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一位导弹司令和一个大国的标志(图) 
——追记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杨业功同志
央视国际 (2005年07月26日 13:07)

　　人民网记者 史江民

　　2004年7月2日，一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共和国导弹部队历史的军人，走完了他最后的军旅生涯。

　　他，来自一支“神秘”部队。这支部队，系国家安危于双肩，被称为一个大国的标志。由毛主席亲手缔造，周总理亲自命名。

　　弹指一挥间，这支部队，已羽翼渐丰。它用自己的强大，威慑着某些霸国和分裂势力从未间断的挑衅。

　　这，是第二炮兵；

　　他，叫杨业功。

　　一位大学生军官说：“跟杨司令三年，知足。他改变了我。我不再以金钱、舒适论英雄。大学毕业，没留京，很失落。现在，我就想成为他那样的军人，枕戈待旦，戎马一生。共和国有他，是党国之福、人民之福、官兵之福！”

　　“军人不思打仗，就是失职”

　　环球事，变数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虽已过去了60年，但保卫和平仍然是沉重而艰巨的责任。

　　中国需要和平，也需要振兴。保卫和平的重任，勇士总是走在前列。

　　为了更好的谋发展、求和平，英雄的第二炮兵奉命组建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某新型导弹旅。时任基地副参谋长的杨业功成为其中的建设者。

　　“少人才、缺装备、无阵地、没经验。白纸上绘蓝图，难啊！”当时的“种子队员”、现任基地参谋长高津感慨万千。

　　人才是建军之本。“种子队员”迅速被严格选出。杨业功组织部队进厂跟踪新武器生产，学习操作和指挥技能。“武器未到，队员就在纸板上练操作、记口令。武器一到，即会操作。”他以超常措施培养人才，编写指挥程序、教材，超前探索模拟、仿真、心理训练方法。人才储备初具规模。

　　建阵地紧迫。“有时勘察阵地，一天要走数十公里山路。冒酷暑、穿密林、打蚊虫，说多苦有多苦。”杨业功坐越野车有时一天要跑1000多公里，上下车超百次。吃不好饭、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是常事。年轻人都感到受不了。他没日没夜的操劳，用脚丈量无数阵地。部队组建当年，即形成战斗力。

　　这支新型导弹部队在执行任务时面临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杨业功率队进入“倒计时”状态。正值高温，山区环境恶、条件苦，他几乎连轴转。为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他白天勘察、晚上设计。战友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劝他休息，他动情地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进度只能加快、加快、再加快，不能有一刻懈怠！”七天时间，硬是完成了平时30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确保了任务的完成。

　　真正的军人能够经受反复的锤炼。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者。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举世震惊。“我们也有导弹！我们的导弹在哪里？”国人对子弟兵充满期待。

　　这一年的6月，杨业功走上司令员岗位。使命，把这位共和国军人推上时代风口浪尖。

　　面对强权主义暴行，杨业功对身边人员讲：“国富，才能兵强；军队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对我的任命，与其说是下了一道命令，还不如说是发了一张考卷。”他在《晋升职务后的喜忧》一文中写道：“基地地位特殊、任务特殊，搞得好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搞得不好就愧对祖国和人民。”

　　杨业功更忙了。他说：“我不习惯坐下听汇报。唯有实践，才能知己。指挥员不熟悉自己的每个战场，指挥打仗心里就没有底数。”但部队驻地高度分散，谈何容易？

　　2002年12月的一天，杨业功在某地勘察，突然天降大雨。随从人员劝他避避雨，他怎么也不肯，坚持打着雨伞带大伙冒雨作业，直到下午一点半，才和大家一起躲进小木棚，用方便面充饥。随后，又投入到勘察之中。

　　2003年8月的一天，某旅用多媒体汇报阵地部署情况。杨业功突然指出：“这个阵地位置标错了，应该在路南。”在场的人很吃惊，拿出原始资料核对，果真如此。他严肃地说：“如果这是战时，可就犯了误国误民的大罪。记住，只要是与作战训练有关的事，不管多小多具体，都要把他看成大事，力求做深做细做扎实。”

　　担任司令员的几年间，基地建设呈幅射状快速推进，人才出现“裂变”效应，圆满完成多次重大任务。这支部队，在担负保卫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中国军队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着坚强的安全保证，第二炮兵成为共和国军事实力的重要象征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

