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华人记者张丹红因为为中国说好话太多而被德国之声暂停播音。9月5日，退休前曾任德国报纸编辑和德国电视一台新闻节目编辑的德国资深记者福尔克尔·布罗伊蒂加姆（Volker Br?utigam）在德国《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网站发表长篇文章，题目是：《充当“封口”口袋编织者的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 als Maulkorbflechter）。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今年42岁的张丹红，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是德国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副主任，但最近已被“暂时停职”。她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而且不得从事德国之声的播音工作。由于德国之声解释得很少，张丹红本人也不得对外表态，因此德国之声这么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已经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张丹红受到“封口”处罚，是因为她在德国电视二台伊尔纳（Illner）主持的节目以及接受许多报纸和电台的采访中，没有按人们预想的、期盼的，而且大多数人都在做的那样，对中国进行漫骂，而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被其雇主处罚，是因为她试图把自高自大的、幸灾乐祸的德国媒体所歪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重新进行客观一些的描绘，而这一尝试是值得赞赏的。
是新闻检查？还是自我检查？是媒体丑闻？还是政治丑闻？我们将发现，德国之声围绕张丹红所上演的这场蹩脚的演出，上述各点都沾边。而在开演之前，首先登场的那些令人恶心的主角，是一个名叫威弗尔施皮茨的社民党联邦议员，以及《柏林报》(Berliner Zeitung)和《焦点》(Focus)杂志。而在幕后，则是“心理—政治邪教”法轮功。
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安斯加尔·布尔格霍夫（Ansgar Burghof）说：“张女士有些说法不能就这样没事了。”还有，“关于那些指责，我们的一致意见是，要静下来审查”。
这些指责是指张编辑发表了不令人喜欢的言论。不过，这些言论并不是在德国之声的电台上发表的，而是在外边的论坛上。但现在张丹红却为此受到了德国之声内部的、准预防性质的处罚。而且审查还要在处分之后“静下来”进行。这是越线，是不可容忍的，但德国之声的头头居然还把消息向外界捅了出去，而且不为此感到难堪。台长办公室主任布尔格霍夫对他自己所描述的这种处理方式丝毫不感到羞耻，而且其他头头也是这样。至于这种做法在劳动法上站不住脚，就更不用提了。
一场向言论自由宣战的运动
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张丹红是在奥运会前夕多次参加脱口秀和接受采访时，批评中国太少了。但她说的却是事实，即，西方在报道人民共和国时，多把消极面当作重点。张认为，中国也取得了进步，甚至包括人权方面的进步。于是，像（接近法轮功邪教的）大纪元等反华网站就发动了一场针对我们这位女同事的运动。
“我决不否认，中国还有伤害人权的事情，但是我所要批评的是，这里只报道消极的东西，对进步熟视无睹。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发展情况非常复杂，因此，我希望出现更多言之有据的背景性报道……”这一愿望非常合理。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至少，14亿人在吃饭方面有最基本的保障。而且中国在法制安全方面取得的进步也不容忽视。这种进步是巨大的，以至于中国新的劳动法要颁布的时候，德国和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代表们（也包括德国海外商会在中国的代表）居然情绪激动地认为中国“走得太远”了（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个法律将使被他们剥削至深的中国苦工得到保护呢？）。无论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进步，虽然进步还很缓慢，但是是持续不断的。可惜的是，德国主流媒体没有像它们应该做的那样，支持和承认这些进步。
再看张的另一句原话：“我本人在中国一直生活到1988年，当时的情况的确很糟。这也是我离开家乡的原因之一。但是和那时相比，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享受到的自由多得多。可是，如果看这里的报纸，人们会以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差劲的、践踏人权的邪恶国家……”
观察得仔细，说了实话。张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简明扼要：“人人有权享有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但张丹红在说这句话之前还说，她所指的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才使得中国4亿人脱贫，不再像以前那样出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或严寒，或者死于饥寒交迫之中的情况。
难道是对非主流观点的尊重？
