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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夏天，一位普通的老人走了，他的离去牵动了无数人的心。8月14日是他遗体火化的日子，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道路两旁，3000多名医务人员和社会各界群众自发地前来为这位老人做最后的送别。目送灵车离去，人们失声恸哭。
这位老人就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一科原主任华益慰，一名普通的军医为何让那么多人如此牵挂？
华益慰：后天咱们就准备手术了。
患者：好。
华益慰：把这个治疗上的事情都交给我们多考虑。
患者：对。
华益慰：您自己就配合我们的治疗，手术后提醒您一个就是伤口要有点疼。
患者：得别怕疼。
华益慰：自己能活动的地方，胳膊、腿能动的地方就动，在床上多翻身。
这是三年前北京军区总医院拍摄的一段华益慰查房时的镜头。在病人的眼里华益慰总是精神饱满，面对病人的第一个表情就是微笑。
华益慰的患者王宏敏：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从来比如说在楼道里碰到你，他绝对靠边，主动地让给你，把正路让给你，甭管是医生病人非常谦和。
华益慰1933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医学世家，解放前父母开办了一家“华氏夫妇医院”，家里挂的那块写着“医乃仁术”的长匾，让他铭记在心。南开中学毕业后华益慰被保送到协和医学院就读。1953年转入第四军医大学，华益慰成为我国第一批8年制医科毕业生。那时他最崇拜的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他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白求恩工作的照片珍藏在镜框里，伴随了他几十年。
华俭(:华益慰的长子)：我父亲他是一生行医，他实际上一直以白求恩为榜样。
在这些图象资料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给病人听诊，华益慰总是先把听诊器放在手里捂一捂，再放到病人身上，避免听诊器冰冷，刺激了病人的身体。华益慰给病人摸肚子检查时，有个习惯性的动作——小手指有点翘，好像“兰花指”。一次，一位患者开玩笑说：“华主任，您这个指头翘得挺漂亮。”华益慰一句话，让这位患者感叹不已：“小手指头末梢循环，这个指头最凉。”
章晓莉(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一科原护士长)：他查房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门轻轻地关上。因为正好是门口的这个病人就把门轻轻地关上，到了病人那儿先是低着头弯着腰，轻轻地先笑笑。
华益慰在查房的时候总是弯着腰，态度谦和而慈祥，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弯腰这个动作对于华益慰来说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1960年，华益慰所在的第四军医大学组织赴西藏医疗队，华益慰不在其中，他再三要求，坚决参加了援藏医疗队，由于过度劳累，就在那个时候华益慰的腰椎受到严重伤害。这张前几年拍的X光片上，清晰的显示华益慰的腰骨已经陈旧性骨折。
刘端祺(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当时我很震惊。我不是骨科大夫，小毛病看不出来，但是一看脊椎歪到这种程度，骨髓压缩到这种程度，我大吃一惊。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怎么坚持下来的，这点儿我是我有点儿不理解，这是一个谜。
华益慰以这样的身体平均每三天为病人做一次手术，而一台手术短的需要两、三个小时，长的经常需要七、八个小时。1986年，华益慰调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担任外一科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该科的手术量一度占全院手术量的1/4。
高文燕(北京军区总医院手术室护士)：不说别的，光让你站着的话，肯定我们也会一般年轻人也会觉得也受不了，更何况他还要干那么多精细的操作，而且脑子也在转，手也在动 ，眼睛也要看着，而且他要想着下一步手术应该怎么做。
沈小青(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护士长)：你想，他每次做完了汗都是把衣服浸透的。
上世纪70年代，华益慰的手术在外科界已经很有名了。行家称华益慰的手术特点是精巧细腻，好似绣花。患者则说，华大夫的手术高超，流血少，伤疤小，很多刀口和皱纹都无法区分开。
胡小灵(北京军区总医院手术室护士长)：小针细线，一针一针给病人缝合，别人用一号线，他甚至用零号线，就是在手术过程中他都是给病人做到能尽量地减少损伤。
张燕容(华益慰妻子)：他说我不是说在用刀子给病人治病。
对于病人来说，华益慰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他更像亲人一样为患者着想。一例肠吻合手术，采用吻合器一个医生一上午可以做两到三台，但病人需要支付上万元的费用。而华益慰为了给病人省钱，经常采用传统的方法，伏在手术台上四五个小时精心缝合，这样患者只需花费400元钱。
潘宁玲(北京军区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华主任他考虑的就是病人能不能承受，如果要是病人承受不了的话，那他肯定不会去用这个吻合器，那么他自己一针一线同样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1998年华益慰退休后被反聘为医院专家组成员，家人本来以为他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了，但他还是没有闲下来，退休后的八年时间里，华益慰每年仍然要做100多台手术，这个手术量是普通医生的两倍还多。
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从上到下都知道华主任有一个一辈子没破过的规矩，就是不收红包。但很多病人为了做手术时放心，还是坚持要试一试，2002年3月，68岁的刘克勤患乙状结肠癌，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华益慰认真检查后决定给她做手术。刘克勤在手术前让女儿带着礼物，并在礼物中夹上钱，去见华主任。
刘克勤(华益慰的患者)：第一次不是让他给轰出来，他把我姑娘给轰出来了，不要，他不收，那我这手术怎么弄啊，我说儿子啊，你把军衣脱了，你给我穿上便服，你就说是妈的一个亲戚，他要不收我不做(手术)了。
