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坦言：死不可怕，歧视才可怕

　　或许，再也没有一种病人，会像他们那么煎熬，仅仅因为他们感染的是艾滋病。

　　2008年11月22日，在济南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会议室里，听几位艾滋病患者谈起他们曾经的生活、内心的挣扎以及即将到来的“12·1”世界艾滋病日里的心愿，每个人一再提到的无不是“怕”这“怕”那——“死的话我不怕，我就怕周围的人知道了，日子过不下去。”

　　相对于死，被歧视才是他们内心最大的顾忌。

　　病人A：“连医生护士都歧视我，社会注定不会接纳我”

　　“说实话，我这一段时间比较苦闷，一直希望能够有个倾诉的窗口。”小A是个阳光的小伙子，一开口就不好意思地笑。“ 小阮热线”的创办人、济南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阮师漫明白他的痛苦，“ 他最近耐药了，正在找新的药物，还好已经找到了，只要稍微等几天新药就能拿到。”

　　小A接受药物治疗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从2005年开始，一直不间断地吃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让小A感到自豪的是，虽然爱人当初已经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却依然与自己结了婚，并冒险与自己生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儿。刚刚一岁多的女儿，健康、美丽，让小A的生活看上去有滋有味。

　　家庭生活的幸福圆满，却不能抚平他内心的痛苦。

　　“最让我难受的是去医院。”小A坦言。有一次，去医院查体需要抽血。考虑到医护人员可能遇到的危险，小A悄悄告诉对方，自己是艾滋病人。接下来的情形却出乎小A的意料，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当即给了他大大的一副冷脸。“你快走，别在我们这里做检查。”

　　“看着医生、护士歧视的目光，我知道，这个社会注定不会接纳我了，因为我得的是艾滋病，而不是肝病、心脏病……”

　　病人B：“最理想的状态是看上去和大家一样 ”

　　他说，自己前几天还刚刚去烟台高校“ 现身说法” ，为在校大学生们讲解艾滋病的预防知识。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名字，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雨轩”。

　　雨轩是一名感染者，也是一名“最草根阶层的志愿者”。谈话期间，他给我们一一派发名片，称自己是“同伴教育的讲师”。

　　“同伴教育”是目前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的一种模式，意为“让同伴告诉同伴”。

　　“前一段时间，我刚到青岛、烟台等地方的大学做了演讲……平常给大学生讲空洞的艾滋病知识，肯定都不愿意听，但像我这样现身说法，效果一直很好。”雨轩说，只要是在济南以外的地方，他敢于在公众场所公布自己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身份，包括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

　　但在济南，他不敢。因为，他要生活在这里。

　　“平时我是最普通的，到了人堆里，我就跟大家一样，哪有病人的样子？这是很理想的状态。”为了保持这一种状态，他必须有所隐瞒。同时，他也希望自己并不一无是处，该尽可能地帮帮大家才好。

　　雨轩最大的担心在于：“如果父母有一天知道了，该怎么办？”

　　病人C：“死的话我不怕，就怕影响了周围环境”

　　现场，他是唯一一位老者。脸色发黑，乌铁一般暗淡无光。年过七旬的他，已是三代之家的长辈。这注定了他的不同。作为一位长者，他最为担心自己的病情一旦暴露，会让已经成家的晚辈日子不好过，甚至被周围的人们孤立。

　　隐瞒自己的病情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济南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所长王美花，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去医院调查C的情形。当时C在省城一医院住院，意外被查出可能是艾滋病人。院方当即通知了艾防所。

　　“去了之后，我们设法把家属全都支开了，然后才进入病房，与老人一对一进行了调查。”后来，老人的一位亲人成了唯一的知情人。因为根据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的规定，艾滋病人若要接受药物治疗，必须有家属同意。

　　一晃三年过去了，至今，对于老人的病情，亲朋好友之中依然只有一人知情。

　　越是这样，老人内心的痛苦愈发沉重。“有时，小孙女向我扑过来，找爷爷抱…… 我连摸她也不敢摸，虽然知道这样不会传染，可心里还是难受得要命，生怕有一点意外！”

　　老人的语气里有着无限的悔恨，泪珠在眼眶中闪转。发病三年了，他甚至至今也没有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样感染了此病？除了病情本身，其他的都是猜测。

　　久而久之，老人已不惦记这个，只惦记着如何让孩子们不知道此事，直到自己把秘密带进棺材。“死的话我不怕，我就怕周围人都知道了，影响周围关系、日子过不下去。”

　　病人D：“珍惜生命，别伤害人”

　　我们必须承认，几乎每一个艾滋病人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持者。比如小A的妻子，勇敢地与他结婚生子；比如小B，一个个同病相怜的“同伴”，彼此温暖；比如病人C的那一位亲人，三年来作为唯一的知情者，守口如瓶……

　　病人D也一样。今年9月份，一次就诊过程，他被意外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我媳妇先知道了，但也没说什么，就是鼓励我好好吃药、耐心治疗，珍惜生命，别伤害人。”

　　随后，年迈的父母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至少在表面上，很平静。这让病人D感到很不安，他想，亲人总该大哭一场、狠命闹一场才好。

　　“觉得对不住他们。”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病人D，年过而立，从未想过竟会遭此一棒。幸运的是，亲人抚慰下的生活，并没有从此失去宁静。两个月来，他每天像一日三餐一样，按时吃药；每月像例行功课一样，悄悄地去防疫站领药……生活继续，工作依旧，病人D也终于平静了心，接受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珍惜生命，别伤害人。”病人D说，这是爱人总跟他讲的。

　　“其实，就我们掌握的病人情况来看，每一个病人都很悲观、痛苦。但他们实际上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希望能有好的治疗、渴望被社会认可接纳、善良地给予别人帮助。”济南市疾控中心艾防所负责艾滋病人管理的杨慧医生说。

　　谈话结束的时候，有病人要跟艾防所的医生合影留念。作为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陌生人，艾防所的医生几乎是每一个病人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医生细心地提醒，“换一件衣服，你转过身来留个背影吧……”

　　那样，纵是熟人也很难认出他是谁。(石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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