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的名义》反馈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18日 16:45)

　　李宏卫

　　“我叫大伟，是个同性恋，我和大家一样，希望找到自己的真爱……”大伟看着镜头，像一个平静的少女，眼里闪着纯洁的光。

　　二十三岁的男孩大伟现在孑然一身，曾经的几个同性伙伴都先后离去，真爱没找到，更残酷的是，他感染上了艾滋，从西北到北京读大一的他不得不中途退学。“可能还是第一个伙伴吧，”大伟轻轻地说，“那时刚到北京，好不容易找到个伴儿，又爱得不行，总觉得让对方戴套显得不够真诚，所以……唉，都不知道现在他人在哪儿呢。”

　　那个闷热的下午，我们在“五月花”酒吧，开始了对同性恋人群的采访。十几个人散落在酒吧的角落，没有一丝声响。我看到那个沈阳“朋友”俱乐部的负责人，一个三十来岁戴着眼镜身材敦厚的男子，他听得聚精会神，依偎在他肩头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斯文男孩，他已安静地睡着了，可手却还紧紧地扣着他依偎的人……我悄悄地问范铭，“他们是（同性恋）吧？”范铭神秘一笑，眨巴了一下美丽的眼睛，“这屋里除了我们摄制组的五个人，都——是。”

　　到青岛的第二天，我们见到了小赵。“告诉你们吧，如果一个同性恋者跟你说他曾有一千个性伴，你千万别不信。”在波涛汹涌的海边，他说。

　　二十二岁的小赵来青岛找张北川治病，肛肠科，就是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男孩，频繁地通过网络和同性约会，每天如此，有时一天三、四人，差不多一年了。他解释道，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同性伙伴简直太难了，你真心了，别人不一定真心，而别人真心时，你又觉得不太中意。再说，这种遭人歧视的行为，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空间给双方从容地相互了解和适应？这样，大家便都放松心态，轻装上阵，就像在商场里买衣服，试穿一下，不合适便匆匆走人，决不纠缠，即便以后在圈子里遇到了，也会当什么都没发生，擦肩而过。当然，那种玩弄感情、寻找刺激的有，而那种两人携手的天长地久，也听说过，但凤毛麟角。

　　只能这样了，憧憬的是一种不为环境所容纳的爱情，以一种潇洒的心态，最起码，满足了欲望。

　　我看到海边栈桥上那牵手走过的一对对深情男女，脸上淌着无尽幸福的他们，可否知道，这世上另一类爱情的无奈与挣扎。

　　有的爱可以在朗朗晴空下演绎着炽热和缠绵，有的爱却只能深藏于内心和角落，偶尔才可享受来之不易的片刻甘甜。难道，源自生命的欲望本身，也有高尚卑微、光明黑暗之分？

　　小文是张北川介绍来的，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刚刚离婚，前夫是个同性恋。她同意接受采访，但要求图像必须作处理，态度来不得半点商量。“要看不出来是我。一来是为保护自己，二来他还得在单位工作，大小也是个领导。”她依旧用一个惯常女人的情感，维护着她的同性恋前夫。

　　她和他八年的婚姻，仅有的几次夫妻生活。她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六岁了。

　　然后就是两个人的战争。八年。猜忌、较量、中伤、争斗，无尽的孤独与眼泪。在丈夫最初的几次躲避后，小文的自信遭受很大打击，觉得身为女人没有魅力，很失败。后来，她开始怀疑丈夫的性取向，也曾直率地问过他是不是同性恋，丈夫矢口否认，但依旧躲闪她。“他这个人啊，在单位黄段子说得天花乱坠，显示他如何男人啊，如何好色啊，可一回到家里，连看我的眼神都贼怯怯的，不是一声不吭就睡，就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上网……”

　　一天晚上,她偷偷地打开丈夫的电脑,全是同性恋的内容……

　　第二天早饭，小文对丈夫说，“你就是同性恋，我看了你的电脑，你承认吧。你输了。”

　　丈夫默不做声，仰起头，一片沉寂之后，两个人泪流满面。

　　世界上最惨烈的事，莫过于两个相遇的身体，它们曾经亲密，它们相互折磨。

　　人群中的同性恋者到底有多少？崔子恩的数字是25%，尽管这个数字后来被证明有些别有用心（我认为崔老师在努力夸大自己的阵营），但无论如何，一个庞大的数字。喜爱同性的他们，每天与我们结伴而行，坐公车，挤地铁，上班，谈笑……也许，他（她）就在身边，是爽朗宽厚的丈夫和父亲，是温柔贤惠的妻子和母亲。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了解，他们露出的灿烂笑容，是否真的开怀。

　　又想起那天青岛的天空。海边的天气多变，原本的晴朗刹那间被乌黑的云团翻滚着吞没，海风呼号，只听得见隆隆的闷雷和遥远的汽笛。海面聚集的雾气像一堵整齐的墙，将视线遮蔽，模糊了远处的船舶和楼宇，于是，一切便无可奈何地被置于朦胧暧昧之中。只有那闪电，从未见过如此清晰耀眼的闪电，它锋利地撕破沉寂的天幕，深邃得像是可以延伸到天际之外……白光之下，我抬起头，穿过那雾之墙，一道闪电正飞快划过黑黑的乌云，飘雨的天空，竟那样绚丽。

　　像是从远方飘来的歌曲，“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重来……”

　　爱，终归美好；我们的爱，如此变幻。

　　2005．8．6

责编：王丽华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