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千名干部忙到没有时间悲伤 将接受心理干预

北川百废待兴，人们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5·12”地震，不是震中的北川成了第一重灾区。每4个死亡或失踪者中，就有一个北川人。全县党政机构、事业单位1931名在职在编干部，损失了466人，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有直系或旁系的亲人遇难。从此，这1000多名幸存的北川干部成为了一个背负着双重身份的群体，既是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的“主力军”、“引路人”，其自身又都是家破人亡、身心俱伤的“灾民”，背负着双重身份。

　　10月3日，董玉飞成为震后首位自杀的北川干部。他的自杀也再次唤起了社会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

　　办公室数次迁移

　　从帐篷到农房再到学生宿舍

　　当记者走进董玉飞生前所在的北川县委农办的办公室，他的同事曾国和以及任科伟正在电脑上撰写最新的农村灾情摸查及灾后重建情况专报文件。老曾是一名40多岁的北川籍干部，小任则是一位从邻县过来支援的年轻干部——灾后，中组部、四川省委组织部、绵阳市级部门、绵阳各区市县和各援建省市先后选派了100多名干部到北川挂职。

　　“现在的工作条件比一开始要好多了，这几台电脑还有激光打印机都是外地捐赠的，县里也购置了部分设备，还给通了网络……”尽管这间仅有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挤下了5张办公桌，但老曾对现在的办公条件很满意了。他说，地震后什么都不剩，很多机关连公章都没有了。他们的办公室先是安在了帐篷里，后来又搬到了安县安昌镇上的农房里，“办公室兼集体宿舍”，到了8月，才随县委、县政府搬进了现在这栋原安县职业中专的学生宿舍楼。这栋楼被重新维修粉刷，但由于下水道震坏，厕所设在了楼外。同时搬进这栋小楼的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等数十个部门——但每个单位都只分到了一间办公室，人多的还得在外头想办法。

　　由于北川新县城的选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北川县委、县政府的驻地在灾后数易其址。从最初的办公地点——北川中学附近的帐篷，迁至北川县擂鼓镇的帐篷。期间，北川县委、县政府曾在安昌镇一家宾馆的大堂设立临时办事处。县里的各委、办、局则挤在旁边的一间火锅店里，甚至“三个单位合用一个桌子”。后来“化整为零”，县级61个单位陆续租用了附近的农民房作为办公地兼集体宿舍。现在的县委、县政府搬进了北川重建党工委、管委会所借用的这所学校，合署办公。同在这个院子里的，还有山东省援建北川工作指挥部。干部们都在同一个食堂里用餐，6元一顿，两荤两素，口味川鲁结合。

　　压力数倍于灾前

　　国庆长假一天也没得休息

　　这个人员不整的县级政权在灾后面临着数倍于平时的工作任务。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了《关于加强抗震救灾期间机关干部管理的通知》，规定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早上7时30分上班；实行轮休制，所有岗位每天必须有人在岗；实行请销假制度，请假必须到人力资源调度组备案；对不服从安排的，严肃处理。几天后，指挥部又发布了《关于建立抗震救灾相关制度的通知》，进一步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实行每日报告制度。汇报内容包括当日工作完成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建议、次日工作安排等。“抗震救灾就像是打仗，需要战时的纪律。那些日子，几乎所有干部都在一线日以继夜苦干，都不提休息的事儿。”曾国和说。

　　从今年6月开始，北川出台规定，原则上每周六可以休息，但这个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工作摆在那儿，很多干部只能自动放弃。比如，我每天都要汇总农户受灾情况制成60多份专报材料交给县领导，一天也拖不得。”

　　曾国和说，今年8月，北川再次出台规定，要求各部门人员强制轮休一周，但仍是部分休息、部分未休息。北川县委组织部负责人向记者坦陈：“这个制度，确实做不到全覆盖。”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北川的干部们似乎都有这么一种压力：“全国人民无私支援灾区，灾区干部怎可偷闲？”

　　今年国庆，本应是灾后的第一个长假，可9月24日那场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泥石流灾害让干部们彻底断了休假的念头。县里提出了要求：中央、省、市援派的干部国庆节原则上可以回家，本地的干部原则上就不要休息了。这样，包括曾国和在内的绝大多数北川干部仍是一天也没有休。长假期间，曾国和每天都在加班，结果10月3日董玉飞出事。送走昔日战友，收起无尽唏嘘，工作还要继续。

　　正如董玉飞的弟弟、北川县白什乡乡长董卓锴所称：“哥哥走了，对更多的干部是一种警示。北川很多干部都有他这样的悲伤，但工作还是要一如既往。”

　　不知家在何处

　　震后5个月夫妻仅相聚一次

　　据称，在幸存的北川干部中，有近400人遭遇丧偶之痛。即便夫妻都在，离得不远，也大多过着被迫分居的生活。因为，北川的干部大部分过着集体宿舍生活。某局有7名男干部租了一套四室一厅的农房，每室住1人，大厅住3人。当住大厅的干部的妻子造访时，住卧室的人便临时腾出房间，让对方暂用。这被戏称为“钟点房”。有的单位因为人更多，只好用会议室作宿舍，每间20余人，分上下铺睡，打呼噜被视为公害。

　　还有很多像曾国和这样的干部，自己在安昌上班，配偶却在异地，由于几乎没有假期，夫妻相聚显得异常的艰难。“震后5个月，我只和爱人聚了一次！”曾国和反复强调，这在北川干部中一点都不稀奇。

　　说起未来，曾国和有些黯然。“地震时我就一个光人跑出来的，家里什么都没了。”由于目前重建工作的重点在于农房的建设，加上新县城还不知道在哪儿，北川城镇干部职工的住房重建计划似乎还没有排上日程。“听说国家有文件，每个干部可以补2.5万元，还没到手，省、市好像还没动静。靠这2.5元加上每个月1000元的工资，什么时候才能住进自己的家？”

　　心理干预在进行

　　北川制定干部异地轮训计划

　　一位四川绵阳的网友对董玉飞事件发表了这样的感慨：“他们再也没有了曾经温暖的家,再也没有了曾经朝夕相处的亲人。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身心疲惫。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回忆起失去的可爱的亲人、美丽的家园，怎不凄然而泪下？”

　　董玉飞遗书里写下的“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看来，在北川的干部中并非个案。北川县的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据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该县正在制定针对全县基层干部的异地轮训计划，加强对一线灾区干部的心理干预及辅导，在地震中失去子女和同时失去配偶子女的干部是轮训的主要对象。(毕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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