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问]专访牛津大学校长柯林·卢卡斯
作为著名高等学府和世界重要学术机构,牛津大学与中国的知名大学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近两年牛津大学表现出了对中国学生不同以往的关注与热情。2003年2月和2004年3月,牛津大学两次派出豪华教授访问团直接来中国进行了录取工作,每个报考的学生都可以与相关专业的教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而这种方式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从2002年5月到2003年7月期间,就有包括耶鲁大学、莫斯科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来京进行了访问,显然,中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世界知名大学关注的焦点。
水:上一次,当我在北大采访您的时候,北京大学授予您荣誉博士的称号,这是您第三次来到北京?最近我听说很多大学包括牛津大学,多次派出很多人员,像您这样的访问团,来中国招收学生,似乎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关注中国的生源,这说明什么呢?是说中国学生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还是出于要获取更多优秀的学生的竞争?
卢:我认为这中间有许多因素,其中一点就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一流学生非常得优秀,我们招收中国学生的历史很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牛津就有中国学生,更早的时候二三十年代也有,你也许会把这个称之为竞争,我承认这是一种竞争,但是美国如果缺少了来自各地的优秀学生,也不会这么发达。
水:但是我注意到很多谈论为什么与英国的大学相比,中国学生更愿意选择美国的大学,我想问的是,在您眼中,美国的大学和英国的大学相比,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
卢:我认为美国的一些一流高校在某些方面做的确实非常出色,这点毫无疑问,我曾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当了好几年的教授,我认为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人生一段非凡的经历,我也相信许多美国大学也在招收中国学生,但是我认为牛津大学向学生提供的教育环境不会比美国的大学差,我认为牛津的长处在于他给予学生全情的关注,来这里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从教授那里得到的关注会比从美国学校教授那里得到的关注多得多,授课团体较小,整个教育氛围是有激励机制的,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美国高校的学生我们的学生相对起来心情比较孤独,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有帮助性,协助性的,更人文更人性的。
水:中国的教育面临着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学,像北京大学,已经开始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您觉得大学,包括中国的大学,应当怎么处理这种旧有传统和新时代的关系,应当如何面对?
卢:一所大学的目标就是创造高质量的科研和教育环境,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它必须适应时代环境。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任何古老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东西,有些方面必须进行改变,因为它对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没有帮助,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坚持下来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事情应该以一条标准来衡量,那就是它是否能也利于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如果能,就保留下来,如果不能,就把它改掉。
随着全球化对教育产业的侵入,中国也开始进行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北京大学一马当先,率先举措,然而这却引出了轰轰烈烈的大争论,甚至出现了改革与不改这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对立。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要教员干什么,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大学理念的实现,这些都成了中国大学乃至世界各国大学应该思考的问题。
水:在您上次来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您曾经说对于一个上过大学的人而言,最好是你得到了真理,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没有得到这些,那么上大学的几乎没有什么收获,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卢:我的意思是说作为学生,意味着要学习获取新的知识,学会领会很难领会的事物,使你的大脑进行更负责而缜密的思考活动,学会在各种选择面前做出抉择,并将其转化为行动,我认为这些能力将有助于你的人生,使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会这些,我认为这是生命的一种浪费。这就是大学对学生的作用。
水:像您在采访一开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让思想自由的地方。您有些的演讲以21世纪的大学这样非常宏大的话题的作为题目,在您的心中,在新世纪中,大学面临的挑战和应当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
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您认为未来是什么样子很难预料,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很快地发生着变化,知识体系和经济体系也在发生变化,新思维、新的行为方式、新技术使我们要采取从未采取过的应对方式,要求我们不断地变化,20年前所有的大学看上去没什么区别,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差不多,教授和学生的年龄也相近,大都是18、19岁,但是现在大学里学生的构成非常不一样,也承担了不同的职责,所以我认为一所大学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完全取决于它是怎样类型的一所大学,像牛津、北大、清华这样以研究为主的院校,他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机智灵活地去适应时代的变化,能够看清在未来的世界里真正有价值从事的事业是什么,这就意味着这些院校必须进行改革,改变他们对院校教职员工这一概念的理解,改变对学生的教育方式,必须清晰地认识每一所学校所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是什么,我们是面临挑战的学校,必将发生改变。
水:你认为像牛津或中国的大学的机制变化得有多灵活?你认为他们变化的速度够快吗?他们的机制够灵活吗?
卢:我认为他们的变化都很快,在过去六年里牛津发生了许多变化,牛津在结构组织、科学研究、学科研究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在中国高校里发生的变化也非常大,中国高校在管理机制、教师的组织形式、学生的教育方式和新学科的开发,对一流学校的投资等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是否已经有了灵活的机制来顺应变化呢?我是一名历史学专家,所以我能说的就是历史会见证一切。
水:很好,很高兴和您交谈,非常感谢您。
责编:刘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