　　他说：国家没有作为，就会受到欺负和侵略。和平崛起的中国，没有实力，难谈和平。

　　和平只是战争的间隙。杨业功说：“军人不思打仗，就是失职。”

　　“要打胜仗，就要做到丝毫必纠”

　　过硬的部队需要过硬的指挥员。而对一支高科技部队来说，过硬的作风同样重要。

　　杨业功说：部队是要打仗的，低标准就会打败仗。真正的高标准是战斗力。

　　为把部队锻造成劲旅，杨业功用行动做出表率。

　　国庆五十周年阅兵，杨业功担任二炮阅兵大队大队长。训练时，他说：“你们看我的，我做不到，你们可以不做；我做到的，大家也要做到。”

　　参加过阅兵的王延良说：“司令员与我们一起站军姿，不管多热，一样穿夏常服，早上起来总是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检查内务，总是第一个让人检查，不搞半点特殊。”

　　某旅营长李钟明感触颇多：“有一次，领导来看操作表演。操作前，我提出这是表演，动作不一定非常到位。他当即批了我一顿。说操作任务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把操作当打仗，来不得半点虚假。他说，要通过演示，提高训练。当时，我感受不深，现在想起，很自豪。跟司令员学了不少东西，我现在带队，就是先抓作风，这是受他的影响。”

　　在许多人看来，司令员抓好大事就行了。但在杨业功眼里，只要与工作有关的事，哪怕一个小数字，都必须准确无误。

　　一次，基地原后勤部长张宝岐拿着宣传橱窗的预算表给他看，没想到受到了批评：“预算怎么都是整数，没有零头？”

　　一次任务中，某旅一名指挥员随便目测了一下方向定位线。杨业功问：“精确吗？”指挥员答：“差不多。”话音未落，杨业功便发火：“差不多是差多少？马上重测！”事后，训练按战时标准测定位线被写入专业教程，沿用至今。

　　新型导弹部队新建阵地点多、分布面广。没有人想到，杨业功会一个一个验收。每次都要用仪器测、用笔算，稍有偏差就要求返工。

　　2003年4月，二炮首长到某旅检查工作，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全旅官兵都很高兴。没想到，杨业功上午送走首长，下午又返回该旅，杀了个“回马枪”。他说：不是我多事，而是有些地方我没看到，还是有些不放心。然后，他对训练和革新器材、阵地伪装等重新检查了一遍，指出十多个“小”问题，要求整改。

　　他说：“战场无小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打胜仗，就要做到丝毫必纠。”

　　不留下一个死角，不放过一处隐患。这是杨业功的工作标准。

　　“要拿着放大镜找问题，解决问题于萌芽之中；要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摔打部队。”是他常讲的两句话。

　　基地官兵这样形容杨业功：“说话简短，声音洪亮，走路如风，用餐不超过20分钟……”

　　“他总是忙。有时，我菜没炒完，他就离开了餐桌。”相伴多年的爱妻杨玉珍说。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他说：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自从担任司令员后，杨业功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身上有种浓烈的硝烟味。

　　2001年底，杨业功在某地参加完会议，即飞往某市，当天又乘火车前往数百公里的某旅。一下车，就直奔阵地，天黑才回到营区。连续数天，他走遍了该旅所有作战阵地。接着，又不顾疲劳赶往另一单位，坚持讲了一堂军事课，累得差点晕倒在讲台上。

　　回忆两年前的往事，曾在杨业功身边工作的战士郭化雄潸然泪下：“杨司令经常加班到凌晨才回家，好多次，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都是首长把我叫醒的。”

　　他说：在规定的时间表里，只能前赶，不能后拖。

　　想打赢、谋打赢、能打赢成为杨业功和他的战友天天思考的主题。

　　共和国有这样的军人，人民，应当欣慰。

　　“要把工作当学问做”

　　用知识武装起来的部队，最有可能胜利。

　　杨业功常说：“要把工作当学问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杨业功，以学带兵，带兵学习。学技术、练作风、长士气在基地蔚然成风。

　　“人之不学，犹谷未粟，米未饭也。”书法造诣颇高的杨业功，曾给一位干部写下这样的字，与之共勉。

　　面对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导弹武器，杨业功强烈意识到学习对自己的特殊意义：成为合格的指挥员，必须首先成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领头雁”。

　　2002年，已57岁的杨业功参加军事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学习。有人劝他：“已快花甲，工作忙，身体也不是很好，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

　　他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对高技术条件下一体化作战中的诸多问题一知半解，参加学习，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他涉猎广泛，学以致用。

