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距北京亚运村北约几公里的一个村子，是制售假公章和假证件贩子的集散地。这里姑且称之为“假证村”。
如果购假者需要做的假证件不是学生证、身份证、毕业证书等“大路货”，而是有特殊用途的证件或立等可取的公章，你将“有幸”被揽活儿的人带到“假证村”去和“老板”当面洽谈。
在村里，男女老少嘴上说的，手里拿的，自行车筐里装的，都是假证件和假章。村里环境脏乱，除了制假贩假的，据说还有赌博的、卖白粉的、抽大烟的、私人接生的……
本报记者亲历“假证村”，探访出的内幕令人震惊。
在北京亚运村附近，常年流动着一些为做假证件揽活的外地人。见着过路的人他们就殷勤地问：“办证吗？”记者曾在北辰购物中心门口，听见一个小伙子兴奋地告诉给他做假学生证的年轻女人，用假证买半价火车票成功了。
那女人很得意：“我说跟真的一模一样吧，你还害怕，这阵子做学生证买票回家过年的人多啦！住我们院儿一个四川打工的，也让我给他做学生证，他已经让学校的学生给他订了半价火车票，怕车上查。我给他做了个北大的。”
“不过，做学生证最不赚钱，30块钱得给老板20块，其实那章坯子是从河北进的，才一块五一个。”
“做一个毕业证多少钱？”记者凑上前问。
“200块钱。毕业证比学生证难做，上边还得有校长名章，不能弄错。老板的大本子上都有记录，按区分的，朝阳、东城、海淀，哪个学校的领导人是谁都记着呐。今天上午我刚给人送去两个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证，他给上海人做的，还得邮过去。昨天我在肯德基门口看见一个带小孩的女的，她一看就认识我，她以前找我做过武警的驾驶证。她让我给两个男的做成人高考的毕业证，一个1998年的、一个2001年的，按她自己的真证做。”
“做毕业证书非要用原件吗？”
“不用，你要哪个学校的，哪年毕业的，大学的、大专的、成人的、高中的都能做。”
“能一模一样吗？”
“能。不过刚才把证给那女的，她拿真的一对比，别的都一样，就是假的纸薄点儿。”
“做什么证赚钱多？”
“最赚钱的是车牌子，一个好几千块钱。上次有人让我给他做警备车牌子，我不敢给他做。车牌子不是我们这伙人干的，都是从温州运来的，全部都是电话联系，随便拿一副几百块钱，你要指定号得1000到3000块钱，不过得做一个礼拜。那爷俩给人做了4副车牌子，掉进去了，公安跟他们家要8万罚款，他女人不出钱，现在还关着没判呢，多长时间才能挣出8万块钱呀！”女人侃侃而谈。
“你们每天什么时候出来？”
“公安的11点半下班，我们一般中午都在这儿练摊，下午3点半联防的上班一过来，我们的人就撤了。”
几个小伙子走过来，和她打招呼。“都是我们这伙人”。她说。
“这些小伙子身强力壮的，干什么不好呀，干这个多担风险。”
“他们原来在老家干瓦工，给人盖房子，一天干十三四个小时，累死了也挣不了多少钱。现在一般都是老头儿干那个，年轻点儿的都出来干这个了。这些男的比我们能挣钱，他们会侃，一个毕业证能侃到400块钱。一个身份证要300块钱，我才要150。”女人说，“做证都是我们江苏人最先干的，有干好几年的，现在还有朝这儿来的。河南的、东北的也跟我们学，但他们拉活也得找我们的人做。”
“干嘛都集中在这儿，不换个地方？”
“中关村那边活儿多，报上对那边做毕业证的事儿曝过光，连外地人都知道那边能做，来北京就奔那儿，一做就是好几个。可那边抓的太紧，便衣天天都在那儿看着，一抓就几车人，像我们生道儿的不认识便衣，不敢去。”
“这儿有便衣吗？”
“有，昨天就来了好几个。”
“你怎么知道谁是便衣呀？”
“看得出来，你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还给你车钱让你回去取。等你把东西一拿来，他‘卡嚓’一拷，就把你逮走了。”女人神秘地悄声说。
她朝一个走来的瘦男人迎上去，问：“带来啦？”
瘦男人点点头，警惕地看着记者。女人说：“这也是打听着想做的人，没关系。”
她带着瘦男人和记者走进阳光广场，指着不远处长凳上坐的俩人说：“那也是来拿东西的。我们拉了活儿都上这儿来。”原来此广场是他们交易地点。
瘦男人拿出一张单位介绍信，说要照着做上面的公章，而且要马上拿走。女人说：“那得按加急算。”
“加急多少钱？”
“100块钱。”
瘦男人嫌贵。“这还贵，上次那人要做全套公司的章，7个跟他要了1200块钱呢。”女人说。
“能做得和真的一样吗？”记者问。
“做公章是最保险的，老板都用电脑刻章，知道公章的规格，38的，40的。有个女孩让我给做平谷公安局的章，说是开证明用，把我吓坏了，夜里都睡不着觉。后来她又找我做户口本，我问她公安局的章用了吗？她说用完销毁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80元成交。女人让瘦男人跟她找老板去做，记者说也想去看看，如果做得像真的，以后没准儿也做一个，女人同意了。
坐了近半小时的车，下车后女人先在路边一家刻字店把介绍信复印了一张，然后带我们进村。村口一条街上两边都是杂货摊。女人打公用电话找到老板，约好在卖麻辣烫的地方见面。我们在那儿等了约10分钟，老板没来，女人又去打电话，说得换个见面的地方，还说，他们和老板都是单线联系，老板一般不见外人。有一次便衣把一个拉活儿的逮着了，他供出了做证的老板，公安到老板租的房子里把机器都抄走了，老板被逮走判了刑。
在一家饭馆门口等了会儿，一个胡子拉茬的中年男人朝我们走来，女人介绍我们都是她的老客户，把瘦男人的介绍信递过去。中年男人扫了一眼，说：“你们在这儿等会儿。”就拐进一条小巷。
大约20分钟，刻章的人来了，把做好的公章给了瘦男人，他仔细地和介绍信上面的公章对照，表示挺满意。刻章男人腰间的BP机响了，他用饭馆的电话回话，对方大概让他做一套公司的章，他忙不迭地掏出小本记下了北京某公司的名称，说得去赶活儿，就匆匆走了。
“老板活儿多，白天黑夜地刻也刻不过来，眼睛都刻花了。最多是刻财务章的，上次我一下子给了他15个，后来又给了7个，都是财务章。”女人边说边接过瘦男人的80元。（本报记者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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