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亲历万隆会议》 
——中央电视台驻香港记者站记者长江、张利中走访万隆会议见证人
央视国际 (2005年04月22日 01:08)

　　CCTV.com消息：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
　　谨以此片献给半个世纪前为“万隆会议”做出过贡献的所有热爱和平
　　健在的和已经故去了的人们——
　　解说：这是一本出版于1955年的老画册，记录着半个世纪前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当旅居香港的印尼华侨梁思谋先生把这本画册交给我们，同时告诉我们港澳地区有不少“万隆会议” 的历史见证人，这些人今天虽然都已经青丝不在，但是50年来他们一刻也不曾忘怀“亚非会议”是怎样让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非洲各国人民从此团结和站立了起来，那是让海外华侨何等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

　　记者长江：“画册上的这位少年就是梁思谋，当年只有13岁。梁先生告诉我们：当年他很荣幸地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这让他一生都感到骄傲。同时50年了，他也在一直在寻找当年和他一起为总理献花的这位女孩——谢彩月。前不久，谢彩月终于在内地昆明被找到了，两个老人很快将在香港重逢。”

　　梁思谋：“那天的下午，我妈妈悄悄告诉我：阿谋，校长在大厅要见你，校长对我说：明天你要代表印尼华侨向中国代表团献花，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透露，包括你的父母。能做到吗？我连忙点头：能做到。”

　　谢彩月：“我那时是文艺宣传队的，头告诉我，我妈就连夜给我做了一条裙子。到了机场我们才知道，是向周恩来总理献花。，可是等了很久，突然说不来了。”

　　记者：那么第二天呢？

　　谢彩月：“第二天见到了，那时候特高兴！”

　　梁思谋：“说实在的，当时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周总理下飞机了，我以百米的速度，左手捧着鲜花，另一只手拉着谢彩月。总理接了鲜花就握手了。”

　　谢彩月：“总理的手特软，脸特慈祥、钢毅。”

　　梁思谋：“我想说的话什么都忘了，只记得激动地连连说：“您好，总理！您好，总理！”

　　记者：后来回到学校呢？

　　梁思谋：“回到学校，大约有三百名同学拥到我的跟前，他们抢的是我的手，比较亲密的同学就说：‘思谋，千万别洗你的手！这是福气的手！’那天回家后，我真的久久不舍得洗手。”

　　解说：两位当年给总理献花的少年今天都已经年逾花甲，但是他们忆起当年的往事还是那样的幸福，这不禁把我们带回了半个世纪前的万隆，让我们寻觅“万隆会议”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会议？中国代表团为什么要参加？中国在这次会议上都做了什么？

　　解说：1955年，印度尼西亚美丽的山城万隆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4月18日，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性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来自印度、缅甸、中国、埃及等29个国家共计30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大会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敬致了开幕词。他强调亚非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呼声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是要建立反对其他集团的集团，而是为了亚非各国、为了全人类找出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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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长江：“万隆会议是谁最早建议召开的？”

　　黄书海（时任中国驻大使馆翻译）：“印尼、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当时叫‘科伦坡五国会议，决定开这个会当时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邀请谁来参加？让不让中国来？”

　　记者：“为什么？”

　　黄书海：“因为美国当时要孤立中国，不希望中国参加。”

　　记者提问：“中国当时为什么要参加‘万隆会议’？”

　　姚力（时任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秘书）：“当时中国和亚非国家建交的只有7个，很希望多交朋友。周总理当时给印尼著名的《南华》画报的题词也说明了中国的愿望”

　　解说：为了搞清楚上个世纪50年代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对这次大会意味着什么，记者首先乘上了从香港前往澳门的客轮。我们此行所要寻找的人叫司徒眉生，这位老先生当年不仅是印尼《新报》的记者，后来成为苏加诺总统的助理和中文翻译，而且当年也是万隆大会秘书长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万隆会议”召开之前的历史背景可以说十分了解。

　　司徒眉生：当时亚非国家对中国并不了解，有的国家确实反对中国参加；苏加诺总统当时特地让我（司徒眉生）把这个背景告诉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黄镇大使，为的是让中国早有思想准备；

　　苏加诺总统坚持要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不参加“万隆会议”，这个会就毫无意义！

　　解说：“万隆会议”和如今留在印度尼西亚的人文遗迹，50年后对探询者依然充满着魅力，因此为了制作纪念万隆会议的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记者4月初，一方面在香港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另一方面也在梁思谋夫妇的陪同下来到了印尼。

　　记者：“1954年12月底，在茂物，五个主办国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会议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商讨召开万隆会议的目的，二是解决是否让中国代表团参加的问题。这就是当年筹备会的旧址。”

