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与杨乃武案卷

　　寺中收藏的案件奏折手抄本原件

　　雷音洞外景

　　纸经馆外景

　　地宫中的石经

　　意外发现

　　北京西南郊千年古刹云居寺，为中国北方佛教圣地，创建于隋唐时期。寺东北方向隔着杖引泉流水为小西天石经山，山上有藏经洞9座。9洞之中分别保存着隋唐经版4000余石，连同寺院南塔基座前藏经穴中出土的辽、金、元、明经版共计14278石，其工程之浩大艰巨为世界所罕有，被公认为石刻佛经世界之最。抗日战争时期寺庙遭到一定毁坏，“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横扫一切。周恩来总理惟恐这座千年古刹遗址再有什么闪失，曾亲临云居寺视察，并责成当地驻军派专人保护。所以，这里的珍贵古建筑和石雕艺术品安然无恙，后来北京城里破“四旧”时的一些查抄物品，也被文物部门运到了云居寺保存。于是云居寺与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有了瓜葛。

　　1993年末，云居寺工作人员在藏经阁整理经卷书籍发现了《钦差查办事件》文稿，副题为“杨乃武案光绪元年”。仔细研读，此文稿竟是关于中国大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奏折。此案多少年来，在海内外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但那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艺作品，也可以说是“二手货”，真正原始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情经过，钦差查办此案时向光绪皇帝书写的这本奏折才是第一手资料。

　　案卷真相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情扑朔迷离，惊动朝野。我们从发现的《钦差查办事件》奏折，就可窥见其中端倪。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十日，毕秀姑（即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病死。浙江省余杭县令刘锡彤据传言认为与新科举人杨乃武有关，逮捕了毕，严刑拷打，定成谋害亲夫，并诬为受杨乃武指使。杨先被革除举人，后被刑讯逼供，但他不承认。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明，上报杭州府。杭州府提审时，复施严刑，杨受刑不过，屈打成招。依大清法律，判处杨乃武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决心为弟鸣冤，告到省里。浙江巡抚杨昌浚派人会审，而此人又被刘锡彤贿赂收买。于是巡抚杨昌浚依照杭州府的判决上报，只等刑部回文一到，杨乃武就要被处斩。杨的姐姐杨菊贞不甘心，两次进京告御状，在一些浙江籍官员的帮助下，这件事终于告到了两宫太后跟前。西太后谕：让刑部下令，杨昌浚会同有关部门亲自审问，务得实情。杨昌浚接到太后谕旨，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复审，杨和毕在复审时都翻了供。审了两个多月，未能定案，给事中王书瑞上书建议朝廷另派大员赴浙审理此案，于是礼部侍郎、浙江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胡瑞兰便接受了此案。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说：这位胡学政在同一些官员提审时，日夜熬审，用遍了各种刑具，二人受刑不过，乃又诬服。胡瑞兰复奏朝廷曰：“反复讯究，此案实系杨乃武因奸起意，令葛毕氏（按：即毕秀姑）将伊夫葛品连毒死，供词俞同，案无遁饰……原拟罪名并无出入。”事情至此，杨乃武绝望了，他在狱中自挽一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就在刑部奉旨审议胡瑞兰上报的案卷时，杭州一些举人、生员及杨的好友30余人联名向刑部和都察院控告，揭露官府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欺罔朝廷。京中御使边宝泉也奏请朝廷将此案提交刑部详细研讯。

　　据这篇发现的奏折披露，边宝泉的建议被驳回了。奏折中说：“若外省案件纷纷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但朝廷对此案显然给予了一定重视：先是严饬胡瑞兰“秉公研讯，不得回护同官，含混结案”，继而反复指示刑部“悉心推究”、“详细研求”、“俾成信谳”（即定案准确无误）。这份奏折就是当时刑部（按：当时的刑部上书是桑春荣）向朝廷汇报审阅胡瑞兰上报案卷的结果。

　　奏折指出：将浙江巡抚杨昌浚原先上报的案情与胡瑞兰复审的案卷“逐一详核，尚多歧异之处”。如，关于所谓葛品连发现杨与毕奸情的细节前后矛盾，先说杨与毕奸情被葛品连撞破，后来的供词中又无此事了；所谓杨在钱宝生药铺买毒药的时间前后不一致；而且钱宝生系重要人证，只在县里传讯了一次，为何杭州府没有亲自审问？是否曾与杨当面对质，也未提及（按：钱是开药铺的，在刘锡彤的诱骗之下做过伪证，谎称曾售给杨毒药。杨曾多次请求与钱对质，均遭拒绝。此人在胡瑞兰复审之前已死于狱中。据同监犯人称，系被害而死。）再如，邻居王心培证言中说，葛毕氏经常白天不在家，夜间常听其开门，“究竟往来者系属何人”，葛毕氏没有交待，复审时也未详讯；还有一点，杨乃武告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瀚（按：此人曾强奸过毕秀姑，因怕事泄，积极参与制造杨、毕冤案），可是此人却未出庭，只派人传过一次，回来说刘海升（按：系刘锡彤另一个儿子）已经回原籍了。刘海升与刘子瀚是否是一个人？也未交待。奏折说：“以上各节均系案内紧要关键”，而胡学政又没有在复审中“逐层剖析”，未详细声明“供词因何不符”，所以“臣部（刑部）未便率复”，请求朝廷降旨，命“该学政提及犯证，将复审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再行讯取详细供词”，弄清楚之后，具奏朝廷，再由刑部核议。

　　据有关资料证实，朝廷果然饬令胡学政再行认真审问，并不得再用严刑逼供。胡又审了两次，杨、毕二人再次翻供，胡瑞兰复奏时说：“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在众人的呼吁之下，西太后谕：“将此案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奏谕：即令杭县令刘锡彤将全部犯人，证人押解来京，这才有了后来的真相大白。从另一角度说，也才有了多少年以至当今戏剧曲剧舞台上、电影电视屏幕上那一幕一幕曲折动人的故事——《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卷归宿

　　《钦差查办案事件》奏折共7页，1175个字，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整。这是光绪元年（1875）十月三十日由法务大臣沈家本写给光绪皇帝（实际是两宫太后）的关于复议杨乃武案件的奏折，题为《钦差查办事件》。沈家本在奏折中详细陈述了胡瑞兰、边宝泉等4份奏折的不同之处，认为此案尚需复议。1994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先生投书《北京晚报》，首先说明他是沈家本的四代曾孙，并说明沈家本在光绪年间不是法务大臣，而是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据沈厚铎讲：“文革”时扫“四旧”，他怕家藏的先祖沈家本遗著稿本、抄本、日记等珍贵史料遭劫，遂装了4箱书卷送到北京图书馆，后又被转送到北京市文物局。“文革”结束后他曾找到市文物局，文物局的同志帮他找到了不足四分之一的书卷，其中有沈家本的大部分日记和部分抄本及少量手稿，其他大部分都无从寻觅了。沈厚铎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为沈家本先生手抄副本，正是先祖遗著文献中的一篇，是很有收藏价值的重要资料。为此，沈厚铎亲自到京郊房山区交谈“奏折”事宜。当时的房山区有关领导约笔者（时为房山区文化文物局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云居寺当时为文化文物局的下属单位）一起与沈先生商讨此事。最后，一致同意《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归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云居寺收藏展示。

　　至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手抄本原件，依然很好地收藏在“云居寺纸经展览馆”内。云居寺以石经、木板经、纸经、“三经”之全名扬世界，是国内外文物工作者及广大游人欣赏、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文化的人间宝库，而杨乃武案卷又为此地增添了一个颇为引人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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