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速览]“十年一觉电影梦”，这是李安从影多年的感受。他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数十载，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
《高端访问》精彩回顾
CCTV.com消息（高端访问06年7月23日播出）：
“十年一觉电影梦”，这是李安从影多年的感受，他在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数十载后，依然保持着这副中国人特有的含蓄表情。李安常说电影是他与幻想扭斗过程中的一抹痕迹，而当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当他作为第一位荣膺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华人，手捧沉甸甸的小金人时，理想与现实重合，李安的电影幻想为他的人生划出了一道真实而深刻的痕迹。
水均益：我想我们的话题还是从大陆大家都很关心的热点奥斯卡，这个奖对您意味着什么？
李安：英文讲就是popularity ，就是你受欢迎的程度。
水均益：知名度。
李安：知名度，对。
李安：当然它品质要有一个相当的品质。你说它在艺术上有什么绝对的成就吗？也未必，可以有，也可以不太是那么回事。就是说比较公认的这么一个好电影，大概是这样的位置。因为它是好莱坞的成员办的嘛，所以它的感光度最高，受的瞩目最大，很多的巨星云集，就是，它是一个最多人看，最耀眼的一个影展，可以这么讲，就是露脸啊。
水均益：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在好莱坞要拿奖就是要出风头。
李安：对，你要当工作来做，
水均益：当工作来做。
李安：当一个很认真的工作来做，它不是水到渠成，实质名归，当然这也是很重要。可是你的策略、宣传跟他们选举一样，也要做很多的功夫。拉票、广结善源，制造声势，这些都要做。
李安：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需要很多的社会资源，其实我们拍片只是冰山的一角，你看到的，下面看不到的社会资源还有很大，你把下面都做好了你才能享受拍片。可是为了这个享受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包括我这么讲有点奇怪，包括出名吧，包括出名都是一种对我们来讲，对有的人来讲是一种工作。
水均益：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在商业上，在知名度上， 很高的一个点。您作为导演从艺术造诣上，在您的内心里面恐怕是不是还并不完全这么看重？
李安：这个有挣扎的。（水：有挣扎）有挣扎的。有的时候你如果是做艺术片的话，你得了奥斯卡或者进入这个奖项的竞赛里面，你感觉还有一点跌份儿的味道，可能都有。可是做久了我觉得也未必，就是说这么多人喜欢的片子，也未必它就不艺术吧，有的时候你要特别的鹤立鸡群，或者要很孤芳自赏的话，也未必就是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艺术也好，商业都好，都很难讲。那当然我们受访问，大家都想从我们这里知道一些答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要提供一些答案，可是我觉得这个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是你经历的过程，你跟人结合的一个人缘吧，你跟观众也是一种人缘，一种缘分，有的时候也未必就是求答案。当我做一部片子我都是很投入，做完以后就是应付这些世俗的事情，包括得奖、票房、人员。
水均益：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直率，是一种在吐露你的心声，真是的。你说到这个得奖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包括像《卧虎藏龙》的时候也得奖了，颁奖之后有一个描写，说您当时和您的制片，隔着车门抱头痛哭。
