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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郑月波是一位退休教师。我们在等她30年前的一个学生，说好两点钟会来，现在已经三点了。我们等的人叫阿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29年前她上中学的时候，控告一位老师强奸过她，于是那位老师被判了7年的刑。现在，她说当年那是一个谎言，并坚决要求还老师一个清白。去年的最后一天，媒体开始报道这件事。当年阿莲为什么说谎，为什么这么多年后，她又迫切地要为老师伸冤？
郑老师和阿莲都住在同一个村子，她也是阿莲最信任的人。因为阿莲的家人反对阿莲再对外人谈这件事，郑老师就把见面地点悄悄安排在自己家里。这个地方叫新村，在海南省琼海市辖区北部，村边有一所学校。29年前，阿莲在这里上学。
这就是当年被判了刑的老师，他曾经是阿莲的班主任，阿莲是学生班长。阿莲家境不好，上学比其他同学晚。她在这里上初中附班的时候，已经18岁。时间是1974年。就在那个年底，有人发现刚刚18岁、还没成家的阿莲怀孕了。在乡亲们看来，这是最丢脸的事。当时，蒙上焯已经调到20公里外的另一个学校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阿莲控告，就是蒙上焯曾经强奸了她。蒙上焯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感到很突然。我从来都不做这样的事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我恨死了她，当时就是想一下子就把她吞下去，一下子就把她打死 。”阿莲的指控改变了蒙上焯的命运，他没有了工作，却有了一个不好的名声。现在，蒙上焯每天帮大儿子在家做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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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蒙上焯始终没有洗掉那个罪名。当年阿莲怀孕后，就再也没有念书。当人们私下议论纷纷的时候，学校上级管理部门专门设立了一个专案组来查处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中国的“十年动乱”还没结束，而社会生活中，对这种事情的态度往往极为严厉。当专案组第三次去阿莲家的时候，阿莲指控了蒙上焯。蒙上焯说：“这件事我感到非常突然，我准备马上去找阿莲。为什么你要这样乱说，后来我又想去找到她，恐怕她又反过来告你准备打她，所以我就不去了。我写信去骂她，写了两封信去骂她。” 蒙上焯的信后来成为他威胁阿莲的一条罪证。但是，阿莲的事在村民嘴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阿莲的老师郑月波说：“和她（堂兄）有关，一小部分人说她跟（堂兄）很相好的。” 郑老师说到的这个人是阿莲的堂兄，当时在生产队负责记工分。那个时候，当地农民一天做10个工分，大约能挣人民币3角8分。阿莲帮家里干农活，她的堂兄总是会给她多记工分。郑老师说：“她经常到堂兄家，堂兄帮她买小东西，买酸菜 买糖果。还是她村里的人对我说的当时阿莲怀孕，最初怀孕的时候村里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出了这样的事，没有一个人说她的好。都是说她坏女子。”当时，在专案组第三次去阿莲家之前，阿莲母亲和舅舅把阿莲叫来严厉逼问。那天夜里，阿莲说自己怀孕和堂兄有关，但是调查组再来的时候，全家人都说是蒙老师强奸了阿莲。郑老师说：“我回家吃饭的路上，他们对我说那件事情现在不是她堂兄了，是蒙老师了。我说奇怪啊，为什么原来是她堂兄，现在又是蒙老师了呢，为什么乱说呢？” 不过郑老师很快就知道了原因。按当地习俗，未婚女子如果怀孕，就要嫁给导致她怀孕的男人来挽回名誉。但是那位堂兄一家，那时候是被划定为“反革命家庭”。
十年动乱的年代，和“反革命”有关的人很容易受到最严厉的批判和斗争。阿莲一家害怕和“反革命家庭”有牵连，同时也害怕那位堂兄因此出什么事。“说出来是要出人命的，（她母亲）说要说就说远一点的人，不要说我们村里的人。绝对不准说村里的人，因为如果你说是村里的人，你就要嫁给他，嫁给这个人了。因为她堂兄家是反革命家庭，她的母亲就是怕这一点，所以才逼着（说）到蒙老师身上，她也是因为蒙老师调走了，推到蒙老师那就不害怕了。她的母亲是用菜刀逼她的。”
当时，正全力为自己辩白的蒙上焯也听到了这个消息。蒙上焯在等着人家来调查的时候，也给当地大队支书写过长信，但是没有人听他申辩。多年后，他找到那位前任支书，支书说，当时他们认为，阿莲控告谁，谁被抓，跟自己没关系。