看到患者这样坚决的态度，华益慰收下了“红包”，随后紧张的手术准备工作开始进行，然而就在刘克勤被推进手术室之后，外面焦急等待的家人，收到了华益慰委托工作人员退出的“红包”。
张燕容(华益慰妻子)： 所以他也讲过，这种趁人之危利用自己的技术去谋私利这种行为是可悲的。
2005年7月25日，华益慰像往常一样走进手术室，这一天，他为一个叫杨华的患者做手术。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天，也是华益慰约好了自己做胃镜检查的日子。
章晓莉(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一科原护士长)：7点半查完房，他已经都查完房了，我走到护士站他告诉我，他说晓莉，我周六做了一个钡餐造影，情况不太好，他一看造影的情况，他心里就已经有数了，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本行。
之前的胃部疼痛，已经让身为外科医生的华益慰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但是为了不让患者失望，华益慰还是走进了手术室，
章晓莉(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一科原护士长)：他已经意识到他是什么病了，他还要把心沉下来，认真去做好最后一台手术。把人家耽误了他已经意识到他是什么病了，他还要把心沉下来，认真去做好最后一台手术。
李世荣(北京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原主任)：我还奇怪，我说怎么不赶紧去上三0一(医院)做那个超声内镜，怎么还做手术啊，他说我已经排过了手术，我不能因为我的病。
两个小时候后，手术顺利完成，华益慰去做胃镜检查。
李世荣(北京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原主任)：一看他整个胃几乎就没有蠕动了，而且里边的溃疡“结节”很明显，当时我们就有个印象了，考虑像一个胃癌，而且这种胃癌。
华益慰平静地接受了检查结果，再一次来到杨华的病床前，观查手术后患者的反映。
杨华(华益慰的患者)：我说华主任得了这个病还给我做了这么大个手术，你说一般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真的。
检查完第二天，2005年7月25日，华益慰因胃癌晚期住了病房。八天后，华益慰做了全胃切除手术。躺在病床上，华益慰身上插满了管子，说话吃力，不能侧身，甚至连一口水都不能吞咽，唯有一双眼睛凝视着天花板。
这时的华益慰知道自己也许再也不能为患者做手术了。他特意交代科里的同事，向已经预约了手术的患者表示歉意。忍受着病痛折磨的华益慰，还把自己当成“活教材”，亲身体验着自己手术后，在生理、心理以及饮食等方方面面的感受，与科里的医生一起探讨这类胃癌的诊断治疗方法。
丁华野(北京军区总医院病理科主任)：他说我这个做胃癌的手术产生这么多并发症，这是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所有在病人身上发生的并发症都在我身上发生了。所以我想请你能够做个解剖看一看这些病变的过程。
一年里，华益慰连续做了三次大手术，而他的病情仍然在一点点加重，这时在他的心里还装着一件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事情。
多年前，有一个名叫张秋海的患者家属，在手术前到华益慰家里咨询，临走时偷偷留下一千块钱。后来，华益慰几次找到张秋海退钱，但张秋海执意不收。于是华益慰便将这一千元人民币，以张秋海的名字存入到了银行，存折在华益慰办公桌的抽屉里，一放就是九年，它成为了华益慰长久以来的一块心病。
张燕容(华益慰妻子)： 他的病情重了以后，他觉得自己恐怕不行了，所以他就在考虑哪些没办完的事，还没有了结的事情。他就想起这件事，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个名字是张秋海的存折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你们把它找着，他说不知道(张秋海)住在哪儿，你们把他找到，一定还给他。
华益慰的夫人张燕容为了了却老伴的心愿，拖着多病的身体，四处查询，终于找到张秋海的住所。
张燕容：我今天来，主要是老华，让我一定把这个，多少年前的。
张秋海：不行，不行，不能不能这样做。
张燕容：拖了这么长时间了
张秋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张燕容：这是他的心意，一定得给他办到了。
张秋海：他老板要的起，我也有病。
张燕容：别难过，别难过。
张秋海：她(张燕容)老让我看他去，我也有病，我也有病看不了他。
张燕容：别难过了，别难过了。
张秋海：自从他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不敢看他去，我是不敢看他去。
张燕容：别难过。
很多患者得知了华益慰病重住院的消息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医院，要看华主任一眼；病房外，每天都有满怀忧伤的人们在徘徊着，默默地为他祝福；走廊里，时常有不知名的人送来一捧又一捧的鲜花……后来，医护人员告诉他们，华主任病情很重，不便探视，他们就隔着病房的玻璃，远远地看一眼。当护士把这一切告诉华益慰时，他的眼里淌出了泪水。
一位老人来看望华益慰，没进华主任的病房，已经是泪流满面，十几分钟后，老人调整好情绪。走进入了病房，然而看到华主任后，这位老人忍不住再次流下了眼泪。
刘克勤(华益慰的患者)：华主任您的“女儿”给您磕头了。我真是我就想着您呢，您给我全家的幸福华主任，您要坚持，您要多活，您多活是我刘克勤的一个享受。
刘树河(华益慰的患者)：我们俩得的是一样的病，他把我们都救活了，把我救活了，他自己得了病，我又没有能力去挽救他或者我替他分担什么，又没这个能力，这种心情是没有办法表达的，说不出来。
2006年2月21日，华益慰在跟家人和医护人员聊天时，第一次说到了捐献自己遗体的事情。就在这次聊天的过程中，华益慰的次子华新用手机录下了父亲关于遗体解剖的谈话内容。
华益慰：我这个病如果不好，死后的处理不要保留尸体,不留骨灰，搞那些形式的东西没什么意义，尸体解剖我是自愿要做的，大家对我这个关心我也很知足了。
随后，华益慰让儿子把之前的谈话录音整理成文字，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天，是2006年3月13日。
8月2日，华益慰躺在病床上接受了全国医疗卫生系统的最高奖项“白求恩奖章”，这对于生命垂危的华益慰来说也许是莫大的安慰。
2006年8月12日18时36分，华益慰走完了自己73年平凡而高尚的一生。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进行了医学解剖，不留骨灰。
责编：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