李安：刘二东？北京的制片。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是心里有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一句话把我都勾起来了，我做完奥斯卡我为了那个片子已经可以说是鞠躬精粹三年，当这里面受到很多的好评，获得很大的利益。当然也受到很多的批评，我心里的感受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体会的，然后我们去参加奥斯卡，（打了半年多，我推销那个片子有一年，两岸三地的这种，很多时候很难讲出来，压力都在我身上，然后还有美国各方面的压力，它是一个突破文化障碍的一种先锋状况，那自己并没有这么好的素质去承受那个，）所以我的压力很大。在一切事情都办完的时候，我说你们不管怎么样，北京刘二东？你一定要把他请来。所以把他飞过去，末了他就都办完了嘛，也算是工程圆满差不多，他就走到车上旁边，“导演“，他说“我觉得我们值得。“ 这下子我就受不了。（水：就这一句话）一句话。他大概也正好打到我的弱点吧。
水均益：没错。可能就是当时的那一时、那一刻，一下点燃很长时间堆积起来的你刚才说的非常复杂的一种积累。
李安：压力，不能说委屈，因为很光耀门楣的事情嘛，应该是很高兴，也不能说是辛酸，就是有一种苦水，别人说不上来，一种压力。
水均益：这次奥斯卡得奖你好像相对平静一些。
李安：我想一方面年资也到了吧。好像有一点理所当然的感觉。
水均益：五十知天命。
李安：对，好像说脸皮厚一点也有一点舍我弃谁吧，某一个中国人在那边终于他也没有话讲，那感觉上总是比较心平气和，也觉得蛮替咱们中国人露脸的，也觉得也挺好的，那也不能太谦卑，我比较当之无愧，那年资也差不多到了。前面有好几次好像他们也该怎么样没怎么样的这种事情也碰到蛮多的，感觉上挺自然的，所以感觉压力不大。他给也好，不给是他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唯一记挂的就是那个讲话别讲不好啦什么了。
一番中西合璧的表达，这是李安身处国际文化艺术讲台上所选择发出的声音，他的电影也好似一桌需要同时用刀叉和筷子来品尝的菜肴，有人说李安成功地使用世界电影语言表现和传达了中国文化的内在气质。而他的心路探索和他的挣扎也正在于此。
水均益：有的评论说李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既对中国的伦理道德，东方人的伦理道德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和描述，同时也很了解西方人的口味和他们的精神的一种内涵，这两种结合的比较好，所以产生了这么一个结合，你同意这样的评论吗？
李安：事情做顺的时候你觉得左右逢源，我又有东方的传统眼光，还有美学的教养，又有西方的帮忙跟手段，左右逢源，那你做不顺的时候，左右指出，那里都不沾边，两头都沾不到，这都碰过。所以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好羡慕，也没有好觉得不平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短处，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能够面对自己。以我一路走过来的话，我也有很多的挣扎，有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面对诚实地面对自己，总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老是外人。我觉得一直到慢慢地你觉得我就是这么回事，我要把我最好的拿出来，解剖出来给观众看，没有什么保留的，这个时候做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很诚恳，不管中西都是这样，因为李安这个人本来就跟上海是一样，花样杂出的，我不能说我这部分是中文，我哪一点要打中文，那人不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作为一个现代人，他都是花样杂出，世界各地东西都会进来，但你必须要很诚恳地面对这个东西，这对我来讲也不是一触可击，我也经过很多年的挣扎磨炼。中国的电影确实有它因陋就简的地方，我们这个100年跟美国的100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我们都要坦诚接受的，很多人是不能够接受，觉得我们东方是怎么样，西方怎么样，我一直觉得电影这个东西客观来讲是西方人奠定它的语法基础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就像你出去打排球你不能说我另外一套规则，你先要把它搞清楚了，然后你得照着它的规则打，然后把人家的强项怎么学，自己的强项怎么发挥，你才能够打赢，你今天去参加奥林匹克你不能说我另外弄一套规则，电影也是有这种现象，只是大家不太愿意承认，我想是一种民族自尊心吧，这个东西我也挣扎了很久。