　　解说：茂物，距离雅加达80公里的一座小城，万隆会议二次筹备会在这里举行，这对于决定大会的召开和中国参加具有特殊的意义，而鲁士兰·阿卜杜加尼是当年“亚非会议”的秘书长，由于记者在印尼巧遇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司徒眉生先生，在他的引荐下，我们很快见到了这位九十二岁高龄了的历史见证人。

　　解说：由于苏加诺总统和缅甸总理吴努的坚持，茂物会议最终做出了邀请中国参加会议的决定。这样，1955年4月18至22日，中国代表团得以全程参加了“万隆会议”，并从此掀开了新中国外交历史上的新篇章。

　　解说：万隆会议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就在中国和海外许多地方都在纪念这个划时代的历史盛会的时候，香港“万隆校友会”隆重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也在香港拉开了序幕，在这个纪念活动上，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历史见证人，听到了他们对大会难忘的记忆，也了解到了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并为了使大会最后取得成功曾经经历了怎样艰辛的历程。

　　康岱沙（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研究室主任）：“那时候真是太紧张了。在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代表都同意‘和平共处’，可是也有一些国家鼓吹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也就是反对‘和平共处’”。

　　解说：由于对坚持共产主义的新中国不甚了解，加上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的有意挑唆，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致使周恩来在19号下午的第一次发言中，上来第一句话就首先声明：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记者：“总理为什么一上来就那样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姚力（时任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秘书）：“因为他们吵架了，批评我们，如果我们反批评不就吵架了吗？我们不同你争。”

　　解说：万隆会议第一天的大会发言，一些代表就宗教信仰、双重国籍等问题对中国展开了责难。

　　记者：“当时总理听了这些攻击不生气吗？”

　　黄书海（时任中国驻大使馆印尼翻译）：“总理知道这些国家是受了美国的挑唆，这些国家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如果中国和他们吵会就开不下去了。

　　解说：按照万隆会议的日程，中国代表团的发言本来是被安排在前面，但是为了更多地听取不同意见，周恩来特请大会批准将中国代表团的发言放在尽可能靠后。同时根据会场出现的新情况，总理19号下午的发言并没有采用事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发言稿，而是临时起草了一篇补充发言，这篇‘补充发言’不仅简短，富有针对性，而且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崭新说法。

　　黄书海（时任中国驻大使馆印尼翻译）：“总理发言后引起全场沸腾！热烈鼓掌！”

　　解说：梁凤翔，1955年印尼《生活报》的记者，当年曾全程参加了亚非会议的报道，对于总理在第一次发言后各国媒体的热烈反应至今仍记忆犹新。

　　梁凤翔：“当时各国记者马上都冲出去到电报房和电话房抢着发消息，我记得美国的一个记者也说，总理的发言平静而有理——”

　　解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坦诚、智慧，他的出色表现和政治家的个人魅力使亚、非29个国家很快了解了中国，他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口号不仅使每一个与会代表都表示赞同，而且这个口号一经提出，立即驱散了一度在万隆会议上空凝聚起来的阴云，更为后来大会绕开争吵、避免分裂起到了扭转方向的作用。

　　司徒眉生：“求同存异四个字挽救了万隆会议。当时苏加诺总统最为周总理担心，但是后来听了总理的发言，看到会场上的热烈反应，苏加诺总统对秘书长说：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块才落了地’。”

　　解说：万隆，与50年前同样的季节，50年后这里绿树依然青翠，空气依然清新。

　　“万隆会议”的主会场——“独立大厦”原名刚果利亚剧场，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前，这个剧场一直是专供殖民者使用，所有印尼人都不得入内。2005年4月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万隆，当大厦的负责人听说我们是特意从中国赶来的，不仅友好地让我们进入了大厅，而且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微缩会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万隆会议29个国家当年使用过的国旗，总理当年上台发言的讲台，以及这部当年用来拍摄新闻记录片的老式摄影机。

　　美丽的万隆并没有因为半个世纪的风雨而减少了容姿，然而当人们把记忆重新拉回到50年前的会场，当年的血雨腥风又仿佛扑面而来。

　　记者：“如果说万隆会议曾经出现过危机，一共有几次？”

　　黄书海（黄书海——时任中国大使馆印尼翻译）：“一共有三次。”

　　康岱沙（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研究室主任）：“整个亚非会议全过程，每一次遇到破裂，关键的时候周总理就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做工作，他提出亚非国家讨论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以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协议，组成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真是影响了与会代表，这个思想一直贯穿了全过程。