从一个中国知识女性的视角出发，张的言论其实不难明白，即，如果90%的人生活不错，那么10%的人生活还不好，尚可忍受，何况中国还在努力改善这10%的人的生活。而且，物质上的基本保障是思想自由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作为欧洲人，我们不一定非得赞同这样的立场不可，但这一立场值得尊重，即使它不合胃口。对张丹红这样的同行，我们因其观点不落俗套就对她发表自己的、有根有据的言论进行指责，实在是不符合我们关于言论自由的权利的任何观念。
有人指责张丹红为中国封锁法轮功和“藏独”组织等批评中国的网站进行“间接辩护”，因为她说过，在德国“也不能打开儿童色情网页或者极右网页”。这种类比不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的同事张丹红特别补充说明，她并不是想直接进行比较。而现在，只要你费点功夫去听她在德意志电台（Deutschlandfunk）上所参加的那个名为“交锋”（Kontrovers）的访谈节目（而这在互联网上是可以下载的），就很容易发现，张的本意是指，大众媒体被允许报道什么，不被允许报道什么，各国的理解不同，各国政府的理解不同，各个文化圈的理解也不同。而且你也会发现，张女士是在回答那些非常具有挑衅性的反驳时说这番话的。因此，有人说，张丹红是在为中国的互联网检查措施进行“辩护”，我看从访谈的原文中是找不到根据的。
胡说八道的威弗尔施皮茨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寻求客观处理张丹红案件的法院，而是面对舆论界和政界。在那里挥舞语言大棒的是一些党阀，例如，社民党的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Dieter Wiefelspuetz）。他既不质疑自身，也远谈不上明智，更不去做任何内行和公正的努力（连张丹红看问题的方法也不屑一问），就大放厥词：“这个女子的脑子里已经认同中国政府的检查”， 这个女记者的做法表明她“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
仿佛像威弗尔施皮茨这样一个自鸣得意的政客出来胡说八道，就可以给这件事下定论似的。其实，他说这番损人的话不过是为了标新立异和自我表演。而《柏林报》呢，早就到了堕落的边缘，昔日良好声誉早已荡然无存，这时便迫不及待地上阵，把威弗尔施皮茨侮辱人的话急呼呼地登了出来。至于《焦点》杂志，平时就因仇华、仇共而知名，并且对真相与事实处理得相当随意，它在8月11日居然写道，张丹红“为中国共产党献媚”。这种欺骗读者的谎言实在令人恶心，突出表明了该杂志是多么地把“干净的新闻工作”不当回事。但是，威弗尔施皮茨却一点都不为此感到害臊，也不与这样的报道拉开距离。
理想、价值准则、言论自由
张的雇主、德国之声曾经对新闻界发表过一份非常黏糊糊的话：“根据多年的经验，我们知道，张女士并无保留地赞同德国之声内容广泛的价值准则，而且在其日常工作中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价值准则？按德国之声的官方理解，这样夸张而且模糊的解释，是不是要界定记者自由发表意见的界限？这样随便地使用这个给人致命打击的字眼，不是更多地表明，我们的主流媒体真正允许自由发表的言论，仅仅是所谓“正确的”言论吗？
德国之声在介绍自己的“理想”时声称，“我们促进文化间的对话，支持民族间的谅解与宽容”。但是，对张丹红的处理与这样的表述如何相适应？德国法律给这个对外广播电台规定的任务中，有一句关键的话：“要介绍德国是在欧洲的大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国家，促进文化和民族间的理解与交流。”现在，却企图禁止一个持批评意见的女记者发表独立的观点，这又如何解释？
可怜的是，德国之声自称是“德国在世界上的名片”，并且需要可信的价值、原则和理想。这包括：
——“传播德国和其他国家看问题的方法”，但是不合德国胃口的就得打入另册？
——“促进文化间的对话，支持民族间的谅解与宽容”，但是却要对别人下“封口令”？
——“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支持人权”，但是德国之声自己的工作人员却不得享受这种价值观？
——“我们是文化的承载者，弘扬德国以及欧洲文化”，但是却对我们自己做出的这种非文明行为默不作声？
——“我们以极高的可信度提高德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但是却禁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正确言论，把14亿中国人都当作土著人？
实际上，德国之声的行为已经回答了上述问题，表面上是在维护其“价值准则”，实则是在破坏言论自由。可惜的是，上面所引的这些立场，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站上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的丑态，理应感到羞耻。
没有政界压力？
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安斯加尔?布尔格霍夫曾经表示，没有政治压力，这简直是厚颜无耻，只能说明他把德国新闻同行和广大公众看得太低能、太简单了。德国之声是公法性机构，但其经费全部来自纳税人。它的台长埃里克?贝特曼是社民党人。而迪特·威弗尔施皮茨是社民党的联邦议员兼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
在张丹红参加的关于她的出生国的访谈和脱口秀中，至少有一次，有一名法轮功的代表出席。但是，只要我们不像达赖喇嘛的众多信徒那样，盲目地热衷于远东神秘教，不丧失全部的批评理智，就不难知道，法轮功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搞沉思性修炼、组织爷爷奶奶们从事体操晨练，而且是一个利用外国秘密警察的资助、试图动摇中国政府的破坏性团伙。不论法轮功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这个秘密组织决不是无害的。对此，杜伊斯堡大学的教授托马斯·黑伯勒（Thomas Heberer）早就提供过有说服力的证明。他在此后还受到过很多言论威胁，关于这些威胁，他都可以再写几篇学术论文了。这次“张丹红事件”，就是《柏林报》和《焦点》杂志从法轮功那里获得炮弹，然后开火，并且严重地伤害了当事人。
