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美很清楚中国对台湾问题感觉强烈

央视国际 (2003年11月26日 12:40)

　　中新网消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11月5日在中美关系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台湾问题在我们与中国朋友交换意见时，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我们很清楚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感觉是多么强烈。

　　他说，和平解决中国与台湾的分歧仍然是我国持久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私下的议程。除了我们唯一的政策，即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外，我们没有其他议程。这是一项明确的和原则性的政策，它几十年来一直行之有效。

　　在这次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举行的会议上，鲍威尔与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美国前总统布什等名流就中美关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探讨。他在长篇讲话中说，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这种关系正在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不仅是在双边意义上。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在忠实的朋友和过去的敌人都面临一系列挑战的世界中，美国认为更有必要同中国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分歧为主的关系。

　　鲍威尔认为，过去三年来，美中两国一直在走发展合作的道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局限在口号上。双边关系之复杂是无法由口号来表现的。这是一种蓬勃发展的关系，有很多领域的合作，对有分歧的问题开诚布公。我相信，今后五年，美中关系将会有巨大的发展，双方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将推动重大国际事务的进展。

　　附：鲍威尔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

　　……我是阿尔玛·鲍威尔的丈夫──(笑声)──回到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参加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是我莫大的荣幸。谢谢你，总统先生，谢谢你亲切热情的介绍。

　　参加这次会议的确是一种荣幸，这次会议将回顾过去，审视现在，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将展望未来。我对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乔治·布什政府学院、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基金会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表示赞赏。

　　与会人士的声望、会议议程的范围和来自各界的在座人士说明，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这种关系正在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不仅是在双边意义上。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在探索在全球关注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新途径，不论是在解决冲突或抗击恐怖主义方面，还是在能源问题，甚至是流行病问题上。

　　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不久前在访问中国时，对将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清华大学学生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上升之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兴起"。我们欢迎中国的兴起。我们不会感到受威胁。我们鼓励中国的兴起。

　　因此，举办这样的会议正合时宜，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举办这样的会议尤其适宜。让历史记住，总统先生(注：老布什总统)，你曾在那些常常是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富有远见卓识，坚持不懈地提倡同中国建立一种清醒的、有建设性的关系，不害怕向前推进。

　　还有其他很多人参与了这种关系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在会上听到了一些人的名字。但出席会议的知名人士太多了，我无法一一介绍。不过有一个人值得专门介绍，他就是我的好友，坐在我身后的亨利·基辛格。亨利被作为缔造美中关系新纪元的总设计师之一载入史册。亨利，如果不是你和尼克松总统成功地同中国恢复邦交，举办这样的会议恐怕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美中两国都应当向你表示深深的感谢。国务卿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感谢你。

　　(掌声)

　　多年来，亨利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并给今天在座的很多人提出过明智的建议。……

　　总统先生，你和其他很多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士，当然绝对包括钱其琛副总理在内，富有远见，经受住了过去30年来美中关系的风风雨雨。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是一名年轻的陆军中校，当时我们的关系正处于富有希望的初始阶段。那是1973年夏天。当时我在白宫工作。我想我是自革命以后访问中国的第一批军官之一。两年后，在总统先生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时，刚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乔治·W·布什去探望你，停留了六个星期，并庆祝了他29岁生日。而当时钱副总理刚刚开始外交官生涯，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参赞。

　　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代。那是乒乓外交的时代。那是把大熊猫作为使者的时代。那个时代慢慢地把美国和中国拉近了。但真正使我们开始合作的，是我们两国都对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帝国，所具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我们对苏联抱有的深深疑虑。事实是，那时的美中关系不可能是广泛的，也不可能是深入的，因为我们有着产生分歧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闭关自守。

　　但我们开始向前推进。我们对苏联的担忧把我们连在一起。让我们把时间迅速带到1989年，那时总统先生进入白宫。钱副总理担任了中国外交部长。你不久后任命我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时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中国开始进行重大经济改革，正在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贸易国之一。它开始越来越对外开放。但随后，我们两国关系的首要战略前提突然消失了。民主变革遍及东欧和中欧，苏联帝国解体了，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本来要永久存在的政权在短短几个月之间就崩溃了。

