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教育遇尴尬现实 取消复试后招来伪神童

　　

　　3月16日，中科大少年班宿舍里刚刚回来的同学小夏在玩着魔方，他右边床上的室友正在看NBA杂志。本报记者 周晓东 摄

　　3月22日，中科大少年班举行30周年庆典。30年前，少年班的“神童”光环曾被无限放大。30年后，光环褪去，少年班陷入尴尬的现实环境，择生标准不完备、教育专才缺乏……

　　核心提示

　　3月22日，中科大少年班庆典30周年。会上，贺淑曼哭了。这位老班主任流泪是因为感叹少年班所经历的冰火两重天。

　　而这冷热两极均都扭曲了少年班的成长路径。

　　30年前，应时代需要，少年班学子的神童光环被无限放大，以点燃社会对业已停止的人才培养的热情。就在人们对神童日渐迷狂时，媒体又以“拔苗助长”“摧残学童”为由，棒杀神童班，导致少年学子心理压力巨大、“神童”宁铂出家。

　　30年后，人们发现少年班并未培养出一个诺奖获得者或是某学科的领军人物，于是对教育神童的热情迅速冷却，直至无部门管理的地步。

　　贺淑曼的眼泪想要诉说的是，神童并不神，其实他们只是一些智力、记忆力等能力超常的特殊孩子，若没有人关心他们，若把他们置于寻常孩子中一同受教育，那么他们会感到痛苦，最后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成长。

　　□ 本报记者 黄玉浩 褚朝新 安徽合肥报道

　　13所高校仅剩中科大坚持为早慧孩子提供特殊教育；目前仍面临教育专才匮乏、择生标准不完备等问题

　　刚接过话筒，贺淑曼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接连说了三个太难。

　　3月22日，原本作为中科大少年班30周年庆典活动的中国超常教育研讨会，被贺淑曼的眼泪点染出许多悲情。

　　贺淑曼，自1982年任中科大少年班班主任后，一直致力推动中国超常教育的观念普及。她深感无力和孤单。

　　目前只有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对早慧孩子进行超常教育。但是没有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缺乏专业的学科人才，一直令贺淑曼心忧。

　　让贺淑曼更无助的是，无论是教育部还是这个社会对超常教育的观念，都没有回归到正常轨道上。

　　贺淑曼认为，对少年班以及中国超常教育30年做一个理性梳理，已是当务之急。

　　【洪荒年代】造神时代造出“神童”

　　招收少年班第一批学生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考核很粗糙，最初对早慧孩子界定比较随意。

　　任知恕至今仍保留着三十年前的工作日记。他曾是中科大教务处处长。他手中那本发黄的日记，记载着少年班创立的所有经过。

　　1972年，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国，建议从全国选拔部分十三四岁左右、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里去培训。

　　5年后，曾和原国家副总理方毅对弈的13岁“神童”宁铂被批准破格进入中科大学习。次年，也就是1978年，教育部同意中科大，这个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排头兵，自主招收第一批少年班学员。

　　李政道后来回忆，“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当中科大向社会公布招生信息后，推荐信蜂拥而至，一时间“神童”遍布中国。许多地方领导都积极推荐“神童”，并称“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出个‘神童’。”

　　当年2月，中科大派出十多位老教授，分赴上海、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东北等地选拔“神童”。

　　“因为没有一个统一标准，考核很粗糙，面试全凭招生老师的印象和随机问答，录取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一位当时参加过招生的老教授回忆。

　　这位老教授说，出题也是因人而异，有出高三水准的题目，也有出奥数中的题目。然后再进行简单面试，问的问题也是各有不同，但有一个问题一般都会问，“你考不上会怎么办？”

　　最后录取的标准随意性比较大，老教授说，一些孩子若是特别紧张，说话结巴了，就不会被录取。

　　中科大少年班首届管委会书记叶国华回忆，最后21名智力超常少年被中科大破格录取。1978年3月9日，第一期少年班开学立即进行摸底考试，21名小神童中，数学最高为98分，最低只有10分。

　　中科大教务处的任知恕承认，最初对早慧孩子的界定非常随意。在第一届少年班之前，中科大还招收过两名少年大学生。一个声称用肉眼发现天上多了一颗宇宙新星，此后美国观星站也宣布发现了一颗新星。这名特殊才能的少年便被收录进中科大。

　　“还有一名是擅长心算的。”任知恕说，两人被录取后，与其他大学生一起上课，因为基础知识欠缺，两人很快出现跟不上班的情况，最后只能退学。

　　【应试之嫌】以高考界定“天才”资质

　　第二期少年班学生入学前都需经过高考。叶国华说，“这能避免考核标准不一，便于科学选材。”

