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艾滋小偷（李哲）

央视国际 (2004年02月20日 15:02)

　　CCTV.com（纪事）：来到《纪事》之后，我一直在找选题，总是没有合适的。

　　

一天，一个选题撞到了手上，是个急活儿。杭州警方抓了13个携带艾滋病毒的小偷，按照以往公安的惯例抓了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合适的关押场所，关两天也就放了。而这一次警方不打算放了，要按照法律程序依法治罪。

　　星期六下午确定要拍这个选题，星期日早八点的航班飞往杭州。一切都是那么仓促，借款、借带、找摄像、订机票。直到坐在飞机上我还有一点心虚的感觉。我能把握得了吗？艾滋病、人权、国家机器等等，这里面有好多敏感的点，而最为麻烦的是警方不太同意拍摄。他们怕媒体给他们添乱，尤其是中央电视台。

　　刚到杭州我就病了，主要原因是上火。警方非要我们办完全部审批手续才可以拍。和警方斗智斗勇中我的嗓子哑掉了，说不出来话。后来又转变成咳嗽，每天咳个不停。真叫人着急，一个拍纪录片的，现场的声音多重要，编导在那里咳个不停，怎么拍？嗓子说不出话来，采访怎么进行？这时和我一起去的朱永琪老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跟我说你别着急要把心态摆正，不能太功利，要冷静观察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朱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的职业精神。

　　终于可以拍了，也见到了艾滋小偷，他们和我想像的不一样。我原以为他们就是社会的渣滓，可是和他们聊过之后才发现，他们的无奈、辛酸和这样活着的合理性。而他们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则更加触目惊心。

　　艾滋小偷说：放了我还会偷的，因为我是艾滋病，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人不死总要活着的。3天之后，就有一个小偷撞墙自杀，理由很简单，老家的老婆孩子都是艾滋病，原本靠他偷钱维持生活，他如果被判刑，那两个人没法生活。

　　艾滋小偷说：他们上医院做手术不敢说自己有艾滋病的。因为说了没人给他治的。可是他不说就意味着给他用过的器械还将给别人使用，而这肯定是要传染的。5天之后，我们拍到了警方将自杀的小偷送往医院抢救，但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接收。

　　艾滋小偷说：其实他们在借别人的注射器注射毒品时，是知道这样会感染艾滋的，但毒瘾一犯就是没办法。

　　采访中我们发现警方其实也挺难的。对于关押这样特殊的嫌犯从经费到人员警方都不具备条件。但是抓了就放也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警方也很尴尬。

　　艾滋小偷的存在给所有的人出了个难题，让人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拍完这个选题我的感觉是吓坏了。平静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不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一面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编这个片子的过程痛苦也快乐。

　　第一版我编出来给制片人刘鸿彦看的时候，一面放着片子，一面看着刘老师的表情，我的解说词越念越心虚，怎么回事，在杭州很强烈的感受到了片中竟成了流水账一般。看来要传达的东西并没有传达到。看完了片子，刘老师说要大改。

　　又改了一版，还是不行。

　　这时已到了年前，为了赶在年前播出，刘老师让主编邓蕾帮我改这个片子。那时候邓老师已经病了半个月了，每天发高烧，咳个不停，但是还得给我看片子。

　　领导们说要按照逻辑编这个片子会更有力量，但是什么是按照逻辑编我并不清楚。这种社会问题的选题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真是不知从何下手。很多时候我很困惑，我觉得我对这个题想得挺深的，拍的素材里也有很多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但是就是不知到从哪一刀切下去会更有力量。奇怪的是虽然编了几版不被认可，但是我却越来越喜欢这个选题。我觉得和我以前拍的真情故事相比，这个选题更让记者有一种表达的责任感，一种面对现实有所作为的快感。生活中你没有看到的东西不等于没有发生，你不知道的事情不等于它不存在。忽视回避并不是一个办法。艾滋病人犯罪的问题终将有一天会摆到桌面上的。这个片子的味道应该是提出问题层层剥开、刀刀见血。

　　刘老师是一个冷静的人，她看片子比较务实，往往一眼洞穿本质。而邓老师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她思考和表达的速度要别人小跑才能跟得上。改片的过程中，她经常有灵光一闪的时候，比如片子的结尾和片名就是她的设计。应该感谢的是两位给了我足够多的宽容和足够长的时间让我自己去想明白。这其间她们给了我适当的引领，但更多的时候她们常说的话还是不要急着出手，要通过这个片子多学点什么。

　　过年回来我试着按逻辑编了一版，可是这一版邓老师说又有些矫枉过正，忽视了纪录影像的魅力。于是又调整一版，这一版终于让大家有了笑容，而自己也终于找到了感觉。

　　于是明白了选题有如蛋糕，蛋糕可以切很多刀，一个编导的任务就是尽快成长，努力把这一刀练得准些更准些。（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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