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消息：在日本战后的几十位首相中，善于影响民众的小泉算是一个，而最帮小泉影响民众的莫过于日本媒体。当前，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状况折射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对华报道上的三大悖论

　　日本有五大全国性媒体，分别是《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经新闻》，都综合运营报刊、电视、广播等，政治观点不尽相同。冷战时期，朝日新闻等为促进中日友好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现在几大媒体在对华报道中却有三大悖论。

　　一是“重视”与“偏见”。“重视”表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热情，“偏见”则源于双方的观念差异及感情隔阂。在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大大超过对其他国家的关注，前段时间中国人大开幕，关于中国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但与重视并存的却是高度偏见。在宏观报道上，以3月6日这一天为例，中国人大刚开幕不久，各大媒体在报道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之后，《读卖新闻》报道了“癌症村”；而《朝日新闻》社论标题就是“农民也想去医院”；《日经新闻》则是“依赖投资增长的难题”；《产经新闻》重头文章是“中国：不安的稳定增长”，似乎在开中国的批判会。在微观报道方面，日本媒体对中国人犯罪问题兴趣浓厚、趋之若鹜，远远高于其他外国人的曝光率。这种炒作使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印象趋于恶化，据统计，日本高中生对中国有好感的竟只占10%。

　　二是“相近”与“相远”。中日两国双方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远超他国，不可谓不“近”。但对重大问题的理解，比如在去年二战结束60周年时，日本媒体与中国的认识之距离却不可谓不“远”。

　　三是“夸大”与“唱衰”。日本媒体对华报道常好走极端，比如关于中国发展，媒体时而鼓吹“中国崩溃”，时而惊呼“中国威胁”。过分夸大与唱衰使日本民众常无所适从，却留下“崩溃”与“威胁”两个极端概念，以至于容易在许多关于中国的消息上做出非此即彼的评判。

　　在日本战后的几十位首相中，善于影响民众的小泉算是一个，而最帮小泉影响民众的莫过于日本媒体。当前，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状况折射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国际报道呈现四大特色

　　不可否认，日本媒体中也会出现批评小泉对华政策的报道，尤其是近来以《读卖新闻》集团主席渡边恒雄为代表，人称“渡边现象”。然而，“渡边现象”的个人基础是“良知”。渡边曾亲身经历日本军国主义从疯狂走向灭亡的全过程，这种“良知”从直接的痛苦经验中一直发酵和沉淀，直至转化成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担忧，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们这些人过世，日本社会就都是一些对战争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因此，以渡边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媒体人有“自觉感”，认为当前需要有人来起到政策制衡作用。另外，“渡边现象”政治背景是自民党内以中曾根康弘等为代表的务实派的影响，他们一直主张对华与对美外交的平衡，希望通过媒体之口阐述其政治观点。另外，欧美国家也在起作用。日本媒体希望更多地与欧美国家媒体密切接轨、兼容，欧美媒体的开放性和历史观影响到日本媒体人。前段时间，《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异口同声批小泉，日本部分资深媒体人当然会感到压力，批判政府对华政策是可想而知的。

　　“渡边现象”呈现出媒体人与媒体的区别，媒体人希望政府的对外政策有所调整，而媒体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对华报道上却显现一致的日本特色。一是“香蕉色”，即黄皮与白心。日本人自比香蕉，看不起亚洲而尊崇欧美。这是日本近代化特有的社会心理色彩，不断影响着日本人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不过，经过百年，日本人依然一颗“日本心”，既入不了欧美，也回不了亚洲。

　　二是“孤岛色”。因岛国环境，日本人觉得除了自己，别处是“汪洋”。这种特色随着上世纪中叶经济高速发展急剧膨胀。但随后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媒体心态失常，更不愿多批自己国家。

　　三是“权力色”。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最近的，这不仅是说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机制调控媒体，例如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门及行业团体都用记者俱乐部进行变相的新闻管制，媒体也乐于靠拢、讨好政府，尤其在国际领域就显得更加突出,比如，在台湾、东海问题等对华报道上，日本媒体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大众需要媒体有新意和批评精神，日本媒体就在这里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方法。在国内问题上，媒体不留情面地批评政府；但在国际报道方面，媒体完全与小泉政府的一些明显欠缺公允的言行保持同调。

　　四是“美国色”。冷战结束后，日本媒体少有反美声音，即使有也是“小骂大帮忙”。这与美国控制日本有关，也与日本人信奉实力的文化有关。有时候，日本媒体对华偏见，并非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反映美国遏制中国的要求。

　　批评政府的民意基础难形成

　　为何日本媒体不能充分发挥“第四权”的作用？除了日本媒体本身的变化因素外，还有一大原因是日本目前难以形成社会批评的民意基础。

　　这与政治上自民党一统天下长期不变有关，与反对党趋于保守化并放弃批判精神有关，与日本劳资等阶级关系协调、工会等力量式微也有关。所以，日本媒体一致行动，展开保守化竞赛，常为右翼说话。尽管日本宪法规定“言论和报道自由、禁止新闻检查”。但在日本，法律并不能真正约束日本政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日本的社会结构。

　　日本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的特色在于一直重团体、轻个人；重规矩、轻自由；重计划、轻市场；重集中、轻民主，这导致媒体重一言堂、轻多元化，与欧美社会大不相同。过去是财阀统治，今天仍是几大权力集团维持平衡和协调性，基本原则上的争执越来越少。因此，从对华关系而言，日本的“政媒”比“政商”关系更为密切，形成了特有的政媒联手“向右转”的变化。

　　但即使如此，在观察日本民众声音时还需理清几层区别。一是上文所言媒体人与媒体之间的区别；二是舆论与媒体的区别。日本很多舆论如民间见解、未经媒体的舆论与经由媒体传播的信息还会有一些不同；三是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区别。日本主流媒体并非与发达国家主流媒体一样，大都以独立、监督、批评为特征，但非主流媒体如《赤旗》等却有不同声音。冷静分析这些特征，将有助于破解中日僵局。（作者：庚欣 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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