　　1978年之后，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风景。谢彦波是少年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大学生。据说，他第一次走进校门时，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这些最大只有14岁的大学生进入中科大后开始变得不适应大学生活。

　　当时中科大没有专门的一套针对这群少年的教学计划，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只能挂在教务处下面。学校也没有为其专门设置代课教师，21个孩子半年后被分到各个专业。

　　谢彦波因为年龄小、缺乏自理能力，而无法随着学哥学姐们进入下一年的学习生活。

　　管委会书记叶国华发现，这群孩子成绩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学习成绩最好与最坏的都是少年班学生。

　　“许多小孩子心理还很幼稚，进入大学后没有固定的自习课、没有老师的敦促，少年如出笼之鸟，根本管不住自己，我们意识到必须专门设置教学计划。”叶国华说。

　　于是，针对这些问题，少年班管委会做出一些相应调整。

　　1978年9月，第二期少年班开班，学校决定小神童入学前三年，不分专业学基础，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专业。

　　叶国华说，第二期少年班的招生方式也做了些调整。学校把招生时间放在高考后，这些早慧学生有了高考成绩，“这能避免考核标准不一，便于科学选材。”

　　然后，学校再派老师到考生所在中学小范围内组织复试，复试中科大自主命题的语文、物理、数学，采取笔试与口试结合的方式进行。

　　【复试漏洞】取消复试招来伪“神童”

　　1982年，中科大恢复复试，并增加了现学现考环节，以甄别哪些是家长填鸭式教育出的“神童”。

　　中科大少年班这个天才集训营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太平静。刚办两期，就遭遇社会质疑，有人说是摧残儿童、神童集中营，还有人直斥办少年班是拔苗助长。

　　1980-1981年两届，中科大又将甄别早慧孩子的程序减少了面试环节，简单地根据适龄考生的高考成绩来做入学标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校领导说，“当时，少年班招生是图简单省事。”

　　于是，望子成龙的家长通过改年龄或填鸭式教育的方式，在家里纷纷打造着让社会敬仰的神童。

　　对于少年班，媒体更是掀起了一场场口诛笔伐。

　　“学校的压力当时非常大，科学院的领导也感受到了压力，多次询问少年班情况。”一位退休的老校长回忆说。

　　1982年，中科大恢复复试，并在以往只有简单面试的基础上增加了现学现考环节。

　　“这样就能甄别出哪些是填鸭式教育出来的孩子。”孔燕说。

　　孔燕目前在中科大担任少年班班主任。她说，事前没有任何通知，临时聚集大家，请来一位教授，不讲基础知识，直接讲很难的内容，45分钟的课一结束，就立刻给学生发试卷，要求现场考试。考试的内容对于普通的大二学生都不轻松。

　　“智力超常的孩子，反应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很快，当场都能答对很多题，而被填鸭式灌输出来的孩子，一道题都可能答不上来。”孔燕说。

　　“老师将我们70多人聚集在教室里，现场发放录取通知书，没领到的则视为落选，很多落选学生最后都掉了眼泪。”一位曾经参加考试的“神童”说。

　　在孔燕心目中，甄别这些孩子，其实是为了他们好，“少年班的竞争很激烈，如果是靠填鸭式灌输考高分的孩子进去了，很快会跟不上，那时他们会很痛苦。”

　　【减压难题】迟到的心理教育

　　因恐惧失败，宁铂曾三次报考研究生，都未进考场。心理教育和入学前心理测试对少年班很重要。

　　宁铂在1985年变得异常痛苦。这让中科大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反省自己对早慧孩子的认识。

　　1985年，在媒体的过分宣染下，宁铂变得谨小慎微。这个少年天才异常恐惧失败的来临。他曾三次报考研究生，却从未踏进考场。他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他后来以致拒绝媒体采访)。‘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宁铂找到叶国华说，“我现在压力太大了，外界把我捧得那么高，我承受不了失败。”

　　“我们开始意识到，少年班的学生受舆论影响太大了，必须引起关注，”叶国华说，从那一年起，中科大规定少年班采访必须经过学校宣传部同意，任何媒体不得采访在校少年班学生。宁铂的出现让学校开始注重学生的心理教育。

　　叶国华发现，少年班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和他们的自负有着某种关系。

　　小神童谢彦波18岁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后转而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跟随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