　　解说：1955年4月22日以后，万隆会议已经进入了分组讨论，此时个别代表突然并提出台湾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交给国际社会托管。面对这场突起的风波，23日上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有五个发起国及菲律宾、泰国、中国组成的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由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黄书海（时任中国大使馆印尼翻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声明，总理所了三句话。第一，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第二，中国不愿意和美国打仗；第三，中国愿意就解决中美关系问题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解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不断地平息着有可能导致会议破裂的一波又一波浪潮，始终坚持亚非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在“求同存异”的出发点上寻找和平与合作的路径。周总理的每一次发言并不是没有原则，而总是恰到好处地发挥了灵活性。

　　康岱沙：“总理做人的工作真是太辛苦了”

　　记者：“您说的做人的工作是指什么？”

　　康岱沙：“会上出现问题，总理就下来做工作，心平气和地和大家交谈，很多反对派就最后采纳了中国的意见。”

　　解说：经过会上、会下的努力，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赢得的信任越来越大，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将要诞生29国联合公报之前，一些代表因为公报的措辞又引发了争议。

　　黄书海（时任中国大使馆印尼翻译）：“比如有人说“和平共处”是你们共产主义国家使用的名词，他们不愿意接受，想避开。”

　　康岱沙：“大会明天就要闭幕了，总得有个东西吧？是否能够顺利闭幕，当时大家都捏着一把汗。

　　黄书海：“总理就说那好啊，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和平相处”。

　　▲解说：万隆会议通过中国代表团和其他主张和平与发展国家的共同努力，最后终于诞生了一个29个国家一致同意的《十条原则》，这份划时代的《联合公报》完全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为大会取得成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因此就在会议刚刚结束的4月25日傍晚，黎巴嫩大使来到周总理的住地，感慨地对总理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你赢得了每一场战斗的胜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我们发现你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围绕着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

　　解说：“万隆会议”是亚洲、非洲从此改变命运的一次历史性盛会，中国代表团为大会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国际反共势力为了阻挠这次大会的顺利召开，启动了种种暗杀计划，其中4月11日，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在主要搭载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方工作人员，自香港飞往印尼的途中，突然爆炸，机上11名乘客全部遇难，这给尚未召开的万隆会议带来了极大的恐怖威胁。

　　记者：“要暗杀周总理是不是就是为了阻挠周总理去万隆？”

　　庄世平（时任香港地下党员主要领导）：“对，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声音了，强大了，要反攻大陆叫嚣不就没有了可能？”

　　解说： 50年来，“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不久前刚刚解密的中国外交档案揭示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也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到了人们的面前——1955年3月，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台湾特务感到这是一次谋杀周总理的绝好机会，于是策划了飞机爆炸。

　　姚力（时任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秘书）：“‘克什米尔公主号’过去总理就坐过，也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专机，是比较好的飞机。”

　　记者提问：“那就是说，总理本来确实是要坐这架飞机的？”

　　姚力：“对。现在就是蒋介石为什么要下怎么大的狠心呢？亚非会议没有邀请台湾参加，却邀请了新中国，而29个与会国当时很多都是和台湾建交的。所以他曾经对手下人这样说：‘我们的外交是到了危机的时刻’。”

　　解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同时也使周恩来总理的万隆之行陡然加大了危险程度，但中国政府在人为空难之后并没有被恐怖威胁所吓倒，而是很快向大会表示：中国政府一定会按时出席会议。

　　记者提问：“那么总理当时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姚力：“缅甸的总理吴努想在万隆会议前先召开一个6国的小会，要总理去，总理就去仰光了，没有坐这架飞机。”

　　解说：正是因为总理的行程发生了变化，因此尽管为了实施暗杀，国民党特务经过苦心安排，找到了当时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的、一个化名为周驹的人，悬赏60万港币，让他趁11日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机组人员下飞机用午餐的机会偷偷地将四枚美国制造的定时炸弹安放在了飞机上，但是最终他们的阴谋还是没有得逞。

　　解说：总理在万隆的安危直接决定着“亚非会议”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这一点使万隆爱国华侨的心也被揪得紧紧的。出于安全的考虑，代表团当时决定不在宾馆下榻，而是希望借房子住到华侨的家里，于是，根据政府的授意，印尼华侨组成了“印度尼西亚华侨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专门组织、安排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起居、外围保卫等项事宜。

　　邱章龙：（时任印尼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联络部部长）“就是这个地方，但老房子已经改成学校了，那边的树还是原来的。”

　　解说：到了万隆我们才得知，当年曾经腾出自己的别墅给周总理居住的爱国华侨郭贵盛老人已经去世，而当年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郭贵盛一家特别将被褥床单全部更新，夫妇俩则临时住到了酒店。同时为了开展多边外交，总理的住处经常需要接待各国贵宾，因此客厅的沙发座椅、家具家什都需要补充。当万隆家具店的老板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争着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而为了解决交通的车辆问题，万隆至少有160位华侨向“亲委会”申请愿意提供车辆，很多人还表示自已驾驶，这样就可以确保总理的安全。

