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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之风
------《梁漱溟·1931》编导手记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07日 14:15
有时候觉得选题的到来真像是偶然中自有的因缘注定。本来是为“故居系列”查资料，翻阅到关于梁漱溟一鳞半爪的往事，当时就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慨叹一番，真真是一位一身傲骨，遗世独立的中国大儒。随后，我们的组长同志又在偶然中得知了北大哲学系诞辰90周年的消息，当即决定要做“哲学家故事”，梁漱溟便是五位哲学大家之一。当然，那个下午，我们几个小卒在组长兴奋的阐述中，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选题竟成了几天后扭转了栏目定位方向的转折。（这是后话。可以专门撰文叙述）
梁漱溟先生的儿子，梁培宽，梁培恕，都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但谈到父亲当年的乡村建设，崇敬之情依然溢于言表。这不像是儿子对父亲的讲述，更多的是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作为的惺惺相惜，生不逢时的扼腕叹息。在培宽先生家的采访，使我们感受到老先生的认真和细致。凡是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的不准确之处，他都一一加以纠正后才回答。在承泽园安静的气氛中，我们听着70多年前的往事，看着梁漱溟先生犀利的目光，感受着一个智者在人世间留下的痕迹。遥远与亲近，模糊与清晰，隐隐约约间，走近大师。
梁漱溟先生一生都以为中国找出路为己任，事务繁忙，自然疏于管教儿子。培宽先生说，从13岁起，就开始自立，并且要照顾弟弟了。
……他比以往要忙，更没有可能要照顾我们。面对这种形势怎么办？我们逃难他不在场，是一时的事，让亡妻留下的两个孩子住在敌占区而且形将长期隔绝就不一样了。感情过不去，他做出抉择，由一位远方兄弟把我们从青岛经上海、香港、广州带到汉口，在这里与他重聚。不过这重聚知识暂时，不让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这个原则不变，势所必然。还是要把我们托付给别人。在汉口住了半个来月，就去湖南衡阳，他的大妹，我们的姑母在那里。
母亲去世，是姑母首先受托照顾我们，一年以后她去苏州，接手照顾我们的是堂姐培昭。此时姑母从苏州退到湖南，又要再次托给她。至于他自己，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但也只是以中心而为中心而已，奔走各处是一定的。
离汉口去湖南时，我没有表示不同意，经历使我知道事情定将如此，可是到了湖南，我又不肯留下，他将去重庆，那不是离得很远吗？
听着他和姑母商量着怎样安置我们，我在另一间屋子哭，听到哭声他们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我要去四川。
这使他心中不忍。幸而我们还有一位表姑，刚刚从山东退到四川南充，这又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他把我们从湖南带回汉口，再带到重庆，在重庆只短短几天，又出发到川北南充表姑那里。
也许是十天以后，他即将返回重庆。这次却是哥哥流泪了。他向来是不提要求的，所以他只是流泪。问起来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自己身上了。他预测的很对，表姑的孩子不满周岁，而我们毕竟又长了一岁，十三岁和十岁，从这时起，（1938）哥哥充当了实际上的监护人。
——梁培恕《梁漱溟传》
兄弟间的感情大约从那时起，便不可更改了。在我接培宽先生录节目的路上，他说的一些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好像从没觉得一定要有父母的疼爱，寸步不离，父亲从小就很少管我们，我们也已经很习惯了。都是自己管自己。”所以，他们深受父亲影响，却没有在父亲的光芒中不知自处，他们从父亲的身教中得到对国家，对人生的看法，却能本着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做好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培恕先生在为父亲的写的传记中提到：“……当我东奔西突（注：指自己对将来方向的选择）时，哥哥对自己将来干什么已有明确意向——为社会大众服务。写信问父亲做什么比较合适。回答是：只要有这番诚意就好，干什么都可以，而且‘有无成就，亦可不管’……”他们很少有为自己多做打算的得失之心，就像培宽先生在回忆起父亲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包括家里的很多亲人都有相似的价值观和信念，所说“真的是没有考虑什么在这其中去得到些个人的一些什么东西……”
虽然，人的一生一定是自己慢慢积累起各种人生经验的，但是和老人们的聊天，有时候会让你缩短某些对人生的所要之物理解，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长者之风，对我们后辈的启示吧。（编导：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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