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创新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29日 10:19

　　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突破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二是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科学地阐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明确地把计划和市场看成是两种经济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就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四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统一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五是科学地论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使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加充实、更加完整。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重大创新。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空白，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邓小平文选》，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凝聚了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创新的主要成果。

　　同以往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研究与探讨相比，小平同志在以下五个重要方面有创造性的突破。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

　　这是一个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界定的问题。尽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学说已有很长久的历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诞生，也已７０余年，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解释是不一的。例如，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通常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三者并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也往往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那里摘引一些语录来证实这种观点。虽然这种摘引不一定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原意相符，但至少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一直缺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简明而科学的概括。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的混乱，与此不无关系。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界定在经济理论上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抓住了本质，而把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在社会主义定义之外了。

　　根据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三点：

　　第一，这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１９４９年，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保证；计划经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第二，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前人所不曾论述或不曾考虑的。小平同志则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论点，从而使其它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答。比如说，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强调解放思想？因为旧的习惯势力等等阻挠改革开放，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是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走向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要通过各项改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劳动者。为什么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同步富裕不切实际，人为地拉平收入差距反而限制了生产力发展，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生产力才能迅速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之，只有深刻理解了邓小平经济理论中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才能懂得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的伟大实践意义。

　　第三，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的是与非，要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进行判断。判断的依据就是生产力标准。小平同志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充分突出了生产力标准，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恰恰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一些非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本质而坚持不放，结果必定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从而有损于社会主义本质。

　　（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论述，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指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但革命胜利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详细的论述，或者只讲到发展生产力为止，这是不全面的。在一段时间内，包括原苏联和中国，甚至那种继续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还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以致于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遭到了损失。小平同志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具体表现于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解放生产力问题，即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观点。

　　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所得到的启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一定要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原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假定忽略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一切墨守成规，那就不仅会使社会主义难以继续前进，难以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而且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失去活力，失去吸引力。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之后，我们对小平同志在经济理论上的这一创新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要抓住时机进行改革，不能错过改革的时机。如果不改革，或者不抓紧时机进行改革，那么最后将丢掉社会主义制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反之，只有致力于改革，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活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下不断发挥出来，使人民群众热爱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才得到维护，社会主义也才能继续前进。因此，可以把这个道理作如下的表述：不改体制，失去制度；改革体制，保住制度，或维护了制度。

　　实际上，“保住制度”这四个字还不够完整。小平同志在谈到经济发展时曾说：“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现代化建设可以搞得较快较好。这就是说，只要抓紧时机，改革了体制，不仅可以保住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可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成效，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好。

　　从这里还可以体会到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左”和右都会葬送社会主义的道理。什么是右？右，不只是改体制，要害是要改掉制度。“左”，连体制都不愿改，或者不愿真正改，这样，不改体制，照计划经济的老路走下去，最终连制度也保不住。为什么“左”是主要干扰，这是因为，多年来在理论上所灌输的就是旧体制的那一套东西，使人们在“左”的言辞的迷惑下抓不住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说，“左”的迷惑性是不可低估的。

　　（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体制

　　前面已经指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画上等号，把资本主义同市场经济画等号。因此，如果要谈经济体制改革，那就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内作某种修补或进行某些调整。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不能突破这个教条的束缚，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解放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标。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另一个重大创新，就是明确地把计划和市场看成是两种经济手段，指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计划与市场作为两种经济手段或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可供我们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而选择使用。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则不可能并存。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是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体制。以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为主就不可能又以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为主，所以两种经济体制之中，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替代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

　　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可以结合使用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或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正如计划经济体制也可以兼用这两种经济手段或资源配置方式一样。区别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资源主要用中央计划进行配置，市场只不过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被人为地分成两块，一大块由计划调节，一小块由市场调节；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而政府则起着高层次的宏观调控作用。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和市场的兼用，既可以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来配置资源和重新组合资源，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又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持续、稳定、协调中前进，兼顾效率与公平。长时期以来，正由于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必定相互排斥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占据支配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受阻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小平同志对这一传统理论的突破，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必将取得越来越显著的成就。

　　（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关于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把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的论述，在前人的经济著作中已多次被提到。然而与前人不同的是，小平同志就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从而把速度与效益的理论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四个方面是：

　　第一，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问题时，是把加快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同他对于国际形势的正确估计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就为中国加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要抓住机遇。抓住什么机遇？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抓住当前对我们发展经济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正因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那就会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以某种压力，这就是：周边国家，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同样会利用（并且已经利用了）对它们有利的国际环境，加速经济发展。假定它们的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了，而我们却一再错过机会，那岂不是又拉大了我们同世界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同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

