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草原上走来的蒙古族打工仔，从内蒙古到首都北京，并不富裕的他倔强地战斗在法律战线上，两年多义务为全国各地的520多名农民工讨回了857万元的血汗钱，他无愧于草原上的雄鹰……
一个法律工作者，能够贴上自己的钱为弱势群体免费打官司，在这个社会中也许不多见，但是巴特尔就是那微乎其微中的少有者。如今，巴特尔只是一个义务维权志愿者，没有律师资格证书，但是在农民工中他小有名气。两年来，除了农民工来找他维权，还有社会上其他人也慕名而来。两年多，他援助的案子人数达到1000多人，法院执行回的金额达1100万元之多。也许正因为这些，他的义举引起了北京各大媒体的关注。
4月上旬，记者偶然机会打听到巴特尔要回包头老家办事，高兴万分，只等着有一天能够接触这位农民工的贴心人。 4月28日上午，记者终于等来机会，巴特尔告诉记者他回到了呼市。在新城区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记者见到了他。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巴特尔刚到呼市，就被好几位慕名寻求帮助的人“围追”。巴特尔说，这两年，由于忙于为农民工维权，一直没有时间回家，此次回家乡，他也希望能够为家乡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弃文从法”源于一次意外事故
巴特尔，包头人，属80后一代，2002年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写过剧本，也卖了出去。他的愿望是能够从事他的本专业，甚至是搞文学。
巴特尔说，如果不是那次“啤酒爆炸”事件，他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和法律服务工作者联系起来。
2003年，他在北京的一家餐饮公司当经理，他管理的一名服务员从酒水员手里接啤酒时，谁知酒瓶当场爆炸，将这名女服务员的手指炸伤。当时以为去医院包扎一下就没事了，哪知伤者对药物过敏。“缝合的时候她差点昏死过去。”巴特尔说，他们后来找到厂家，但是厂家让找保险公司，在几经周折后他为这名员工争取回了5000元的索赔。也许这位受伤女孩的哥哥“慧眼识珠”，看到了巴特尔的韧劲和倔强，更有股不服输的气魄。
这位受伤女孩的哥哥是农民工，并且向他讲述了农民工讨薪的艰难，问他能不能帮他们的忙。当时巴特尔没敢答应，因为自己对法律知识懂得并不是很多。不过从对方渴求的眼神里让巴特尔下定决心学习法律。
★为农民工讨薪，艰辛的维权路
巴特尔接手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后来惊动大半个北京城的“李正洪”等农民工的维权案。
2004年6月12日，李正洪等40多名农民工，经老乡介绍来到北京市一建筑工地打工。2005年春节将至，急于返乡的民工却苦于身无分文，便选派李正洪等5名民工为代表找公司商讨工资何时发放。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他们非但没有讨到工资，反而受到人身攻击。那个春节，40多位一分钱没有拿到的民工们在北京一个简易房中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凄凉的春节。
2005年，巴特尔正式接手了李正洪等68名农民工讨薪的案子。
在最初的维权过程当中，巴特尔坦言，最初也是那种过激的行为，甚至带着68名农民工围堵北京市劳动局，围堵长达3天，甚至和一些人发生冲突。他们一级一级地找，一层一层地求。然而，讨薪的希望彻底破灭。
许多人走了，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给过他们希望，也给过他们绝望的北京。当时只剩下24个人。2005年12月 28日，李正洪和工友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12月25日，这个长达两年多的案子终于画上句号，法院给他们执行回来24万元。
巴特尔说，在维权的路上，自己身心受过“摧残”，还挨过打。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是因为一种同情，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民工邹建龙在一个建筑工地受了工伤，下肢没有任何知觉。劳动部门最初认定为五级。只给很少的一部分补偿。巴特尔代理了这个案子后，首先对工伤认定结果不服，又向北京市劳动局重新认定。半年之后，由五级变为三级，当时提出补偿140 万元，但是对方只给80万。经过反反复复的周折，巴特尔最终为伤者争取回来120多万元的索赔。
此外，他代理一个农民工讨薪的案子，把所有的农民工都给拖垮了，最终只剩一个人。但拖了两年，他终于为这位农民工讨回五万多元钱。
★巴特尔称自己是“正义的无赖”
巴特尔很适应都市的生活，不管什么时候巴特尔好象从来不怯场，无论是在法庭还是律师事务所，巴特尔可以让两个盛气凌人的律师在众人面前说不出话来，甚至可以让两个律师在结案之后还满怀敬意请这个此前在他们眼里只是个无赖的人吃饭。在他身上有着男人一样的力量，有着不断战斗的欲望。就如巴特尔所说，他什么苦都吃过，就是嘴上不吃亏，现在还没有从嘴巴上败下阵来过。这就是巴特尔能够每接手一起案子都要胜诉的原因。
而此外，巴特尔之所以对于每接手的案子都有一个底，那是因为他收集的证据要很多很全。当然，每一个证据后面都饱含着他的汗水甚至是眼泪。