蒙上焯的妻子信任丈夫，专门去找过阿莲，希望她能够说实话，阿莲拒绝了结果，在别人代写的控告书上，阿莲按照家人的意愿按下了手印。蒙上焯并没有马上被抓，但要经常接受批斗。阿莲则由母亲陪着去堕了胎，在控告蒙上焯11个月之后，嫁给了一位朴实、善良，对此完全不知情的男人。1975年7月10日，在大路镇的中学，当地学区召开了一次全体教师参加的、批斗蒙上焯的大会。会后，公安局拘留了蒙上焯。从那天起，蒙上焯一家开始独自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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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国夏，蒙上焯的长子，当年父亲从学校被抓走的时候，一家人还在几十公里之外，今天琼海城区附近的老家。那时，家里除了母亲和弟弟，还有一位80多岁的奶奶。为了替母亲分担，蒙国夏在以后的几年里，逐渐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
蒙上焯被拘留后关押在嘉积镇，也就是今天的琼海市。在这儿，一直不相信自己真地会被关起来的蒙上焯接受了半年的审讯。那时候，审讯的方式也很特别。“他怎么样审问我，我都不承认这个事，他就叫我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把毛主席这条语录解释通算你没罪，放你回家。如果你讲不通，那就是你犯罪了，肯定是你犯罪了。他讲我代表政府最后一次跟你谈话，你要老老实实完全彻底交代问题，我可以放你回家或者重新安排你的工作，如果你顽固抗拒到底死不交代，我就要到你家去发动你的爱人跟你脱离关系。”1976年的一天，办案人员最后一次找蒙上焯谈话。蒙上焯终于违心地写下了交代。“接到判决书那时候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孩子，那泪水是滚滚下，到了劳改场以后，我就是每天都想这个问题，就想不通。一点都没犯法，为什么在劳改场劳改？”1976年4月30日，原琼海县人民法院判处蒙上焯“有期徒刑7年劳动改造”。蒙上焯不服判决，上诉中级法院，被驳回。蒙上焯被押往远离家乡的劳改场所服刑。
在和郑老师谈话中我发现，当时，18岁的阿莲似乎是在蒙上焯被抓走以后，才知道事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阿莲想了些什么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什么也没说，过着一种表面上和乡亲们一样平静的日子。
郑老师的家就在新村，阿莲结婚后的家也在新村。
那年，开过批斗会的一天，郑老师在村里遇到了阿莲。“我说蒙老师已经被逮捕了你知道吗？她说知道。你怎么想，她不说话，什么都不说，就是呆着。”
而这边，作为新的家庭支柱，蒙国夏念完初中就停止了学业。当年留给他记忆最深的是孤独和耻辱。“主要是面子的事。人活着痛苦是没关系的，困难也没关系的。主要是没有脸面到外面去，主要是一个名誉的东西。我父亲被抓了以后我们学校的活动，我们都一概不参与，反正都是孤单的。人家会取笑你 会在背后说你。他父亲跟什么人搞成这个样子。这样的丑事还有脸吗？将来你也是一样的人，反正我两兄弟总是一起，不管到什么地方，（就是）看电影我弟弟都跟我一起去。”
蒙国夏的弟弟现在经营着一家小卖店，他和哥哥都已经成了家，但他至今不善于主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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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丈夫1988年才知道这件事，和家里其他人不同，他是唯一要求阿莲说出实话的人。但是他要求不要让人看清楚他们。阿莲是做完所有家务，借口下地做农活，绕一条小路过来的。这对夫妻不善言辞，加上这事上了报纸以后，他们又有了新的顾虑，交谈在郑老师帮助下困难地进行。阿莲说“怕 怕 我怕。我总是怕。害怕人家去说，怕羞。”几个月前，阿莲对记者正式否定了那个谎言。阿莲结婚后，曾经一直瞒着丈夫没说。1979年，那里的公社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把一些犯过错误的人集中起来学习、写检讨。有人重提往事，阿莲被叫进了学习班。可能就在这个时候，阿莲的丈夫听到了一些议论，当阿莲回家后，丈夫在床下找到了藏着的检讨书，他非常生气。阿莲的丈夫说：“我就骂她。骂她人家没做（这个事），你讲人家（做）干什么 不好，不够良心。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我说你要去改掉（证词）。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考虑她母亲和家人，讲出来以后会不会牵连他们。”他们还担心，那时他们的儿子很小，如果大人出了事，孩子怎么办。最后，夫妻俩都沉默了，这一沉默就是十二年。那年，听说全国正在纠正冤假错案，蒙上焯马上递交了申诉，琼海县法院派了人，到农场和阿莲那个村子调查。蒙上焯说：“（当时）感觉到这次可能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他不会到劳改场来问我。”
