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讲坛：《共产党宣言》的23种中译本

    演讲人：高放　

    高放 福建福州人，1949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研究生毕业。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共运》杂志主编,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第二届会长。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著有《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合著《普列汉诺夫评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评〈第三次浪潮〉》等。

    《光明日报》今年7月3日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研究员写的《〈共产党宣言〉与中华中族的百年命运》（以下简称《杨文》），文中就《宣言》12个中译本的译者、特点、出版情况等作了全面、扼要概述。这对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很有帮助。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伊始，一直教政治理论课，几乎年年都要学习、讲解《宣言》。对这一本划时代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可以说心有专注，情有独钟，长期搜集、收藏不同中译本，并进行比较研究。《杨文》促使我去盘点核实我所知道的各种中译本，累计竟有23种之多，足见《宣言》是多年来对我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在把《杨文》尚未提到的11种中译本简介如下，并对《杨文》某些不确切和过于简略之处稍加订正和补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有9种中译本

    早在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我就曾在3月4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发表《魅力无穷的经典名著》，文中提到“中文先后有过十五种中译本”（拙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当年5月我到中央编译局参加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会时，编译局一位老领导曾经问我：“老高，你说《宣言》有十五种中译本，真有这么多种吗？”我说，这是依据我搜集到的资料统计出来的。近十年来，我又查寻到八种中译本，所以总共有二十三种。本文所补充介绍的这十一种，其出版地点是：两种在东京，一种在北京，一种在莫斯科，三种在香港，四种在台北。

    第一种中译本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的。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曾附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列出的是蜀魂译的五本书，有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三辑《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74-275页）。

    第二种中译本是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1908年1月15日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月刊第15卷曾经刊出该报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广告：“本报下册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目如下”，其中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即马克思、恩格斯著），还有克鲁绝特金著《面色略夺》等。广告之末还写明：“特此预告，不日出版。”在这一期《天义》报上还首先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见上引《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286-293页）。查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16、17、18、19卷合刊,确实登载有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没有见到后续的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

    二十多年前，我曾写信请日本朋友、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专家）帮我查寻日本各图书馆是否收藏有以上两种中译本，承他复信告之均无所获，并且复印了上述《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的版权页和《天义》报所载民鸣译《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寄赠给我。版权页上增加的信息有社会主义丛书的代售处为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宣言》第一章的标题资产者与无产者，民鸣译为绅士与平民。现在我把1907年、1908年这两种中译本的信息公诸于众,深望热心人继续寻觅。

    第三种中译本是《杨文》评介的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在国内最早出版的这个中译本在上世纪20-30年代多次多处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我也是在1944年上高中二年级前,一位进步老师借给我读这个译本，才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后来直到1980年我才从《红旗》杂志社图书资料室借到1965年该社翻印的陈望道译本的简体字本复印一册。陈译本第一版只印1千册，现在仅保存有11册。《杨文》列出了这11个收藏处，可惜其中有4处写得不准确。现据红色收藏家范强鸣选编的《红色中华第一书》（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的图文解说和有关资料加以订正。中国革命博物馆已于2003年2月28日改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应为延安革命纪念馆（自1950年7月建馆起从未改名），山东广饶市博物馆自1995年12月改名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浙江上虞县档案馆应为浙江上虞市档案馆（上虞自1992年10月18日撤县改市）。

    第四种是1930年华岗译本。《杨文》只说华岗是“我党理论家”，这里略加补充。华岗（1903-1972），生于浙江龙游贫农之家，1920年小学毕业考入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4年转入宁波四中续读高中，把幼名华延年改名华少峰。这一年春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多署名少峰，秋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担任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夏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团中央即任命他为团南京地委书记，9月他在南京加入共产党。从此奔波于大江南北，1928年受命作为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五大，在会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的部分工作。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他受命按照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重新翻译并出版。他参照自己学习过的陈望道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在1930年初，由华兴书局出版了第一次署名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本（从这时起他发表文稿才用华岗）。我是在1973-1978年因人大停办，转到北大教书期间，从北大图书馆头一次借读到这个译本的。到1982年秋才又从北大借出此书复印一册。另外，我于1957年年底在东四人民市场旧书店还买到《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署名彭汉文编译，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1938年5月出版，内容包括华岗译《宣言》。长期以来我对此书编译者彭汉文是否华岗别名，难以判明。《杨文》也讲到：“1930年3月，华兴书局又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了署名潘鸿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该书除收入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上述三篇序言外，还收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不难看出，该书的译者和编者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按照这种说法，该书编者潘鸿文和译者华岗似乎是两个人。我认为，这两本书的书名与内容完全一样，此书编者潘鸿文与上述我买到的那本书的编译者彭汉文，发音相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那么潘鸿文与彭汉文是否华岗的别名呢？前两年华岗的女儿华景杭来拜访时我同她探讨了多次。景杭1947年出生，华岗于1955年因胡风案蒙冤入狱（1972年惨死狱中,1980年彻底平反），她不可能知道往事细节。从她送给我的向阳著《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得知：华岗1924年在宁波四中参加革命活动时有一位亲密战友潘念之，本是宁波育德中学教师，比华岗大几岁，当时他担任团宁波地委书记，华岗是宣传部长，“团宁波地委给上级写了许多报告，署名都是潘枫涂（念之）和华少峰的名字或代号。”（《华岗传》第53页）我们都认为华岗以潘鸿文为别名出书很可能是为了纪念他的老战友，至于到1938年又改名为彭汉文，可能由于此书已从上海改为在汉口出版。

    第五、六、七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所写的1938年成仿吾、徐冰合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和博古校译本。既然博古的校译本是1943年8月才出版，可是《杨文》又说这个译本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在几百万册”。这里所说的1938年显然不准确，发行量也不可能达几百万册。当时各解放区干部总数才约有几十万人。我于1948年在解放区华北大学当研究生时，也是研读这个译本。

    第八种中译本是乔冠华校译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这个校译本。我早知有这个新版本，但是在内地一直查不到。直到1988年10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才复印一册带回。该书署名译者成仿吾、徐冰、乔木（乔冠华的笔名），校后记说：“由于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译本是根据英文校的——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如果只看这个说明，就会认为这个新版本不能算是新译本。但是我粗略比较一番，改动竟有近百处之多。仅举一例，原译第二章在表明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时说：共产党“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底超出民族的共同利益”，乔木校译时改为“坚持全然和民族问题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底共同利益。”所以本书尽管乔木谦虚地仍然署名成仿吾、徐冰、乔木译，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新的校译本。

    第九种中译本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出版的《宣言》百周年纪念版。《杨文》说：“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此说恐不准确。该版本里封明确印有“一九四九。莫斯科”，即是说该书最早也是1949年春天才出版。我是1949年3月6日随华北大学队伍进入北京城，贪婪地多次逛书店，到12月间才买到这个珍本的（也可能早几个月已开始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