　　少年班30年探秘：“神童”教育尴尬现实

　　13所高校仅剩中科大坚持为早慧孩子提供特殊教育；目前仍面临教育专才匮乏、择生标准不完备等问题

　　安德森是一位深邃而傲气的人，而谢彦波比他本人还要傲气。这令安德森无法容忍。

　　谢彦波说，“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写的是他的理论不对。”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最后他没拿到博士学位，便回国了。

　　1986年，中科大在甄别早慧孩子的考试中安排了心理测试。

　　“心理测试，主要考查一个孩子的非智力因素，比如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评价。” 孔燕的另一个身份是中科大心理教育中心的主任，一直负责少年班招生复试中的心理测试。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如果一个少年班的孩子失败了，可能问题就会出来，如自控能力太差。

　　而如何对这些孩子进行测试，内容一直是保密的。孔燕担心的是，“一旦测试内容公开，很多中学可能会出现专门针对这一测试的训练，这样一来，这个测试就失去了价值。”

　　孔燕也知道，一些经过了心理测试的孩子，难免会被高中母校请回去交流经验，测试内容完全保密也并不可能。

　　“因此，我们的测试内容每年都变，不会固定下来。”孔燕说，中科大少年班也是从此开始设置了少年班的心理辅导员，以缓解学生的各种心理压力。

　　也是这一年，中科大选拔早慧学生的考核成型，在经过统一笔试、现学现考和智商测试后，还有经过综合考查，老师利用课余、晚上的时间，逐个找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学习、生活、个性特点。

　　【生源困境】

　　“天才”预备班出世

　　中学开出少年班预备班，为中科大输送人才，遭到诟病，反对者称其刺激家长拔苗助长心理。

　　在中科大曾经能看到这样的现象，经常有一些家长带着不满十岁的孩子，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专程赶往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要求让他们的孩子进少年班学习。

　　也有不少家长给少年班来信，反映他们的孩子智力超常，接受能力强，常常感到“吃不饱”，担心与智力一般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学习兴趣会渐渐消退。

　　“这些孩子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优异，但往往尚不具备优秀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学校只好说服他们回去”。3月12日，受访的原中科大校长辛厚文说。

　　于是有人建议，应该办“超常儿童中学”，自成一体，为少年班选拔人才。中科大少年班面临了一个新的课题：智力超常少年的因材施教，应不应该、能不能从中学阶段开始抓起？

　　1985年，中国科大与北京景山学校、江苏省苏州中学联合，分别在这两所中学创办了少年班预备班。

　　但少年班预备班一开始就遭到诟病，反对者称其刺激了家长拔苗助长。

　　3月21日，苏州中学张昕受访称，当初设置预备班就是为了保障少年班的生源，在学生进入少年班之前能对其学习生活有个系统的培养，“每年只招收30名左右的学生，小学的年龄、初中毕业的水平，我们自主出题考试，全国招生，有严格的选拔机制。”

　　可是，让张昕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家长，自孩子一出生就进行填鸭教育，做作业、考试不厌其烦，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天才，未来肯定能进少年班，参加我们的入学考试，一次又一次都考不上，严重伤害了小孩子的自尊心。”

　　“为了学费，为了出成绩，什么样的孩子家长都想来读预备班，必然会贻害很多孩子。”张昕认为中科大少年班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每个孩子，预备班也同样只适合少数孩子。

　　【教师匮乏】

　　超常教育协会休眠6年

　　教育部官员说，“中国超常儿童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吗，能不能培养出天才，我们心里没底。”

　　贺淑曼对这些小神童产生了兴趣后，开始通过资料了解何为超常教育。她发现超常教育即所谓天才教育在世界各处都存在着。

　　20世纪70年代，美国成立“天才儿童教育局”，有100多所大学对天才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英国成立“天才儿童国家协会”；法、德、日、澳等40多个国家都开始发展超常教育。

　　美国《天才教育手册》指出：“我们不应停留在仅以一种特定方式把天才学生作为一个集合从学生总体中识别出来的水平上，而应创立一种方法，对不同个性类型的天才学生给以具体的考虑。”

　　贺淑曼觉得，中国的超常教育目前缺乏理论体系，“少年班的老师都是从其他系调来的，几乎没搞过少年班教育。少年班缺乏一个科学的模式管理。”

　　贺淑曼萌生组建个超常教育学会的念头。

　　自1988年开始，贺淑曼开始四处托关系申办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

　　“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他们说超常教育应该包括中小幼人才的阶段培养，找基础教育司，说你这超常教育还有大学阶段呢，我们管不了，找特殊教育处；特教处说他们只管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贺淑曼说。