　　第二，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问题时，是把发展速度同社会稳定、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又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正因为小平同志把发展速度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所以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

　　第三，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时，是把速度、效益、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仍束缚着生产力，就不会有速度和效益；没有开放，不去吸收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经验，不去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也不会有速度和效益。特别重要的是，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就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发展生产。小平同志一再提醒，不能像１９５８年那样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什么效益也没有，即使速度上去了，但很快又掉下来。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改革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旧体制，各级政府只抓产值，不注意销路，只抓速度，不注意效益，只抓高指标的完成，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大，那么必然出现产业结构失调、瓶颈制约严重、效益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计划经济体制下，速度不能真正上去，无论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下降。可见，只有通过经济改革，速度与效益才有可能统一起来。小平同志曾经多次以农村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指出一旦抛弃了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就丰富了，农民收入就提高了，速度与效益也就同时增长了。小平同志还在政企分开、转换政府职能、企业联合、理顺价格、发展金融、“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兴办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建立经济特区、办“三资”企业等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这些论述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真正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在效益增长的同时提高发展速度。

　　第四，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这又是一个新问题。以前，人们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会有波动，或者认为经济波动只是由于政策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的；更重要的，把波动看得过重，总想求稳，哪怕以低发展速度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小平同志在考察速度与效益统一时，提出不要单纯求稳而忽视发展速度。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总是有起有落，总是在波浪中前进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留下了产业结构不协调、市场不发育等问题，要把经济搞上去，怎么可能四平八稳？只要宏观上大体控制住，社会能承受得住，不是大起大落，有一点波动算不了什么。许多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有利于解决。单纯求稳，不注意发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解决不了的。

　　总之，结合新的国际形势来说明抓住机遇的必要性，把速度问题同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对速度、效益同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充分论述，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的科学分析，都是小平同志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上的创见，这对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保证。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使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加充实，更加完整。这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关系的分析。

　　１．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小平同志总结了近年来的国际国内经验，指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社会不稳定，什么经济建设也无法进行，人民生活水平只会下降而不可能提高。因此，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当然，经济发展是需要资源的，例如资金、技术、人才、自然资源等等，但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这些资源，而在于有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便组织这些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发掘潜在的资源，引进国外的资源。假定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已有的资源会流失，或者资源无法被利用，或者资源遭到破坏，再多的资源也无济于事。这正是以往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很容易忽视之处。

　　２．关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小平同志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两种文明建设一起抓，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这是因为，一个缺少精神文明的社会，不管经济发展程度多么高，物质产品多么丰富，那只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病态的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求达到的境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应当体现于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生活质量的范围是广泛的，它包括物质产品的丰裕，社会风气的良好，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环境的舒适，犯罪率的降低，人们文化教育程度的增长等等。只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３．关于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关系。过去，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通常是在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对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对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意义认识不足。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的教训，尤其是中国在“文革”期间的教训，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抓民主、法制建设。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那么计划经济很容易转变为“权力经济”、“审批经济”，经济建设项目也很容易转变为“长官意志项目”，结果，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资源被浪费，经济效益下降，使生产力不能迅速发展，甚至滋生腐败现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注重法制的经济体制，也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体制。民主的发扬，不仅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而且有利于加强经济工作的监督，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好。法制的健全与完善，不仅促进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促进市场秩序的正常化，而且也把政府的经济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就可以避免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上那种凭长官意志作出决策，违背科学，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造成的大起大落、大浪费、大折腾等现象。

　　４．关于经济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取得成绩。在这里，特别应当认识到，党的领导既体现于党的基本路线成为一切经济工作的指导，又体现于党的各级机构、全体党员都应当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而努力。国内国外某些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后的前景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其中一个较普遍的揣测是：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必定会在政治领域内引起重大的变化，于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将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发展趋势。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从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是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他们坚定不移地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保险箱之中。不要以为只要发展经济，就万事大吉，从此高枕无忧了。其实并非如此。如果党不注意自身的建设，党的战斗力削弱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消失了，那么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是没有可能出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种局面的。这是当代社会主义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我们深刻思考的迫切问题。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形势对经济建设与党的领导之间关系的论述，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上述五个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是小平同志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十来年的实践已经对邓小平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证明它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是强大的思想武器，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的实践，改变现实世界，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必将不断被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

　　《人民日报》1993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