　　中国和美国都认识到，我们必须开始为发展美中关系奠定一个新的、更牢固的基础。总统先生，在你的回忆录《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你雄辩地表述了为此而努力的决心。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当苏联作为一个对两国的威胁而不复存在时，必须有一个建立信任的新基础。但就在你刚开始努力时，在1989年6月，在你任总统仅仅五个月后，中国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使这种努力中断。它们停滞不前了。因此，在1990年代的大部份时间里，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我们之间关系的主调。

　　迄今为止，中国和美国之间仍有很多原则问题有待解决。我们不能也不会忽视它们。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就我们的分歧和我们的共识进行坦诚的对话，像朋友一样交谈。而且，在忠实的朋友和过去的敌人都面临一系列挑战的世界中，美国认为更有必要同中国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分歧为主的关系。布什总统力求同中国建立的正是这种关系。我们知道中国也抱有相同的目标。

　　实现这种关系的远大前景并非易事，但中国为自己做出的选择使这一点变得更为重要。一个迅猛发展的中国选择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正在采纳WTO的规章。而且中国正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开始在政治和安全等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领域都足以让我们力求同中国建立一种更持久的关系。

　　但是，通向那种更为持久的关系的道路并非总是顺畅无阻。2001年4月，在我担任国务卿不久，一架中国战斗机与我们的一架侦察机相撞。我们曾想，那个事件会不会使我们对建设性关系的希望连同我们的飞机一道坠毁。很多人是担心的。很多人说，这简直就同昔日的情形一样。这是对我们双方领导人的一个初期考验。美国驻中国大使乔·普理赫当时在北京做了杰出的工作，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和我以及我们的各组人员同中国的各组人员在两个星期内进行了紧张的努力。我们双方都为解决问题而努力，因为我们知道，不能让这一个事件，无论它是多么悲哀，多么令双方失望，影响到未来，影响到我们相信将展现在未来的关系。

　　我们的双边关系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我们实际上从那次危机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在那两个星期中的行动，其实为我们的关系出现大幅度改善铺平了道路。祸兮福所倚，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从那以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在向上发展，始终向上。没有再出现低谷。这种关系的特征是频繁的接触，即布什总统在开场白中提到的那些重要的个人接触。

　　仅仅在最近的两年里，我们两国首脑破天荒地有过四次会晤。我跟我的中国外交部同事、朋友和李部长在这两个月内会见了五次。我们有不断的电话交谈。昨天清晨，大约早上六点，他就到尼加拉瓜找我(笑声)。我们已不拘礼节。回想起当初我刚刚上任时，由于12小时时差的关系，我要跟中国外交部同事唐部长或现在的李部长电话交谈，通常要经过事先安排。我每打一次电话，需要大约24小时、甚至36小时才能安排好，谈话要点都有准备，所有人都知道对方要说些什么。这些通话中有某种拘谨。

　　但是，我开始如此经常地给他们打电话，中国方面觉得很难准备谈话要点；由于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打电话要谈什么事，所以他们不知道要写什么谈话要点。慢慢地，他们说，唉，算了，他什么时候来电话就什么时候接。(笑声)我们的关系已变得如此不拘礼节和接近，以至大约一个月前，外交部李部长给我打电话，我碰巧在家里。那是星期六，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我的通讯中心告诉我中国外交部长李先生在电话线上。于是，他被接通，我们开始交谈。双方的译员努力确保我们彼此完全理解，而他的英语其实绝对流畅。

　　这时，我的两只狗突然叫了起来。我那两只约克夏(犬旁+更)开始吼起来，它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人在按门铃。阿尔玛·鲍威尔在楼上嚷道："开门去！" (笑声) "我怎么办？" (笑声) "部长先生，我一会儿就回来。" (笑声)记笔记的人完全摸不着这段对话的意思，但这真实地说明了我们关系的实质。彼此像跟朋友一样交谈，坦率地说话，直截了当地说话。不用转弯抹角。这就是友谊的含义。这就是强有力的伙伴合作关系的含义。

　　我的四位内阁级同仁──财政部长斯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普森、商务部长埃文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泽奥利克──在过去八周内都访问了北京。

　　上周在华盛顿，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和我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

　　高层会谈正在变得如此频繁，它们已经不再被新闻媒体视为新闻或重大事件。这是对的，因为"真正的"新闻是我们一起所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我们举行了会晤。

　　朝鲜的例子生动地说明我们共同能做的事情，以及美国和中国正在以仅仅几年前还不可想像的方式所进行的合作。在涉及朝鲜及其核武器企图和项目等问题上，我们正在进行合作，向平壤领导层发出一致声音：平壤必须履行其国际义务，必须立即以可核实、不可逆转的方式终止其核武器项目。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核武化的朝鲜半岛。