　　贺淑曼清楚记得教育部一位官员曾对她说，“中国智力超常的儿童究竟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吗，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天才，我们心里没底。”

　　我年纪也大了，

　　在北京

　　‘单枪匹马闯天下’，

　　太难了，

　　不想当理事长了，

　　谁接班呢？

　　———中国专业人才委员会理事长贺淑曼说。

　　1995年，调到北工大工作的贺淑曼几经努力，终于挂靠到中国人才协会，获得了民政部的审批。

　　由于贺淑曼身在北工大，北工大又无少年班，贺淑曼便将其一手促成的协会交给了中科大少年班，由当时主管少年班事务的中科大副校长尹鸿钧任学会理事长。

　　“截至2000年，协会除了开了个成立大会，什么事情都没做，最后中科大提出将这个学会归还给我，说学校根本没有一个超常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无力承担这个学会的发展。”贺淑曼说，她再次成为学会理事长。

　　“主要是国内这一块的专家和学者太少了。”贺淑曼说，民政部官员告知，如果再不搞些活动，协会才勉强举办了几次研讨会。

　　为了找一个新的学会理事长接班，贺淑曼找过北师大、中央教研所等单位。

　　“他们一听就说，我们不懂什么叫超常教育，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教育研究或实践单位，他们都不理解什么叫超常教育，可见中国的超常教育发展处于多么初级的阶段。”贺淑曼觉得很无奈。

　　【路向何方】

　　超常教育前路漫漫

　　贺淑曼观念是，超常教育是终身教育，而不是目前这样只针对超常儿童的阶段性教育。

　　2004年起，贺淑曼决定还是自己亲自主持超常教育学会，并开始反思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代表的中国超常教育现状。

　　“中科大少年班进行了三十年，我觉得道路是越来越窄了。”4月2日，贺淑曼认为，超常教育只面向智力超常儿童，是狭隘的，超常教育应该是培养创新或拔尖人才的，应该包括超常儿童、潜慧儿童等智力水平在中等之上的。

　　“按照传统的招生要求，智力超常儿童是越来越难找了，生源是个问题。如何评判智力超常儿童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贺淑曼说。

　　在贺淑曼的超常教育理念中，超常教育其实是超常人才教育，是终身教育，初中之前应因人施教、优质育才，大学高中应因材施教、扬长补需，进入社会因需施教、终身教育，而不是指少年班这种只针对超常儿童的阶段性教育。

　　“少年班三十年了，你问他什么教育理念，一些老师说因材施教，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好。”贺淑曼认为，少年班的孩子，性格、心理、智商、情商均处以发展时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材”根本还没定型。

　　“我觉得目前少年班要注重三个协调，学生身体与心理成长的协调；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成长的协调；学习与社会化的协调，目前中科大这块做的还不够好，宁铂等人就是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贺淑曼说。

　　4月2日，贺淑曼在给毕业于少年班的李俊凌写信。李俊凌于1987年毕业，如今是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耳鬓斑白的贺淑曼在信中说：“我经常应对媒体和北京学者的非议，感到很无助、很孤单。我年纪也大了，在北京‘单枪匹马闯天下’，太难了，不想当理事长了，谁接班呢？很发愁。”

　　一个少年班学生的“回归”之路

　　【人物】

　　如果没上少年班，江勇认为当时自己极有可能成为一名“不良少年”。

　　把一帮早慧的少年聚集在一起，给他们充足的自由空间，因材施教———江勇认为少年班是个伟大的尝试。

　　3月21日，中科大少年班成立30周年研讨会上，江勇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现在，我就敢承认，我就是天才，少年班万岁！”

　　这名1986级少年班学生，鼓励学弟学妹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天才，要勇于承受“天才”带来的一切压力和痛苦。

　　叛逆少年选择少年班

　　1986年，15岁的江勇产生了强烈的厌学心理。

　　满世界疯跑、掏鸟窝、打架，跟“不良少年”混在一起，但学习成绩很好。

　　江勇说，当时之所以不想上学，是因老师讲的东西他都了解了。

　　出生在甘肃一个偏远小城的江勇，小学只读了三年就跳到初中。“父母的藏书都被我读完了，许多古典名著和一些科普的书我不仅看，还能背下来。当时有个想法，要成为科学家。”