　　细读他的研究生作业论文，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高度重视军事科学研究》、《高科技的进步与作战理论的发展》、《对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几点思考》等，篇篇闪烁着智慧之光。

　　他的书柜，像百科全书。四大名著、《十万个为什么》、《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列宁军事文集》、《毛泽东与他的将帅们》、《刘伯承指挥艺术》、《彭德怀自述》等应有尽有。在这些书中，关于伟人和军事的书占了多数。

　　1963年，那是一个崇尚英雄和充满理想的年代。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这一年的8月，18岁的杨业功告别家乡，怀着一个军人的梦想，成为一名导弹操作号手。军旅生涯第一年，个子不高、面目清秀、身体瘦弱的杨业功脱颖而出。在团的专业比武中勇夺桂冠。从战士、班长、排长、参谋、作训处长、旅长、基地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到司令员，在英雄和理想的感召下，他靠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指挥员。

　　杨业功从书中获取知识，更在书中坚定信念。他把学习当习惯。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他总有“高招”。

　　实弹造价高，训练成本大。2001年，杨业功提出研制“缩比弹”的想法。他请教专家，多方求证。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缩比弹”研制成功。大大地提高了训练效率，锻炼了部队实弹发射能力。

　　他不抽烟喝酒、不喜应酬，却酷爱读书。无特殊情况，每晚至少学一个小时，双休日学的时间更长。

　　为尽快掌握新武器，杨业功努力学习信息、航天、生物、导弹、指挥自动化等方面的知识。他勤学苦练，在较短的时间掌握了指挥、控制等六大专业的基本内容，成为一名既懂指挥又懂技术、既懂装备又懂操作的“指技合一”型高级指挥员。

　　他学习技术，更研究部队思想。有次调研，杨业功发现，个别官兵弱化了训练的紧迫感。在基地工作会议上，他联系自己学习的体会，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的战斗队思想。这次，喜欢讲短话的他，“违例”讲了一个多小时。

　　杨业功走了，假如他还活着，依然会爱读书，会让他的所学服务于部队；杨业功走了，在他的部队，学习风气依然浓烈。

　　有这样一支爱学习的部队，中国军人，将无往不胜。

　　“让我摸摸被子，看看睡觉冷不冷？”

　　士兵第一，基层至上。

　　杨业功带兵求严，但在战士眼里，他很多时候，更像慈父。

　　某旅后勤部助理员俄立宾讲述他与杨业功的交往时，依然难以平静。“1992年冬，我与战友在某地执行任务。驻地室温非常低，开门只能用身子，不敢用手，怕被铁手把粘上。一天晚上，杨司令来了。他弯下腰说：让我摸摸被子，看看睡觉冷不冷？我说不冷。他说，我都感到冷，要实话实说。我感到首长很亲切。他让司机把自备车上的毛毯给我们用，说不要冻坏了战士。我们让司机留一条给首长，司机说，首长不让留，留了肯定挨训。”随着职务的升高，杨业功对战士的朴实情感更加厚重。他把战士的生命安全，看得比自己还重。

　　2003年5月初，战士范伟从南方非典疫区出差归来出现胸闷、发烧等症状。杨业功得知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医院，走进隔离室，仔细询问范伟的病情。他安慰范伟：“不要害怕。不一定是非典，即使是，请你相信，部队会全力救治你的。”随后，他指示医院领导，要以最快的方法确诊，用最好的药物治疗。在战士最担惊受怕的时刻，他的到来就像一颗“定心丸”。后来，范伟被排除了非典。他只要跟人说起这件事，眼圈就发红。他说：“那会儿，我感觉杨司令胜过自己的父亲。”

　　他的可亲，曾长久地激励着一个名叫邱国绪的战士。“2000年的一天，我参加实弹发射，担任发射号手。最后一次合练时，心里紧张。汇报口令时有点停顿，这是一个小失误。没想到，司令员没批评我。他说：小同志，你是第一次参加任务吧，什么事都是万事开头难，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常，这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然过程。多年来，他的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

　　“有一次，杨司令来到连队。打饭的时候，他正好排在我后面，我闪身一让，他一把就把我拉过来。说：我也是一个兵，应该排队。吃饭时，与我拉起了家常，问我是哪里人，多大了？饭后，还要与我握握手，鼓励我好好干，没有一点官架。”讲起往事，战士邓义强仍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2003年，门诊部主任潘瑞高妻子生病，杨业功出差在外，得知后专门打电话：“不能前来看望，表示歉意。”回来后，杨司令专程送来2000元钱。“我们当时心里非常激动。”潘大夫说，“一位首长如此关心部下的家属，让人感动。”