　　今年八月，中国主办并全面参与了在北京进行的六方会谈。在努力将朝鲜纳入正式外交轨道方面，中国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六方会谈期间，该地区有关各方，包括我们的盟国──日本和韩国，也包括俄罗斯──都坐在谈判桌前，提出我们的共同利益。

　　许多人说这行不通。许多人说这不可能。许多人说布什总统应该放弃多方会谈的希望，只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他们说朝鲜决不会同意任何别的条件，中国在扩大对话方面不会发挥作用。但事实上他们错了。中国确实发挥了作用。

　　今年三月，我会见了当时的中国外长唐家璇，我重申了布什总统的意思：中国需要在处理这一地区问题上承担起它的责任。就在第二天，中国副总理，他今天正坐在我们这里，就飞抵朝鲜并传递了这一信息，即：除了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由该地区所有国家完全参与的多方会谈，别无选择。我要再次感谢副总理为促成这些会谈所做的重要贡献。

　　一个以这种方式建设性地与我们、并连同日本、韩国、俄罗斯等该地区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的中国，是一个能激发起自己人民的信心并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的中国。

　　正如几周前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期间提到的，布什总统向胡锦涛主席表达了我们将如何推进与朝鲜进行谈判的最新构想。在那次会谈之后，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先生前往平壤，与朝鲜方面就此进行了讨论。他带回确定的信息：朝鲜方面原则上愿意再次朝六方会谈迈进，六方会谈可以交换看法，提出新构想。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朝鲜人需要终止其核项目。朝鲜方面期望我们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向其提供安全保证。我坚决认为并且相信，如果我们继续这一系列的多方磋商，各方都坐到谈判桌前寻求解决方案，那么外交解决是有可能的。

　　这充份显示了中国在地区和在世界舞台上，通过与我们合作而不是竞争所正在发挥的领导作用。

　　我想来谈谈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为全球反恐怖主义行动所做的贡献。这是我们伙伴关系的实际性质的又一个例子。中国投票支持了安理会反恐怖主义的所有关键性决议。中国公开支持我们在阿富汗消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动。比中国提供的政治和外交支持更令人欢迎的是，中国还提供了具体和实际的支持，保证为阿富汗人民提供1.5亿美元的双边援助。

　　另外，中国在困难的伊拉克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我与李外长以及在他之前的唐外长，就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做了大量时间的共同努力，中国去年秋季在通过第1441号决议的努力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决议警告伊拉克，我们不能容忍它继续实质性地违反其义务。

　　中国还在自战争开始以来的第1483号、第1500号和最近的第1511号等三项决议中支持了我们。在最后这项重要的决议问题上，整个国际社会又走到了一起，支持积极推进早日实现伊拉克主权的计划──即实现伊拉克人领导下的主权，但要采取现实的方式，建立一个民主的、与其朋友和邻国和平共处的伊拉克。

　　我希望中国将会顺利地帮助我们迎接在为伊拉克人民带去希望、为他们提供物质援助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你们许多人可能也了解中国与我们进行合作的许多其他方面。我们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对话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在产生积极的结果。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是如何为保卫我们两个国家而共同努力的。今天，中国和美国海关人员在上海和中国其他港口并肩工作，对数以千计的集装箱进行预检，以确保我们了解进入我们的港口和在我们这里上岸的货物。中国正在帮助我们保卫我国国土。这使我们大家，使我们两国和我们所有各国更加安全，减少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我们两国正在展开合作的另一个领域听起来似乎与政治无关，与伊拉克人民无关，但它对于中国人民、对于美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福祉都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应对传染病的危险。

　　中国在今年初有着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严重经历，这给所有国家带来了一次迎接传染病挑战的教训。我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称为今天世界的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给加勒比、拉丁美洲、次大陆，特别是非洲的数千万男女老少带来生命威胁，当然，它对中国也是个威胁。

　　中国政府在正视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美国告诉中国，我们随时准备提供帮助。我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米·汤普森上个月在中国谈到，布什总统有意在防治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其他健康议题上扩大我们的实际合作。我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正在当地与中国卫生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我国国家卫生院为中国提供赠款1480万美元，帮助中国更新卫生保健基础设施。