中国的伦理还有教养对我来讲是很根深蒂固，这是我不能动摇，我23岁才离开台湾，所以我这个人个性也好，眼光也好都定型了，所以我不管拍中国片美国片也好，我只是拿这套东西，因为那是我的文化技术。它跟香港的观众，跟这里的观众都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的中国教养是从我父母、学校里面来的，那跟其它地方的华人是有一些出入的，它是间接，但那个都是我的根本，也就是台湾外省人那套东西，严格来讲吧。
水均益：非常传统的中国式教养。
李安：我们家过年过生日还都给父母磕头，包括看到我《喜筵》里面要结婚那天要磕头，
李安祖籍江西德安，出生在中国台湾，当年，父辈们搭船离开故乡时，同时将中原文化带去了台湾。李安在台湾常称自己是外省人，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原文化和闽南文化在交融中的区分，他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碰撞中寻求平衡。
李安的父亲是中学校长，作为校长家的长公子，李安承载着父亲最崇高的希望，那就是中国传统的耕读之家读书致仕的夙愿。而当李安中学毕业后，却决定进入艺专学习电影。忤逆父愿、弃文就艺，李安的这个举动成为父亲难以接受的不道之为。
李安：（电影）生活里面就是好玩的东西，不是很正经的事情，你看读书嘛，然后学以致用，将来有一个什么作为啊，还是士大夫的观念很重的，所以我心里喜欢，觉得很压抑的，在进入大学以前没有艺术的熏陶。
李安：父亲最大对我的影响是他那种父亲的权威，我把它延伸过来就是中国的父系传统，就是到了台湾那种中原过去的东西，它是压在父亲身上，那时候女人没有什么地位，我妈妈也是很传统很依顺他的。所以他对我是比较呵护，“孩子怎么样都好，健康就行。“所以对文化的传承，伦理的传承我是从父亲身上直接得到的，阶级观念，你儿子怎么样也大不过父亲，水大漫不过天，总是有一个阶级压在那个地方，
水均益：你学电影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李安：进艺专是一个误打误撞进去的，大学没考好，进去我就不出来的，跟父亲也有很多的别扭，最终他总是爱我的，意志那么坚决，中间有15年的，一直到我做《理性感性》他还说片子都提名奥斯卡了，他还说你差不多了吧，可以找点正经的事情做了。
水均益：不要再不务正业了。
李安：不要再不务正业，总觉得不太踏实，老一辈的观念，现在当然不一样了。我拍到《断臂山》之前，做完《绿巨人》他才松口，我说我都想退休了，我做不下去了，他说你没有办法，你要不要教书，我说不教书，他说那你只有继续拍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鼓励我拍片子，他讲完就过世了，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就过世了，这是我跟父亲的关系，比较老的一种关系。
从台湾到美国，李安的电影之路越走越远，看着儿子沉浸在自己的光影世界里毫无悔意，同样固执的父亲只是缄口沉默，从未对李安的电影发表过任何看法，直到最后父亲才淡淡地说，自己就像《喜宴》里那个高高举起双手的父亲。
水均益：那像《喜宴》结尾的地方，/ 像是一个投降的姿势，那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李安：我想说寓意的话，我想一层投降的话就是潜能，我想应该还有好几层的意思，我觉得他那种投降的动作里面，因为我用慢动作播放，也好像他解脱了飞起来的自由，那种感觉，所以我只是做一个那个手势去刺激观众的想象力，我没有下答案，演员的时候演的时候有他的答案，我心里有我的答案，可是我觉得观众跟我们一样有权力去解读它。
一边是家庭伦理孝道，（《喜筵》里父亲多年前的老部下至今不敢与父亲握手）一边是渴望拥有自我的选择，（《卧虎藏龙》中玉秀莲的对白：你说的那种自由自在我也渴望）在个人意愿与环境压迫、时代与传统的冲撞中，李安那个具有艺术家感受的心灵，能够细腻地感受到这种冲撞中的人性，在戏里戏外，这些矛盾和冲突总是优美地萦绕在李安的电影和生活中。
水均益：您的这个电影，但是感觉说总是有一种父亲的影子。
