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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敬一丹）：在咱们中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老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现在它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个文明的社会就应当是法治的社会。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所倡导的守法规范，要求我们公民不仅要有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法律意识，还要有把这样的意识转化为自觉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行为。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一位母亲的故事，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守法故事。这位母亲的不平凡在于，当她儿子逃亡在外的时候，她坚强的忍着悲痛，千里跋涉，用自己的亲情和大义感化了儿子，最后儿子投案自首。这位母亲用一个普通公民的力量，维护着法律的尊严。
1998年3月，长春市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被警方一举打掉。团伙成员之一孟繁胜仓皇出逃。
当这个消息传到离长春市80公里的德惠市时，正躺在病床上的孟繁胜的母亲张桂英惊呆了。孟繁胜是她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张桂英以前一直以为他在省城开快餐店，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当时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至今回想起来，她仍然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桂英：头两天一宿都不能睡觉。要是打外面来、或者门口停着警车，我的心就翻个儿，是不是上我们家的呀，找我们的。是不是公安又来了？要是晚了打个电话，我就吓得就哆嗦。
张桂英买了很多份报纸，想从报纸上看看儿子究竟做了什么。可真的看到有关儿子和同伙的报道，她又会心惊胆颤。刚开始，她真希望儿子走得越远越好。可是当几个月都听不到儿子的一点音信，甚至不知他是死是活时，她又觉得一直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到了1998年7月，病情刚有一些好转，她就背着老伴作出了一个决定。
张桂英：我去找他去。找他回来自首。
记者：怎么动的这个念头，要去找儿子呢？
张桂英：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守法，这样我们整个社会才能安定。他犯了法，就应该伏罪。这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做到的。另一个，我也不想让他过那种流浪在外的生涯。老逃，逃到什么时候是头呀？你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不也是个有出路吗，像咱说的有盼了。
刚开始，她先从自己和老伴的亲戚家一家一家找起，没有儿子的消息。然后她又到朋友家去找，也没有。从吉林省的榆树、九台到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锡林浩特，再到黑龙江省的佳木斯、鹤岗，一年中她几乎走遍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大部分县市，都没有儿子的下落，但是她并没有停止寻找的脚步。
张桂英：找些日子就歇些日子，回来就得病，病多少日子才能好。在家也坐不住，要说在哪块儿，他在哪块，寻思下来就走。
孟繁胜曾经跟着姐姐到河北省的秦皇岛去过一次，张大妈就到秦皇岛去找儿子，结果没有。烟台发生了海难，有人说有两个德惠人上了船，张大妈又只身赶到烟台海边，结果那两个人都不是儿子。1998年夏季，长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有人说在九江看见了孟繁胜，张大妈一听，又立即买了张南下的火车票，结果因为大水阻断了道路，在没到九江一个小车站，她就不得不返了回来。
记者：那你这四年里面，都出去过多少次？出去找过多少次？
张桂英：唉，那我就记不清了，我每当走之前，我都写一些寻人启示拿着，贴到候车室、售票处，有时候哪块人多，我随时就贴。
记者：启事上头写的是什么呢？
张桂英：启事上我是那样写的，胜儿呀，或者胜子，妈来找你了。
记者：那你出去以后都住哪儿呢？
张桂英：有时候住火车站，凳子上也睡。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在公园凳子上也睡，有时候在树根儿底下睡，这是夏天。夏天的时候我多数都不住店。冬天的时候，我住店就住澡堂子。有的澡堂就一块五，连洗澡带住店都有了。
将近四年的寻子路途中，张大妈睡街头，住澡堂，啃面包，摔跟头，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一次在煤矿的历险，更让她至今难忘。
张桂英：上那煤矿，一看那是一个草甸子，一片荒凉，也没有人家，就在那黄草甸子里头。草窠里就出来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年轻的。那个男的拿着刀，站住，把钱掏出来。我说孩子，我没有钱，我说你这样做也不对。我说那个我呀是来找我儿子，你是哪儿的，我告诉他了，我说我是德惠的，我儿子犯法了，逃出来了，我听说他在这个煤矿，我来找我儿子。我说你们的路还长着呢，你们现在这么年轻，你们也想想你的爹妈，别像我这样。我现在心都碎了，你们也有父母啊，你们要可怜天下父母心，做母亲的，我能单枪匹马来找孩子，我是什么心情呀，孩子，我能有钱吗。我就是有钱，你们劫我，于心何忍呢。我连哭带说，这小孩一听我这么一说，把刀撂下揣在兜里，说别往前走了你，前面更荒凉了，这个小煤矿人家不让开了，都关了，没有人了，我从那儿来的。这小孩也含着眼泪，女的说走吧，快走吧，他们俩就走了。
自从儿子逃走后，张大妈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了节日和团圆。一次次抱着希望出发，又一次次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失望地回到家中。儿子始终没有音讯，甚至不知他是死是活。烦闷的张桂英，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做了500多双这样的拖鞋，她只有用这一针一线，才能使自己的心得到片刻的宁静，但是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她始终没放弃过找回儿子，让他投案自首的念头。
记者：你还打算找到什么时候？
张桂英：多会儿找着，多会儿算。
张大妈的诚心和决心终于感动了上苍，2001年10月的一天，儿子有了音讯。
张桂英：一小男孩敲门，我一开门，塞到我这个门里就走了，我一看是个传呼号。
记者：这个纸条上写着传呼号，另外写着什么。
张桂英：胜子。
记者：就写你的孩子的名字。
张桂英：我就去给他打电话，他接着了，妈，你的身体咋样，我敢说我有病吗，家里都挺好。当时就别说了，这心啊，又是喜又是悲。喜的是儿子还活着。悲的是他犯了法，人民的罪人，我说你回来吧，报纸上都报了，投案自首，宽大处理，你回来吧，他说我也这样想的，我也有这个意思，等到阳历年的时候。这样他就把电话挂了。
儿子的电话，让张大妈第一次觉得希望就在眼前，觉得自己的行踪也在儿子的关注中，在不断地打动着儿子，这个希望不能就这么断了。
张桂英：我回来一找，找区号，一看是西安的，我就去找他去了。
紧紧揣着一个传呼号码，张大妈就到西安找起了儿子。白天在车站找，晚上在澡堂睡。
张桂英：没找着之后，我就回来了。
从西安回来，张大妈就来到长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把儿子的情况告诉了警方，警方一再向他表明，投案自首就会从轻处理的政策，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一个月之后，孟繁胜又同家里联系了。这一次在张大妈的说服下，儿子答应11月14日晚9点，到德惠市公安局门口，和母亲见一面，然后就去自首。
张桂英：在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到了市局门口，和他父亲以及他舅舅，他姨他姨夫，拿着行李，去等他去了。他到跟前，他叫我妈，当时一喊我一愣，原来他是200多斤一个大胖子，现在瘦了，穿着个牛仔库，我就强挺着，心就像碎了一样，你就别说了。等到快半夜了，张局长他们车来了，来了就带走了。
2001年11月14日晚，在外逃亡三年零8个月孟繁胜，在母亲的说服下投案自首了。今年的春节他要在看守所里度过，但他说这个春节他一定会过的踏踏实实，这是4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张桂英：他自己也说，临走说我再有回来那一天，我可得要守法。我听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我并没有太悲痛，因为啥，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让他投案自首。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也是他的出路。因为我想这样做，我做到了，我心里头就无愧了。我这也算为社会、为政府也做一点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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