　　解说：万隆会议到今年已经过去了50年，当年在万隆中华总会的组织下亲身参加了为中国代表团承担后勤和保卫工作的很多人都已经作古，但是在香港我们还是有幸找到了一对年迈的老夫妇，当我们上门进行采访的时候，我发现提起当年为总理服务，两位老人还是那样的激动。

　　记者提问：“您当时是给总理做饭的吗？”“当时给总理做了什么好吃的？”

　　欧阳汶（许东亮夫人）：“印尼烤肉（用印尼语）”

　　解说：因为受到当年反华势力的迫害，过去的几十年，爱国华侨许东亮带着家人曾多次迁徙，当我们感叹为什么当年他们很许多机会和总理见面，许家却只留下了这样两张照片？许东亮的女儿告诉我们，这还是她母亲多少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这两张照片珍藏在自己贴身的衣服口袋里，照片才得以保存至今。

　　解说：在印尼，当年给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做饭的人也大多不在人世，而当记者经过努力打听到一位当年曾经给周总理做过饭的老人至今还活着，可是还没等我们上门，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在得知中国记者要采访她以后，已经让家人带着先找到了我们。

　　解说：在香港，万隆中华总会当年好几位会长的子女如今也都已是老人，大家听说中央电视台正在制作“万隆会议”的纪念报道，约好了集中在一起，盼望着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父辈曾经为万隆会议做过的贡献。

　　房庆宜（万隆华侨总会副会长房延龄之子）：“克十米尔公主号出事以后，万隆华侨很紧张，吃饭就是一个问题——还有牛奶是指定一个客家的华侨，由他挑选最好的奶牛，到总理喝前也要先尝一尝，否则总理要是出了事，今天的中国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记者：“‘万隆会议’期间你们看到你们的父母每天都在做什么吗？”

　　张娟妮：（华侨张容珍之女）：“我妈妈那些日子做的最多的就是给总理住的房间缝窗帘，好多好多，那时总理房里的家具都是借来的，我们家也借出去了一个衣柜，好高兴，到现在还都保存着。那时每天我们都问妈妈今天给总理做的是什么饭？你知道韭菜吧？妈妈说总理最喜欢用韭菜白色的根儿，一点点切碎，炒鸡蛋来吃。”

　　解说：陈柏文，1955年万隆华侨中学的一个普通学生，他在谈起当年为总理服务，今天还认为自己是做了此生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陈柏文：“那时总理原本是要来我们华侨中学接见万隆的华侨代表的，我们就日日夜夜守在学校，结果后来总理没来我们学校，换了广华中学（处于安全考虑）去接见华侨，那我也不后悔，也觉得自己是干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

　　解说：因为有了爱国华侨的支持，“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生活和安全才有了可靠的保障。当时对总理的出行除了印尼政府承担的官方保卫以外，万隆还有数不清多少华侨义务地为总理进行外围值勤。其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记者找到了当年华侨总会的秘书长汪大均，这位老先生当年为了给总理探路，曾经开着私家车，用自己的身体为总理的车队在前方“扫雷”。

　　记者：“您当时紧张吗？”

　　杨秀莲（时任印尼雅加达华侨妇女会主席）：“当时我不知道，那时我们家有四个孩子，他也不想想万一他出了事，我们可怎么办？！”

　　解说：万隆会议期间总理和中国代表团从驻地到会场有一段路程需要步行，“人墙”是我们从汪大均先生嘴里听到的一个词儿，当年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万隆爱国华侨就是自己的生命为屏障来保护周总理的。

　　汪大均（时任万隆中华总会秘书长）：“总理出来，我们就把他包围起来。当时我是记者，手里只有照相机，就把它当作武器，万一遇到坏人就用这个打！”

　　解说：印尼和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即使是50年后也没有改变。当年在万隆，许许多多华侨就是为了看一眼总理而日日夜夜等候在总理的住处和往返开会的道路两旁。

　　范淑岚（中国时任雅加达总领事馆赵仲时的夫人）：“路上前三层，后三层呀！就是要看总理。”

　　张婉媚：（华侨张容珍之次女）：“当时我们都是学生，大家每天都比着谁看到总理的次数多。我数阿数，一共见了总理20多次”

　　解说：也是在印尼，曾经带着记者去寻访总理住处的邱章龙老人向我们忆起了他当年曾经亲眼看到的感人一幕，这让我们明白了华侨为什么对总理那样的爱戴。

　　解说：回首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国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道路。“万隆会议”使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显示了这个亚洲大国的气度与风范；周恩来总理为推动会议成功做出的贡献至今依然发挥着深远影响；“万隆会议”作为亚非各国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一个伟大壮举已经载入了史册；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也形成了战后，全球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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