　　杨业功身边工作人员刘德华说：“每年我都生冻疮。一次，见我小指头用纱包着，他当时就要我休假，说好了再来，还让我每天去门诊部换药。”

　　有时出差碰上天气变冷，他还会掏钱给随行工作人员买件衣服……

　　他走到哪里，就把爱带到哪里。

　　杨业功的官兵情，如丝丝细雨，洒向南方密林；如颗颗碎石，铺在戈壁荒原。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名好士兵；爱自己战士的将军，定是一位好将军。

　　“领导干部为啥非得穿名牌？”

　　清者自明，廉者无畏。

　　杨业功说：“廉洁不是个人的事，要从红色江山不变色，人民军队不变质的高度去认识。”

　　杨业功在述职报告中写道：“我家四口人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家庭月收入6000多元，总存款年年上升，已经达到30万元，属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小康家庭。”他把自己向党和人民、向部队交待的清清楚楚。

　　“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仿照《陋室铭》，杨业功为自己填写了《公仆铭》。

　　他这样说，更这样做。

　　杨业功爱好书法。一名干部去看望他，带去一些优质宣纸。他半开玩笑地说：“用你送来的宣纸，我心里不安，肯定写不出好作品！”后来，他对身边的人说：“党员的党性可不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啊！”

　　“越是位高权重，就越要在生活小事上把好防微杜渐的关口；别人给你送礼送钱，那是在试探你做官的‘底线’。”杨业功常这样告诫干部。他家的门楣上写着：“携礼莫入”。有人觉得是摆样子，就想推开这无声的“挡箭牌”。

　　“1994年，一个老板送来4000元钱。首长让我把钱送走。说：君子用钱，但不能为钱所用。”谭佑华记忆犹新。

　　某旅副营长赵全军说：“一个老乡想开车，拿了两瓶茅台酒，说了名字和单位，放下东西就走了。首长回来后，打电话让这个老乡来拿，说如果不来，就让他的营长来取。那个老乡吓得赶紧拿走了。”

　　老乡沾不上光，亲人也别想从部队得到实惠。

　　一年春节，杨业功到部队慰问，儿子杨波涛正准备回家休假，想搭便车。他却让儿子坐火车回家。妻子埋怨。他说：“我到部队是工作，让儿子坐我的车回来，岂不成了我专程去接他！虽说让儿子坐我的车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但不能让他有依赖的思想，更不能坏了部队的规矩。”

　　杨业功的一个弟弟想在部队找工作，他没同意。看弟弟不走，就把他安排到招待所当勤杂工，弟弟嫌没面子，就回了老家。对此，弟媳一家很有意见。

　　杨业功生活简朴。有人说他“过得寒酸，看了心酸。”

　　“他的内衣不少都打了补丁，在老家农村都难见到，他都是自己洗，从不让人帮，也不拿出来晾。床是四个大箱子拼成的，生活标准实在太低。”他吃饭用的瓷碗，里外有好几处掉了瓷，用了30多年，去世前，还在用。

　　有一次，杨业功在外出差，突遇寒流，随行人员花400多元钱为他买了一件茄克衫。结果他毫不领情，坚决让退掉。第二天自己花60元钱买回一件“地摊货”。部属们很奇怪：“您这么大的首长怎么也得穿件名牌吧？”他反问：“领导干部为啥非得穿名牌？”

　　开会路上或下部队，三、五块钱的面条就能打发好他。

　　有一次到友邻部队开会，杨业功提出把套房换成标准间，工作人员劝他：“这是对方接待，不花我们的钱。”杨业功一听就来气：“花谁的钱不是人民的钱？”坚持搬出了套间。

　　杨业功对自己很“抠”，对他人却很大手。

　　“这几年，他资助了两名失学儿童上学。其中一个是老家湖北应城实验小学的宋特伟，一次就寄去了3000元钱。去世后，按他的遗愿，又寄去1000元钱。”妻子杨玉珍说。

　　“我里里外外的衣服几乎都是老杨买。每件都合身，我很喜欢。平时到乡下去，看到新鲜的蔬菜他就买回来，能吃上一周。”老伴眼里流露出幸福、欣慰的笑容。

　　一个体贴妻子关心亲人的将军，一个忙于工作心系家庭的军人，“铁骨柔情”应是恰当的形容。

　　机关干部都知道，杨司令下部队随车必带“三件宝”：暖瓶、大衣、方便面。用他的话说：“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有这‘三宝’，衣食无忧。”