李安：我最初拍片，其实我把父亲当作了是就是国民党到了台湾，就是那个中原味渐渐的失效了，转位人那个现象，那是我生长一个挣扎，一个环境，/ 那个东西对我的折腾挺大的，对我的存在。所以我头两三部片我自己写剧本，所以那些东西很自然地呈现上来，那跟现在的台湾也有一点差距，其实是我成长的经验，那种东西，我觉得因为我的人生经验也不是很多，都是在家里，所以我就从家庭去做起，家庭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也就是易经上面，一个最不便，一个不易的道理，也是一个最简易的道理，什么东西都会变，你要相信什么东西，你寄情在上面，到最后总是要失望的。人生一直在变，你要随着变化去适应，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永远定在那个地方不变的。
可是我们的人生，包括对家庭的期望一样都是需要安全感，需要它不变的，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是人生一个很主要的滋味，那我从家庭去，从台湾的变化，国民党政权的变化，从我看我父亲的变化，从这里面也不见得就是我的灵感，就是我第一个故事要说的，第一口气要出，
水均益：您现在对您的子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象您父亲当时对你们一样吗？
李安：那不敢了，（水：为什么不敢？）人家是完全女权了（水：完全女权，您太太？）我两个儿子嘛，我们三个都听太太的。
水均益：他们肯定不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给您磕头吧？
李安：我做年夜饭，做好他来吃就不错了，我太太不做菜，有时候她工作忙，年夜饭做好，叫她叫不回来，她还说我给她压力。
李安炉火纯青的橱艺和家中“女权”传统的确立可以追溯到1984年，他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李安的毕业作品在纽约大学“大学生电影节”上荣获了金奖，美国的一家经纪人公司力邀他留在美国发展。然而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他无戏可拍，无所事事，李安常说连叫花子也有三年好运气，而李安却与前途未卜相持了足足六年。
水均益： 六年蛰伏，很不容易。（李：待业，待业了六年）
水均益：在美国待业六年……
李安：29岁到35、6岁吧。
水均益：那正好是三十而立的时候。
李安：真是没有立起来。
水均益：真的是很不容易，当时做饭，带孩子，写剧本。
李安：写剧本，找灵感，然后唉声叹气就这么过。
李安：我也不是说毅力特别坚强，我除了做电影我不会做别的，找不到片子拍，或者剧本人家不接收，那就唉声叹气的，想到写剧本精神就来了，就很有希望。我太太基本上很独立，她也不管我。
那段时间，李安在家做饭，照顾孩子，而挣钱养家全是从事医药研究院工作的太太，林慧嘉的事儿。李安笑称她是兼具《卧虎藏龙》里俞秀莲的坚毅和玉娇龙的叛逆的女强人。许多年后，华裔社区为荣膺奥斯卡奖的李安庆功，并将他的妻子评为最佳贤内助，这时，六年的艰辛，不过是执手相伴的妻子嘴里的一句笑谈：太太：I am not a supporter. I just leave him alone. 而这种放任也许恰恰就是对丈夫最大的支持。
李安：我们生活在一起，她看我兴致勃勃做什么，她看了也舒服，她看我难受的时候不做事她也难受，比起生活就是这么样，她也没指望我妻以夫为贵，或者靠我赚钱养家她也不是这种人，她很独立的，对我来讲是很轻松。我很幸运，很多人基本上我是待在家里，可是我不是有家累的那种人，算是很幸运的。
水均益：但是像您受到中国式的这么传统的家庭的熏陶，是不是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非常的……
李安：觉得很没有男子气概。
水均益：好像您曾经说过，说如果要是日本人早该这样剖腹自杀了。
李安：早该切腹了。到后来我父母也讲过，我父亲，他们到不是说你这个儿子不出息，觉得怎么对我们的媳妇这样子，也替我的媳妇打抱不平，觉得好像对不起她们家人，对不起我的媳妇，反正我的太太，大男人老做饭，也没有出息。反正我太太她不觉得怎么样，现代女人觉得理直气壮挺好的，她不依附男人身上，反倒是双方的家长颇有微词。
水均益：您那时候岂不是压力很大？
李安：是压力大。
水均益：来自于亲朋好友家庭。
李安：那我能怎么办呢？找一份工作吗？我也不晓得找什么工作。
水均益：有没有想过找工作？或者接点片子拍一拍？
李安：也没有，打点工也不太灵光，我做事不太灵光，做电影也只能做导演，其它事情也做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