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三十而立的前夕,四个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相继设立和在中国东、中、西部完成布局,表明新一轮区域改革试验已开始发力。这一轮改革试验区的创建,其模式、宗旨和目标,与二十多年前建立经济特区有很大不同,它们将起到的作用和发挥的功能,也有别于传统经济特区。
这种不同是由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决定的。经过三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已逐渐由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相对成熟的现代工商业国家。如今,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已不是传统的贫困问题,而是发展失衡问题。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从财富和发展机会分配来看,乃是四大失衡:其一是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至少已达四到五倍;二是地区发展失衡,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程度相差悬殊;三是纵向的贫富分化。四是从发展成本来看,财富增长速度超越环境承载能力,形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承受力间的失衡。
这四大失衡与以往中国可以提供的内部资源条件,也与一定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发展模式有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按户口关系分别享有不同国民待遇的事实,使农村居民在占有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上,远远小于城市居民;改革开放的突破点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则使东部沿海得风气之先;而以低成本取胜、注重出口的发展模式,则加重了环境可承载力。在一定时期,选择这种发展模式,采用这种发展战略,和造成这种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经过多年努力摆脱贫困后,如何不以牺牲环境和财富与发展机会严重分配不均为代价,推动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促进发展公平和成本节约,已逐步成为中国需要考量的主要问题。这四大失衡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条件的变化,因此所反映的,是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已暴露出局限性,需要对其升级改造。
建立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对此做出的重要尝试。目前设立的四大改革试验区,两个在东部沿海,一个在中部,一个在西部,这首先所表明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地理空间来说已由东向西推进,它对缩小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这四大改革试验区的试点改革主题各不相同。上海浦东新区重在为政府职能转变探路,天津滨海新区侧重探索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新型工业化道路,成渝改革试验区主要期望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则围绕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做文章。它们的不同设立宗旨,对应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不同难解性问题。这种不同的改革分工,不仅有利于发挥中国内部不同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各地区获得不同发展,又使不同的改革成果,可以分别产生示范效应,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四大改革试验区是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做出的新选择。但是,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随着改革试验区的启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就能很快实现更新。既定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和制度体系,不可能一下子就手到病除。而且,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后,改革如果不能得到其他一些资源条件,如法治化的推进、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等支持,也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显然,改革试验区建设要想获得成功,当代中国人还需要闯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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