但是在村里，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提供对蒙上焯有利的证据。郑老师说：“心里都很明白这件事不是蒙老师，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里又在盘算，阿莲都不说，她家人也不说，你怎么说？” 这一次阿莲和丈夫感到又保住了家人。而蒙上焯因证据不足，被驳回申诉。蒙上焯没有继续上诉。1982年，蒙上焯服完了7年的刑期，回家了。蒙上焯虽然回家了，但那几年他发现，他和儿子之间总有一道墙。蒙上焯开始跑法院，他还去找当年的村干部，找原来的办案人，可是一直没有进展。而阿莲一直心事重重。家人是没事了，但是她还是又在内疚和害怕之间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蒙上焯出狱后，遇上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一家人变化很大。蒙上焯当了爷爷。全家人也从老家农村搬进了万泉镇，新房是自己盖的，还开了一个粮食店。但这些都不是这家人最看重的改变。因为蒙上焯还背着一个强奸犯的名声。他们决定一定要找阿莲出来作证，这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了。那时候，阿莲的母亲去世已经一年，阿莲的丈夫感到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丈夫执笔给原琼海县法院寄出了一封信。1988年8月24日，法院给阿莲发出了传票。可是阿莲还没有准备好，接到传票，她又不敢去了。事情偏偏凑巧，5天后，蒙上焯找到了阿莲家，那也是时事隔13年后蒙上焯第一次看见阿莲，他并不知道他们写了信。蒙上焯说：“当时我一到阿莲家看到她在大门口，一见我来了她就跑掉了。不敢跟我讲话，我也不去追她，让她跑。我就跟她的老公谈话。我跟她老公讲，你跟她结婚好多年了，有人告诉我1975年政府抓我坐牢，你在1975年12月份结婚了到现在十多年了，你跟她十多年来，可能她告诉过你当初她是跟谁怀孕的，最好你教育她，老老实实地把问题交代出来，如果不交代出来，那我对她就不客气。结果她的老公态度比较好。说老叔我知道这回事，主要是她当时不懂事，诬告你了。我已经寄信到琼海县法院去给你讲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法院寄传票给你，是法院为了解决问题。为什么你不到法院去讲，他讲她不敢去，我回来又问法官，阿莲诬告我这个问题，你法院怎么考虑，那个李审判他讲，我给她传票， 她都不敢来。叫我们怎么办呢？”为了表明诚意，阿莲的丈夫还把法院的传票拿给蒙上焯看。阿莲原来只是一个人害怕。自从蒙上焯来过以后，阿莲家人都开始担心起来，包括当年导致阿莲怀孕的堂兄一家，都开始再次向阿莲施加压力。
在丈夫和蒙老师的努力下，阿莲终于敢作证了。他们先后于1989年和2000年向中院和高院说明了情况，但是，阿莲始终没有说出堂兄。因为阿莲一方面觉得说出堂兄太丢脸，更害怕法院去追究堂兄于是法院来调查时，她说那人已经死了。因为没有人来承担责任，2001年，海南高院驳回了蒙上焯的申诉。蒙上焯的儿子说“我家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就感到好像一阵烈雷打下来。反应最大的是我母亲，我坐牢的时候她已经受苦受累了几年，我出来又跑来跑去花了很多钱，现在高级法院又这样回信过对她是个严重的打击。所以她一个子就变成了疯子。”蒙上焯的妻子在医院一共度过了15个月，就在离他家几百米的地方，我看见了这个医院。
后来阿莲终于在证言中写出了堂兄的姓名，蒙国夏和舅舅一道也终于说服阿莲的堂兄在证言里承认了责任。不过这次申诉现在还没有结果。阿莲说她不怕为这件事坐牢，但是她现在最担心的是怕这件事给儿子丢脸，没有人肯嫁给他。阿莲终于做出了她能做并且应该做的事，这天她和蒙老师在郑老师家又一次见面了。但是内疚的心情使她几乎一直躲在厨房。后来她说，那天她想说对不起，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蒙上焯说：“我的心情有时候是这样（原谅她），但是事情想不通 问题不解决又怨恨她。复杂，很复杂。”
我们不知道明天有一个什么结局，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经历的是漫长的29年。
责编：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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