他明白，按照现在这种诉辩式的审判模式，是谁主张谁举证。那么要想提出这样的诉讼主张和诉讼请求，你就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这个主张。如果你提出这种诉讼请求以及相应的主张，没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的话，那么你的诉讼请求，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也就说意味着你败诉了。因此现在对于律师来说一个官司的输赢，就是绝大部分要取决于你的证据收集程度。那么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确实要花费律师非常大的精力，也就是成本。这个成本包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还需要律师在这里的智力因素。
巴特尔说，自己歪点子多，所以有个别名叫“正义的无赖”，他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一些手段去取证。为了取证，他自己买了DV机，将证据录下来拿到法庭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现在录音、录像、摄影这样的取证，可以不经过对方的许可，也就是偷拍方式是许可的。这要求律师严格依据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去做，但他作为一个代理，普通的公民，不违反法律。因此，巴特尔办案往往让对方防不胜防。在案件的陈述上，他还会出其不意，将对方甩给他的包袱再甩给对方。
当然，取证的背后就是更大的冒险。也正因此，巴特尔常常会接到恐吓电话，或者恐吓行为。他记得有一次，在石景山法院开庭前一天晚上，当事人威胁他说：“你明天早晨敢去开庭去，我把你的双腿打断”。谁知他说：“我看你把我打到什么程度，你把我打瘸，我拄着双拐回来，打残我坐着轮椅回来，不劳驾您送，我说明天八点半我准时到。”第二天他照样提前到场。
★打官司不收钱反而贴了5万多元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蒙古族语言中，“巴特尔”是英雄，“巴特”是雄鹰。巴特尔对自己名字的理解是，鹰的翅膀不属于蓝天，应该属于这个天空。
接连不断在北京帮人家打官司，巴特尔在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中的名气越来越大。北京不少律师事务所想请他，和他合作，但是巴特尔最后都给回绝了。由于他要代理案子就是免费，这样对靠收取代理费生存的律师事务所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巴特尔有一个不成规的准则，那就是只接手弱势群体的案子，有钱人给多少钱也请不动他。巴特尔说，他原来是在北京的一家公司上班，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但是自2005年他进行法律援助后，一个月最多一天，就去报到或者去领工资。老板说：“巴特尔做事很认真，很执著，所以他既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为弱势群体讨回了公道，进一步讲，能为今后的和谐社会尽一部分贡献，我觉得也挺欣慰的，所以我才很支持他。”现在，老板也成了法律服务幕后志愿者，两年来已经为巴特尔支援了四万多元钱。
他把所有的工资都拿出来贴在案子上。吃、住、行这些都是自己出，有时候农民工没钱，连饭也吃不上，巴特尔还得请他们吃饭。同时，为了将农民工复印成本降低，他自己狠狠心，买了台打印机。
巴特尔最内疚的就是几年上班，还没有给父母补贴过一分钱，而且家里人还要倒贴钱。有时候，他实在周转不开了，就向远在包头的老爸老妈寻求支援。巴特尔从不敢直接开口，他就写信，写信光写信皮，不写信瓤，就空信封寄回去了。老妈最了解儿子了，一看便知是暗号，就跟他爸说：“这孩子，八路军往山下扔石头，没子弹了，赶紧给寄钱吧。”就这样家里人就给寄钱来了。
对于巴特尔这种举动，起先家里人是坚决反对的，他们本想他在北京上学是为了出人头地的，没让他们省心，相反让他们担心了。但是后来还是理解了，直到现在的支持。巴特尔算了一下，两年多来，他援助的案子已经达到1172人，仅农民工就有857人，所有案子执行回金额达到1000多万元。
巴特尔的举动让很多人感动，现在在北京，已经有20多人成了志愿者，他们和巴特尔一道抗起正义的大旗。
★巴特尔为农民工维权支招
巴特尔认为，这几年，国家出台有关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法规达1000多部，可以适用的也很多。但是现在农民工维权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非常困难，这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打官司的经济成本高。往往一场官司所花费的成本要比所主张的赔偿要多出三至五倍；取证难，凡是恶意拖欠的企业从用工那天起就不会给他们留下任何证据，他们不签合同，工资结算单上也没有人签字或者盖章；农民工对于维权途径的选择不当。当发生拖欠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劳动局，但是有的案件却不在劳动局的管辖范围，由于这个原因会造成时间的拖延而超出诉讼时间，他们也不能再主张自己的权利；很多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差。有很多人不签劳动合同，在工作中不注意保留证据；
另一方面，是用工体制不健全。有的有关部门规定建设领域施工要有保证金，但是不是所有的单位能够落实了的。他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保证金”的制度上要落到实处，不要成了一纸空文。
责编：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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