　　朋友们，21世纪的美中关系正是要建立在对地区和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具体合作之上──通过每个议题、每个经历、每个挑战、每个行动计划、每个项目。

　　我们将欢迎中国更积极地参加到世界事务中来。我们也期待中国接受关于贸易、武器扩散、人权、商务和信息的开放和透明度的世界标准。建立并维护一个健康全面的关系有益于美国，有益于中国，有益于这个地区，有益于国际社会。

　　这些日子以来，成为媒体焦点的是我们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但我们需要把这些经济问题放在恰当的角度来看。我们两国的经济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我们2002年的贸易达到1470亿美元，我们预期2003年我们之间的贸易将增加大约20%。中国是我们的第四大贸易夥伴，是我们的第六大、并且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担心，并且仍然受到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制造商面临的市场准入问题、以及为非市场调节的汇率问题的困扰。

　　布什总统与我的好朋友杰克·斯诺部长、埃文斯部长和贸易代表泽奥利克最近几周以来向我们的中国朋友一再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向中国发出的信息是，我们的商务接触必须共同有利于两国的繁荣。我们在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时，将要求中国履行它对世界贸易组织承担的义务，我们将以自由贸易和开放性市场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另一个引起担忧并存在分歧的领域是扩散问题。我们对中国最近在阻止出口可被用于北韩核武器项目的化学品这一问题上表现的合作感到高兴。中方制止了这些化学品的出口。但是，我们在这一具体事例上所取得的成功给双方的合作提出了一个更为高得多的标准。中国大力执行其出口控制措施并最严格地监督参与这种贸易的中国公司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的利益的。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愿意看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通过就这一共同利益采取行动，中国可以使防扩散问题从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

　　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与中国朋友交换意见时，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我们很清楚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和平解决中国与台湾的分歧仍然是我国持久利益之所在。

　　布什总统多次表明了这一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私下的议程。除了我们唯一的政策，即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外，我们没有其他议程。这是一项明确的和原则性的政策，它几十年来一直行之有效，在美中三项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中都得到了阐述。

　　我们十分认真地对待向双方所作的承诺和承担的义务，我今天要在这里向我们的中国朋友再次重申这一政策。

　　我们欢迎海峡两岸正在进行的大有希望的民间努力，我们希望看到大陆与台湾间更多的民间交流。然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大陆在台湾对岸的军事集结，因为这一行动发出了截然不同的信号。中国究竟是选择用和平手段还是用高压手段来解决与台湾的分歧，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与其邻国的关系及与我国的关系中寻求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中国本身的前途、对我们的双边关系、乃至对整个世界都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领导人如何对他们本国公民的愿望做出反应。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我们希望看到它们所规定的义务得到履行。只有通过让中国人民非常、非常自由地思想、发表言论、集会和信仰宗教，只有在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充份发挥其公民的聪明才智，才能充份发挥其作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全部潜力。

　　过去一年来，有一些犯人获得释放，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对中国在向我们所作的某些保证上出现倒退感到失望。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恩·克拉纳上周在中国就这些问题举行了会谈，我们希望就这些问题的讨论将导致中国真正改变做法。

　　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些问题，有时还提出批评，这反映了双方关系的牢固。真正的朋友就应该如此交往。真正的伙伴就应该如此相处。

　　中国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整个世界都将来到北京。中国将有历史性的机会，向世人显示中国不仅日益繁荣强大，而且日益公正自由。

　　中国选择如何运用其财富和日益增强的影响，最终将由中国自己决定。

　　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将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行动，看一看这些行动是否有助于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繁荣和维护人的尊严。

　　就我们来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共同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希望、使他们的子孙后代能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过去三年来，美中两国一直在走发展合作的道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局限在口号上。双边关系之复杂是无法由口号来表现的。这是一种蓬勃发展的关系，有很多领域的合作，对有分歧的问题开诚布公。我相信，今后五年，美中关系将会有巨大的发展，双方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将推动重大国际事务的进展。

　　乔治·W·布什总统说得对："美国确实需要同中国建立清醒的、有建设性的关系。"这正是我们本届政府成员正在做的。乔治·W·布什还说得对："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兴起。"这样的一个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伙伴，应对21世纪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和实现两国人民对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的最高愿望。

　　让我们共同怀抱这一理想，让这一会议有助于实现这一理想。谢谢大家。

　　(掌声)

责编：常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