融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方培林在温州的苍南县办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这一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让方培林眼前一亮,因为他知道在长三角地区,民间资本早已如破茧之势,这一次他可以有所作为了。
3562方培林:中央1号文件也很精确地提出来要鼓励农民入股,把资金集中起来。我就在想,入股就是意味着股息,股息的合法,那股息就合法了,意味着政府要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解说: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可最初国内银行的政策是不能对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
马津龙:这就是一个矛盾,民营经济需要发展,需要发展就需要资金,而这个资金是原有的、现有的、国有的金融机构是没法满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客观上需要一个满足它资金需求的,解决温州资金上,民间资金供求矛盾的这么一种机构,一种机制。
解说:方培林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在全乡镇办一个金融服务社。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操作方案。
方培林:这个服务社是10万股金,由100个人组成,每股是1000。这是第一。第二当时自己又在想了,那假如说中途的时候股东都要退回去怎么办,我又定了一条,股东中途不能退股,只能转让。第三点,应该成立董事会领导的经理负责人,找个人来做,第四点,利率要浮动,利率不浮动跟银行一样的话,就没有生命力了。后来又在想,跟银行一样的时间的话,老百姓还是不方便,就提出来24小时上班。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五点呢,可以说也经得起这种历史的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