头头们施压，同行如何受到保护
现在，我们的女同行张丹红受到了煽动性攻击，但已经堕落的德国新闻界却极少有人出来反击。我们的记者队伍视而不见，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向我们的女同行表示我们理应表示的积极声援。而这位同行之所以受到处罚，是因为那些迫害她的人认为，她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出足够的蔑视。我们的记者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看到，张丹红的职场命运掌握在德国之声的那班头头脑脑的人手里，而这些头头脑脑们显然认为，自己的一名女同事的言论自由不值得捍卫，她在受到外界无耻的攻击时，也不值得去保护她。
但是，不管怎样，德国之声还有一项内部自由保护条例并未失效。德国之声还有一位职员代表，他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同事受到追击无动于衷。如果德国之声的上层不回归理智的话，那么这件不愉快的事是可以告到法院的。而一旦告到法院，德国之声的那些负责人的形象必将非常之差，因为支持他们这种做法的理由少得可怜。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尝试着这样解释张丹红的观点，即，把张丹红看作一个打上中国社会烙印的人，这样的人看待现在的中国，和西欧人以自己的眼光看待现实的欧洲一样，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因此指责她，甚至让她在职场上受损，这无异于实行“言论恐怖主义”。我们不仅要指责德国之声在搞“言论恐怖主义”，而且，默不作声的德国看客和我们德国媒体的大部分同行，也应该受到这样的责备。（人民网柏林9月12日电）
链接：马克思领导过的《新莱茵报》 人民网驻德国记者刘华新
记者注意到《新莱茵报》，是因为德国退休的知名记者福尔克尔?布罗伊蒂加姆9月5日在该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声援最近受“封杀”的德国之声华人记者张丹红的文章。布氏曾在德国的报纸任编辑，后来还编辑过德国主流媒体——德国电视一台的新闻节目，但他的这篇文章却不在大媒体上发表，而是在不太知名的《新莱茵报》，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记者拨通了该报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编辑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叫汉斯—迪特?海伊的记者。他说，发行人（相当于社长）彼得?克莱讷特不在，有什么问题他就可以作答。原来，他也是该报主要负责人之一。说是负责人，其实只是编辑部三名成员之一，第三个人是记者克里斯蒂安·海因利奇。记者一下子想到，马克思当年创办《新莱茵报》时，不也只有包括恩格斯和作家格?维尔特在内的七个人吗？看来，这个编辑部也是走精兵强将的路子？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隆编辑的《新莱茵报》是一张无产阶级报纸，1848年6月1日成立，但遭到当时的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多次迫害，出版301期后被迫于1849年5月19日停刊。2005年8月，以68岁的知名电影制作人、记者克莱讷特（他领导过的“Kaos电影和摄像组”曾制作过数百部纪录片等并多次获奖）为代表的一批记者、政治活跃人物和互联网专业人士发起，恢复了这份报纸，但因为印刷费用昂贵，现在的《新莱茵报》只是一份网上报纸。
记者在网上看到，该报的自我介绍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在独立性、负责和批评性报道方面，继承1848年6月1日在科隆创办的〈〈新莱茵报〉〉致力于启蒙的传统。网页编排得颇为美观，内容也算丰富，有国内外新闻、地区新闻、社会福利、经济、媒体、体育、评论等不少栏目。但主要内容和观点都是大媒体上难得一见的，例如德国联邦情报局对记者的监视，欧洲新纳粹活动情况。海伊说，编辑这张报纸的初衷就是因为德国媒体的多元化程度正在降低，而且许多媒体在搞“内部检查”，不同意见发表不出去，因此需要这么一个平台。如声援张丹红的文章就是如此。该报网页上也明确写着：现在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在德国正在悄然消失，原因是传媒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我们要与这种现象作抗争。特别是受控于康采恩的主流媒体认为不适合刊登的新闻，是我们报道的重点。另一家报纸《日报》报道说，《新莱茵报》的创办者们认为，现在的德国，民主遭到破坏，社会福利被削弱，基本权利难保障，因此很有必要建立起“相反的舆论”。
海伊说，这份网络报纸的稿件作者都是义务撰稿，因为该报经费有限，现在还基本没有公司广告。但海伊说，两年来，网站（
www.nrhz.de/flyer）的点击率已经上升到每天6000次。记者从网上搜索，得到的印象是，一些文章很有见地。写文章的作者有记者、政治家、科学家。海伊说，但是也有的文章得罪了某些人，被打官司。记者不禁想到，当年马克思的《新莱茵报》也打过几场有名的官司。（人民网柏林9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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