　　杨业功，工作坚持高标准，生活追求低要求。

　　杨业功在读书笔记上写道：“用权不谋私利，用人不徇私情，用钱不比阔气，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当官，正正派派干事。”

　　有的人写的比做的好；杨业功是写的好，做的更好！

　　“有本钱，就要干革命”

　　热爱生命的人，总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与病魔较量。

　　长期处于高强度、满负荷工作状态的杨业功，躺在病床上，也很难相信自己早已被病魔盯上。

　　2000年，他曾做过一次手术，安上了心脏起搏器。谁知术后20天，就回到部队下基层、看阵地。医生要他每天中午必须休息1至2小时，可他不是忙工作，就是忙赶路。医生多次提醒他：“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样下去会出事的！”杨业功总是拍着胸脯：“这不挺好的吗？小疼小痒整不垮我。有‘本钱’就要干革命，不然要‘本钱’有什么用？”

　　2003年11月，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的杨业功，被查出患十二指肠腺瘤癌变等疾病。被紧急转往某医院。他尽管能猜出病情的严重性，但对现代科学充满了信心。还安慰家人和陪护人员：“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已经住进了医院，还怕治不好病！”他躺在病床上，仍在翻阅随身携带的资料、笔记。稍有空闲，就讲一段笑话给大家。对于将要进行的手术，他说：“不就是换一把刀吗？有了第一刀，还在乎这第二刀？”

　　乐观主义精神，中国军人从来不缺。

　　手术很不顺利，血管大出血。15个小时内，腹腔被两次打开，他的身体遭到了重创。手术前，他还交待，如果失败，一定不要找医院的麻烦。这所医院与杨业功所在的基地医院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想到的依然是工作和他人。

　　术后不到一个月，杨业功坚决要求转到附近某医院。

　　这里的冬天，寒气袭人。基地后勤部副部长王庆栓没有想到，杨司令提出要去看看老干部住房现场。“没事，我们又不走路，坐车去嘛。”他不停地磨，推也推不掉，只好带他到施工现场。“他转院就是放心不下这件事。”

　　杨业功把吃饭当成了战斗。有时喝完就吐，吐完又喝。“每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心里就很难受。他是想尽快好起来，回到岗位上。”提及公公，佟欣眼眶湿润。

　　躺在病床上，他用电脑起草述职报告。保健医生张海峰提出由司令口述，他来录入。杨业功说要亲自完成。病情稍有稳定，他就想回到基地。经过再三争取，医院勉强同意他出院治疗。医嘱写着：“全休！”

　　2004年春节，这是杨业功在基地和家里过的最后一个新年。

　　大年初六，他突然出现在办公楼。劝他休息休息，他说：“部队执行重要任务，作为军事主官怎能在家休息！”

　　从二楼到四楼，40多个台阶，他大口喘气，直冒虚汗。

　　会议进行了整整一上午。杨业功主持会议，他一边擦汗，一边给大家提要求，把每个环节都推演了一遍。

　　“我参加过多次会议，这次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谈起此事，迟志江肃然起敬。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与死神赛跑。回到岗位不到10天，病情再次恶化。被紧急转往北京某医院。

　　就在他去世的前13天，某旅旅长陈楚华突然接到杨司令电话。万万没有想到，老首长还惦记着旅里的达标考核。“他叮嘱，一定要把工作做细致。我握着话筒，心里有说不出的酸痛。”

　　2004年7月2日凌晨3时50分，这位忠诚的共和国军人走完了他最后的军旅生涯。没有给亲人留下半句交待。弥留之际，在昏迷中仍念叨着：“出发！”、“操作！”

　　杨业功最后的一份述职报告中有这样几句：“此时此刻，我更加怀念部队的领导班子，更加怀念朝夕相处的战友，更加怀念部队驻地的山山水水，常忆哪些工作没有干完，哪些工作没有干好……”

　　兵，他没有当够，就匆匆而去。

　　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好战士杨业功，与无数的先辈一起，用青春、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标志。他把自己融入了这伟大、壮丽的国防事业，成为第二炮兵的一个闪亮符号，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责编：王丽华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