　　不爱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于是他被称为“神童”。

　　江勇记忆力好，可以背很多东西，他觉得老师要求的都是死记硬背，但“不要问为什么，老师不喜欢也不知道”。

　　1985年，江勇读高一。他说自己用了3个月时间，自学了整个高中课程，然后开始逃课。那时他觉得什么都会了，呆在学校浪费时间，不喜欢跟同学在一起，“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傻呼呼的”。

　　排斥老师、孤立于同学、封闭自己，“当时觉得自己比普通人聪明，是个天才，不愿意和普通学生一起”。

　　1986年，北大少年班到江勇所在县城招生，15岁的江勇决定“要进少年班”。

　　找到北大招生老师，在说了“不录取我是北大的损失，因为我很聪明”后，他只是给老师留下了狂妄的印象。

　　1986年上半年，江勇参加了省里的许多理化竞赛，名次都在前十之内。当年7月，江勇报考了中科大，9月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

　　经历“成长的烦恼”

　　做个伟大的科学家，这是江勇进少年班时定的目标。

　　当时的媒体对少年班轮番“轰炸”，几乎每天都有记者在教室晃悠。“天才”、“神童”的称号，让这群孩子一方面很陶醉，另一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

　　“早出晚归，有的通宵呆在教室学习，早晨三四点起床的很多。少年班竞争太激烈了，你是神童我也是神童，我不能输给你。这种想法在少年班很普遍。”江勇说。

　　江勇对这种他认为比“高中更高中”的生活很不适应，他说本以为大学就是自由地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大一考试，江勇排名中下游，大二起出现多门不及格。

　　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要学，为什么要成为科学家，“一直想不明白”。

　　大二开始，江勇迷恋哲学。大四，因不及格科目较多，学分没修够，江勇留级。

　　如今，江勇回头看，认为当初经历的其实是“成长的烦恼”。不过，当时没有心理老师，同学都闷着头学习。

　　1992年，江勇考研。5月，成绩公布，江勇蒙了———他最喜欢、考得最好的量子光学只考了40分。

　　“自己的天才形象瞬间崩塌”。江勇说，他终于想明白了，一，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所谓天才也包括意志与努力的。二，考研是因害怕走向社会，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继续呆在学校。

　　1992年7月，江勇大学毕业，决定走向社会。

　　光环之后的回归

　　毕业后的江勇，到了福建漳州印刷厂。

　　学量子光学被认为跟电有关系，江勇被分配做电工。

　　江勇说那时他很消沉，面对社会不知所措，不知跟领导、同事怎么打交道，频繁与同事发生矛盾，“当时我还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1992年，江勇开始“下海”。“工资养不活自己，做生意补贴一下，开始倒卖拖鞋、腰带、打火机什么的，每样就赚个几毛到几元不等。”

　　之后，江勇先后两次“创业”，均无果。1994年底，他到了上海，与读书的女友相聚。江勇说，在上海，他与民工一起住过工地，卖过电脑、软件。

　　“一直对现状不满意，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完全得到体现，觉得可做更大的事。”

　　1998年初，江勇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习，很快成为一名“专业”软件设计师。“其实天下学问都是相通的，只要你能掌握科学的思考方法，很快会掌握新知识。这种思考方法是中科大少年班给的。”

　　2001年底，在经历了无数次转行与跳槽后，江勇成为光明乳业的高管。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和变故，我终于摆正了心态。天才的头衔于我太沉重了。”江勇说，他觉得自己终于回归了普通人，不再背着天才的包袱。

　　2002年，江勇被中科大超常教育学会聘为理事，“我很希望能为少年班做点事情。”

　　“我经历过他们这个阶段，充满迷惘与孤独，我要和他们谈心。”3月21日晚，江勇约了两个少年谈心。

　　“你们既然选择了做一个天才，那么就要承受这个选择带给你的一切压力和痛苦，做一个诚实快乐的人。”江勇对两个自称有些痛苦的少年说。

　　□本报记者 黄玉浩 合肥报道

　　少年班的“显赫”数字

　　-链接

　　●学历情况：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共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届毕业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获得博士学位，26.9%获得硕士学位。

　　●职业选择：据不完全统计，约20%的学生选择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授；在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复旦四所大学担任教授的有近20人。

　　●活跃领域：有超过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35%.

　　●学术成就：在国际学术前沿，有18人在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学任正教授，有多人获得国际知名大奖。国际工商、金融等领域也有中科大少年班学生。

　　●两个优异班级：1986级，29名学生，后来取得博士学位的有18人、硕士9人。1987级，学生43人，博士24人、硕士13人，其中有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部副总裁李俊凌与“哈佛美女教授”庄小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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